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7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國際供應鏈博覽會（CISCE）上，人們從蘋果公司及其供應商的展位前走過。(Illustration by The Epoch Times, Getty Images)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Stu Cvrk撰文／信宇編譯）
北京無需將一家外國企業國有化，也能使其為己所用。它只需將企業持續進入中國市場、利用製造基地或獲得資本的機會，與其配合態度掛鈎，然後剩下的工作便可交由企業常規的逐利動機來完成。
跨國公司的董事會未必需要直接向中共政權負責，也能表現得仿佛受其管轄一般。它們只需反覆且理性地得出結論：堅持原則所付出的代價高於順從妥協。這種權衡，經過十年或更長時間裏反覆進行，便是所謂「被俘獲」（capture）的常見體現。這並非源於某道戲劇性的指令，而是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自我審查、數據本地化、對人權問題保持沉默，以及優待具有官方背景的合作夥伴，逐漸變成了阻力最小的行事路徑。
本文將考察來自消費電子、酒店服務及銀行金融業的三家跨國公司，分析它們如何適應中共在經濟、治理、技術和政治層面的各項指標。分析重點在於那些僅憑常規商業邏輯難以解釋的行為模式，以及北京方面為促成此類行為而採取的「胡蘿蔔加大棒」（carrots and sticks）策略。
這些公司的反應完全符合共產黨的意圖。
蘋果公司——消費電子行業
緣起：蘋果公司（Apple）面臨的風險敞口主要源於兩個方面：一是製造高度集中——約80%的iPhone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二是2017年實施的中國《網絡安全法》（Chinese cybersecurity law），該法律迫使企業必須在「數據本地化」（data localization）與「退出市場」（market exit）之間做出抉擇，而蘋果選擇了前者。
胡蘿蔔：進入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並獲得無與倫比的製造規模、熟練勞動力及基礎設施支持。僅大中華區就為蘋果2024財年貢獻了約669億美元的營收。美國科技媒體《信息報》（The Information，總部位於加州三藩市）於2021年12月披露了一份2016年的備忘錄，其中顯示時任蘋果CEO蒂姆‧庫克（Tim Cook）承諾在五年內投入約2,750億美元，用於投資、技術合作及供應商協議；這是此類「以投資與合作換取監管寬容」的交易被明確記錄的最典型例證。
證據：
證據1：
自2018年2月至7月起，蘋果公司將中國用戶的iCloud賬戶數據，以及至關重要的加密密鑰，存儲在由國有企業運營的伺服器上——最初是「雲上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Guizhou-Cloud Big Data），隨後是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旗下的國有「天翼雲」（Tianyi cloud）部門。此舉將原本受美國法律程序管轄的密鑰置於了中共法院的司法管轄之下。
證據2：
蘋果商店（App Store）下架App應用的情況呈現出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其時機幾乎完全與中共政權的政治敏感點相吻合：例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App程序（2017年1月，應「政府要求」下架）；數十款VPN應用程式（2017年7月，理由是新實施的《網絡安全法》）；追蹤香港抗議活動的地圖應用HKmap.live和新聞應用Quartz（2019年10月），此前《人民日報》（ People’s Daily）指責蘋果為「暴徒」（rioters）提供便利；面向香港/澳門用戶的鍵盤中「台灣旗幟」（Taiwan flag）表情符號消失（2019年10月）；以及WhatsApp、Threads和Signal等（2024年4月，因國家安全指令下架）。
證據3：
蘋果作業系統iOS16.1.1版本（2022年11月）悄然限制了中國地區設備隔空投送（AirDrop）「所有人」（Everyone）接收模式的持續時間，將其縮短為10分鐘；而就在幾周後，該功能被用於在「白紙運動」（Blank Paper）期間傳播反對中共黨魁習近平及反對「病毒清零」（zero-COVID）政策的傳單。這個限制措施直到兩個月後才推廣至全球。
證據4：
據報導，蘋果公司曾遊說削弱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簡稱UFLPA）中關於禁止進口的條款；該法案最終於2021年獲得通過，且核心內容基本未受影響。
證據5：
獨立的供應鏈研究表明，多家蘋果供應商與涉及維吾爾族強迫勞動的勞動力轉移項目存在關聯。
戰略協同：每一次妥協——無論是密鑰遷移、App程序下架，還是「隔空投送」（AirDrop）功能調整的時機——都並非出於常規的商業審慎考量，而是分別對應了中共政權特定的政治或安全優先事項（例如在香港及新疆周邊動盪期間的信息管控，以及國內監控能力的強化等）。
萬豪國際集團——酒店服務業
緣起：
2018年1月，一家第三方供應商開展的常規客戶滿意度調查中，其下拉菜單將西藏、台灣、香港和澳門列為獨立的「國家」（countries）。這個舉動引發了北京方面全面的監管與政治回應。
胡蘿蔔：
中國當時是、且至今仍然是萬豪（Marriott）新開酒店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該公司此前已深化其在華發展戰略，於2017年與阿里巴巴（Alibaba）旗下的旅遊平台成立合資企業，旨在直接觸達中國旅客。
對於萬豪而言，此次事件真正的啟示並非其中國區網站被關閉一周，而是當萬豪按照北京要求做出道歉並提交整改方案後，其全面市場准入權得以迅速恢復；這表明，在中國市場的持續增長取決於其是否表現出合規姿態，不配合的話就會受阻。
證據：
證據1：
2018年1月9日至10日：該調查引起中共政權關注。1月11日，上海市網信辦責令萬豪關閉其中國區網站及應用程式，為期一周。
證據2：
萬豪在微博上發表致歉聲明：「萬豪國際集團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對於任何導致誤解的行為，我們深表歉意。」
證據3：
