"在伊犁大逃亡的最後幾天，很多維吾爾人家庭，在恐懼與慌亂的逃亡中，能走就走」。
大概是在1990年代末，一次回伊犁住在一位朋友家，朋友住在伊寧市墩買里花園（Gulluk Mesjit）清真寺旁邊；一個早上，我們走出院子去會朋友，在花園清真寺旁邊的一個小巷子裏，迎面走來看似老態的一位維吾爾女士。
突然，旁邊巷子裏跑出來幾個孩子，走到女士前面用維吾爾語一起喊道：「Ketelmeysen（你走不了）！Ketelmeysen！「看似非常正常的那位女士，突然歇斯底里的開始了哭喊，並開始追打那幾個孩子；孩子們比她腳步快，一會兒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那位女士，一路哭着、喊着也消失在了小巷子的盡頭，我問朋友，她是誰？她怎麼了？怎麼孩子們一喊「你走不了「就失控了。朋友給我講了這位女士家破人亡的悲劇故事。
他們一家祖上是滿清末期，左宗棠再一次侵佔東突厥斯坦（新疆）後，自伊犁被沙皇俄國裹挾到俄佔突厥斯坦的維吾爾人；到上世紀初所謂「十月革命「後，又全家逃回了伊犁；1944年爆發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革命，她父母都積極參與，父親成為了東突厥斯坦國民軍軍官，母親在伊犁一所學校當老師。
1949年，伴隨共產黨的到來，享受過獨立自由的伊犁維吾爾、哈薩克人開始體會到共產黨對參加過獨立運動各民族軍政官員及知識分子的排擠和陷害，及以各種名目的政治迫害；他們發現，好不容易以流血犧牲換來的民族獨立，又開始一點一點被中國殖民者蠶食。
到1962年5月底，伊犁維吾爾、哈薩克人受不了共產黨中國的民族壓迫，以及人為製造的饑荒，憤怒民眾走上伊犁街頭抗議示威，遭到殘酷鎮壓後，開始大規模向蘇聯逃亡；一開始邊境處與半開放狀態；但很快，中國出動軍警、兵團開始關閉邊境。
在伊犁大逃亡的最後幾天，很多維吾爾人家庭，在恐懼與慌亂的逃亡中，能走就走，不像一開始的全家一起帶上家什走。那位女士的父母可能得到了政府工作朋友的警示，他們必須離開，否則會遭遇迫害；因而，突然決定離家逃亡，但那天正好這位女士到伊寧市郊區一位遠方親戚家過夜，父母一時等不及，就帶着其他幾個孩子，匆忙的離家逃亡。
姑娘第二天回到家，家徒四壁、空無一人；向左鄰右舍打聽，才知道父母已帶着兄弟姐妹逃往了。她哭呀哭，哭了好幾天，恍恍惚惚，還喃喃自語「我也要走，我也要走。「；一開始鄰里朋友安慰她，再後來，她一說」我也要走，「有人開玩笑說：」你走不了「，她一聽到「你走不了」就開始哭喊，最後發展到一聽到「你走不了」就開始發瘋。
後來，到1980年代，中蘇關係解凍，兩邊恢復往來後，這位女士的兄弟姐妹來了，但父母永遠的走了；因而，當兄弟姐妹想帶她回中亞時，她選擇了留下，大概是想守住和父母擁有溫馨那一刻的美好記憶；她繼續一個人孤苦伶仃的生活，並繼續着她念念不忘的「我也要回去！」
那段歷史，被共產黨刻意掩埋，但伊犁、塔爾巴哈台的維吾爾人沒有忘記；我對那段歷史有所了解，是因為我父親的大弟弟，當時是剛成立不久烏魯木齊八一鋼鐵廠的職工，也是在1962年5月的伊犁、塔爾巴哈台大逃亡中失蹤的。
據父親說，他最後見到他大弟弟是在伊寧市，1962年5月底；兄弟倆見面，弟弟告訴他要離開，說是受不了整天餓肚子幹活；父親沒有勸住他，自己聽從前國民軍戰友的勸告，離開了伊寧市，後來鎮壓關閉邊境，伊寧市被軍管，父親再也沒有聽到他弟弟的消息。
父親一直以為他弟弟去了蘇聯，所以一直抱着希望等待着他弟弟的出現；到中蘇關係解凍後，很多維吾爾人回來探親，但父親的弟弟沒有出現；我也幫父親打聽過，但杳無音信。實際上，父親的弟弟極有可能就沒有能離開伊寧市，可能被抓捕死在了監獄，也可能在街頭被中國軍警射殺，也有可能在邊境被打死；總之，自此，父親的弟弟，和無數同一事件中失蹤成千上萬維吾爾、哈薩克人一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我的父親沒有等到他的弟弟，那位女士儘管瘋瘋癲癲地等到了兄弟姐妹，但沒有等到父母，她也沒有能回去。
伊犁、塔爾巴哈台大逃亡後，很多逃亡者留在伊犁、塔爾巴哈台這邊的親人以為其親人跨越了邊境；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實際上，很多逃亡者根本沒有能跨過邊界，而是被中共軍警和兵團抓捕後，死在了監獄、或在邊界被槍殺死亡。
我聽很多伊犁的維吾爾老人說，鎮壓過後，偶爾還能看到伊犁河上漂着屍體，市區內的小溪，在血腥鎮壓並實行戒嚴軍管後，經常可以看到紅色的血水。沒有人知道鎮壓時死了多少人，也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成功進入了蘇聯。
這一段悲劇，被中國政府以輕飄飄的「伊塔邊民逃亡事件」之名詞，掩埋於黑暗中，維吾爾人不敢追究，一些喜歡拍馬屁的漢人學者也以符合政府口味的「蘇聯煽動，邊民逃亡」之結論，完成了其對這一對維吾爾、哈薩克人產生了深遠影響，共產黨中國佔領東突厥斯坦（新疆）之後的第一次大規模難民逃往歷史事件的學術論文。
但逃亡的原因遠不止於蘇聯煽動，逃亡的範圍也遠不止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兩個地區，而是包括了全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和烏魯木齊也有難民加入逃亡隊伍；包括我父親的弟弟，他就是從烏魯木齊逃亡的。
歷史的弔詭在於，包括本人在內的很多維吾爾人有一段時間，很幼稚地以為，維吾爾人失去親人，回不去家的難民流亡日子，伴隨着蘇聯的垮台，中國所謂「改革開放」，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後，這類悲劇日子一定是一去不復返，不會再重演。
然而，好景不長，父輩遭遇的黑暗，又很快降臨到了我們這一代頭上。
我在尋找母親、三個妹妹，茹仙∙阿巴斯女士在尋找姐姐古麗仙∙阿巴斯，茲巴∙阿巴斯在尋找母親古麗仙醫生，阿柯達小姑娘在尋找母親熱依拉∙達吾提教授，努爾曼、努爾斯曼倆姐妹在尋找父親、母親、倆兄弟，還有無數個維吾爾父親在尋找妻子、兒女，母親在尋找丈夫、兒女……，而我們都回不去，也不知道何時能回去。
回頭看，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們使用着現代通訊科技的最新成果，卻聯絡不上國內親人，不知道他們的生死；在憤怒與悲哀中，我們還在重複那位瘋癲伊犁維吾爾女士的喃喃之語「我也要回去！我也要回去！」
而今天，以嘲弄眼神看着我們，使我們近乎發瘋的，不再是那些調皮、搗蛋的維吾爾小孩子了，而是那些為中共維吾爾種族滅絕政策出謀劃策的邪惡中國御用文人、海外小罵大幫忙的網紅、大佬，以及殺紅了眼的、野蠻殘暴的極權中國！
歷史以某種形式重複，但在維吾爾人這裏，歷史是以一次比一次的暴虐而重複；我以為，失去獨立、自由的民族，只能被動接受歷史的災難性重複；唯有掌握了自己命運的民族，才能主動應對歷史可能帶來的災難性重複，並創造歷史。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