2018年1月17日至19日：萬豪採取了「八項整改措施」，包括員工再培訓、全面改革內容審核機制、設立專門針對中國客戶的投訴渠道，以及明確承諾加強與「中國政府部門的溝通機制」。
證據4：
一名位於美國的萬豪社交媒體員工因「點讚」（liking）了一條提及該事件的「藏獨」（Tibetan-independence）組織推文而被解僱；時任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共和黨/佛羅里達州，現任美國國務卿）曾援引此事為例，稱其體現了「中國（中共）的長臂管轄——他們竟然能讓一家『美國』公司在美國本土解僱一名美國員工。」
戰略協同：
整改計劃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明確承諾與中共政府部門加強協調，而不僅僅是修復軟件層面的「錯誤」（error）。這被視為一種以維持市場准入為交換條件的姿態——即承諾建立長期的政治合規機制，而非僅僅進行一次性修補。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銀行金融業
緣起：
滙豐（HSBC）作為一家銀行業務起源於19世紀的香港，其集團約三分之二的利潤來自亞洲，且絕大部分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隨着2019年後香港政治地位引發爭議，這種業務依賴演變成了一種既定的政治順應模式。
胡蘿蔔：
繼續維持全球盈利能力最強的銀行業務之一的主導地位。隨着香港經濟與內地進一步融合，北京方面通過給予其大灣區財富管理及跨境投資計劃的優先准入權，積極維護並擴大滙豐的業務優勢。2022年，滙豐最大股東之一、具有國資背景的中國平安保險（Ping An Insurance）曾推動分拆方案，試圖將滙豐利潤豐厚的亞洲業務與其西方業務徹底剝離；這個舉動凸顯了滙豐目前有相當大一部分企業價值，取決於能否繼續獲得北京當局的青睞與支持。
證據：
證據1：
2020年6月3日，滙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Peter Wong）公開表態支持北京實施《香港國安法》（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2020），稱此舉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並表示：「制裁不僅會損害香港，也會損害美國。」時任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批評滙豐此舉是對北京的「企業式叩頭」（corporate kowtow）。
證據2：
滙豐凍結了包括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Ted Hui）在內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賬戶（2020年12月），許智峯稱此舉是「屈服於政治壓力」的表現。
證據3：
2023年至2024年間，滙豐（與宏利金融/ Manulife一道）阻止了約14.45萬名通過英國「英國國民（海外）」（British National(Overseas)，簡稱BNO）簽證計劃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提取其強制性公積金（Mandatory Provident Fund，簡稱MPF）養老金，涉及金額約27億美元。
此事引發了英國議會跨黨派小組（UK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的調查，調查結論認為滙豐在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中充當了「共謀者」（complicit）的角色。
證據4：
據報導，滙豐和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曾遊說英國政府，希望避免將中國列入新國家安全及外國影響力相關立法中最嚴格的監管類別，理由是此舉會「阻礙商業活動」（impede business）。
戰略協同：
支持中共《國安法》、凍結活動人士賬戶以及拒絕發放養老金，這些舉措各自獨立地呼應了北京在壓制香港反對派運動及其海外群體方面的特定優先事項；且這些行動發生的時間點，恰好是滙豐作為其利潤增長引擎的亞洲業務、以及其與某家具有政府背景的主要股東之間的關係最為敏感或受關注的時期。
結語
中共政權刻意構建了一套體系，將市場准入、經營許可和資本作為外企合作的回報；一旦企業停止合作，這些既得利益便會面臨風險。「胡蘿蔔」與「大棒」並用，因為回報往往是更有效的施壓手段。威脅或許能引發一時的輿論關注，但獲批續期的合資經營許可，或是歷經十年基礎設施建設而開拓出的市場，則能形成一種持續的激勵，促使企業保持順從。
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知名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針對中共經濟治國術（economic statecraft）的研究得出結論，北京將「經濟激勵」（economic inducements，如市場准入、投資、合同、許可證及優惠監管待遇等）視為「施加影響力的強有力且積極的手段」——這種操作模式建立在明確的附帶條件上，也就是將某項經濟利益與北京所希望達成的結果——而非僅僅是企業恰好追求的背景性商業機會——掛鈎。
換而言之，只要有助於推進戰略目標（如政治上的噤聲、獲取數據、技術轉讓、配合特定輿論敘事等），對中共而言，金錢本身可以被靈活運用。如果一家企業已經在「持續合作」這個明示或暗示的條件下獲得了資金、許可或發展空間，那麼即便未受直接威脅，它也可能已被納入中共的掌控之中。
本文所分析的三家被中共「俘獲」的跨國公司，僅僅是冰山一角而已。
作者簡介：
斯圖‧克沃爾克（Stu Cvrk），曾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擔任過各種現役和預備役職務，在中東和西太平洋等地區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畢業於位於馬利蘭州的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具有海洋學家和系統分析員的教育和經驗，這些為他此後的政治評論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文：How the CCP Capture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