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盛產鎳礦，是全球電動車電池與不鏽鋼供應鏈的重要來源。然而，在「綠色轉型」需求推動鎳產業迅速擴張的另一面，大批為礦區與冶煉工業供電的離網「自用煤電廠」（captive coal plants）也同步增加，使本應服務低碳轉型的關鍵礦產，背後反而燃燒著大量煤炭。
印尼自由環境記者蜜莉安．巴哈吉歐（Miriam Bahagijo）8月31日在《對話地球》（Dialogue Earth）發表調查報導，深入中蘇拉威西省與北馬魯古省的鎳礦及冶煉重鎮，記錄煤電與鎳產業擴張對周邊社區造成的衝擊。居民面對煤灰、噪音、呼吸道疾病、生計受損及搬遷與土地爭議，而產業發展帶來的利益卻未必由當地社區共享。面對以能源轉型與經濟發展之名迅速擴張的鎳產業，一名拒絕搬離祖居土地的村民提出了一個最直接的質問：「這究竟是為了誰？」
鎳礦下游化牽動中國資本 綠色產業背後煤電擴張
印尼擁有全球最重要的鎳礦資源，也是全球鎳供應與加工產業的核心國家之一。為提高礦產附加價值、擺脫單純出口原料的發展模式，印尼政府近年大力推動「鎳礦下游化」政策，限制鎳原礦出口，要求更多礦產在境內加工與冶煉。這項政策吸引大批外國資本投入，其中中國企業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並與印尼企業合作建設大型鎳礦冶煉與工業園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中蘇拉威西省的印尼莫羅瓦利工業園區（IMIP），以及北馬魯古省奧比島的鎳礦開採與冶煉基地。隨著中國資金、技術與龐大的鎳加工能力進入印尼，當地迅速建立起從採礦、冶煉到鎳產品出口的龐大產業鏈。印尼藉此取得投資、就業與出口收入，中國企業則取得全球新能源與不鏽鋼產業不可或缺的鎳資源，形成高度緊密的利益結合。
然而，這場以「下游化」與新能源供應鏈為名的產業擴張，也產生一個難以迴避的矛盾：煉鎳需要極為龐大的能源，而許多大型工業園區並未以再生能源作為主要電力來源，而是大量興建專門為工業園區與煉鎳設施供電的「自用煤電廠」。印尼政府雖已承諾推動能源轉型並限制新建燃煤電廠，但相關政策仍為特定工業用途的自用煤電留下例外，使鎳產業快速擴張的同時，新的燃煤發電容量仍得以持續增加。
《對話地球》引述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與全球能源監測（GEM）的資料指出，截至2026年，印尼專為鎳產業服務的自用煤電裝置容量已達15.4吉瓦（GW），另有2.5 GW正在興建。中蘇拉威西與北馬魯古正是這波鎳產業與自用煤電高度集中的地區。換言之，供應全球電動車與新能源產業的重要金屬，其上遊冶煉過程仍在相當程度上依靠高碳排的煤炭能源。
這也暴露出全球「綠色轉型」最尖銳的悖論之一：當消費端以電動車與新能源之名追求減碳時，供應鏈最前端的採礦與冶煉污染，卻可能被轉移到印尼等資源產地，由礦區周邊居民承受煤灰、空氣污染、健康與土地等環境成本。中國資本深度參與印尼鎳產業，更使這些燃煤項目與北京倡議的「綠色絲綢之路」及海外綠色投資承諾形成值得追問的落差。
中資鎳業背後煤電密佈 村民生活遭煤灰包圍
在中國資本深度參與的印尼莫羅瓦利工業園區（IMIP）周邊，龐大的鎳冶煉產能背後，是同樣龐大的能源需求與燃煤發電設施。鄰近園區的拉博塔村（Labota），正承受這套產業模式最直接的環境代價。居民努爾賈娜（Nurjana）的住家距離運煤駁船停泊的海岸僅約50米，另一側則是園區的燃煤發電設施。煤煙、機械噪音、震動與飄散的煤灰，早已成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形容自己的處境：「我們前面是煤電廠，後面是載煤駁船，我們完全被煤炭包圍了。」
煤灰更直接侵入居民的生活空間。報導描述，細小灰塵不斷落在屋頂、地板與家具上，當地婦女過去一天打掃一次，如今有人一天甚至必須清掃多達九次。對居民而言，煤炭帶來的污染不再只是遠方煙囪冒出的煙，而是每天落進家中、吸入鼻腔與肺部的現實。
與此同時，當地呼吸道疾病問題也引發高度關注。報導引述官方數據指出，2024年中蘇拉威西省記錄近34萬宗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較前一年增加近9%；其中約6.6萬宗出現在莫羅瓦利工業園區所在的巴霍多皮（Bahodopi）地區。當地衛生官員表示，隨著工業活動擴張，莫羅瓦利的呼吸道感染及其他與環境相關的疾病明顯增加。
這些數字未必意味所有呼吸道病例都能直接歸因於煤電或鎳產業，但對長期生活在煤灰、工業排放與重型運輸環境中的居民而言，健康疑慮已不是抽象的環保議題。從一天反覆清掃煤灰，到外出必須戴上口罩，所謂產業發展與能源轉型的環境成本，正具體落在一個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
熱廢水改變近海生態 漁村傳統生計受衝擊
中國資本深度參與的鎳業園區所帶來的環境壓力，並未止於陸地。除了煤灰與工業排放影響周邊居民生活，為鎳冶煉及相關工業設施服務的能源與基礎建設，也使污染壓力延伸至沿海地區。帕魯婦女團結組織（SP Palu）2025年的報告指出，工業設施排放的高溫廢水進入海洋，使周邊近海水溫升高；當地漁民也反映，魚群逐漸遠離原本的近岸漁場。過去居民在住家附近海域便能捕魚，如今一些漁民必須駕船前往約3公里外的海域，才能維持漁獲。
沿海婦女受到的衝擊同樣明顯。當地婦女過去會在近岸採集稱為「meti」的食用貝類，既供家庭食用，也能帶來收入。然而，隨著煤炭運輸與相關碼頭設施進入沿海地區，原本採集貝類的灘地受到破壞，這項延續多年的生計來源也隨之萎縮。部分婦女如今甚至必須搭船前往其他島嶼取得過去在家門口便能採集的貝類，每趟還要額外支付約6萬印尼盾（約3.38美元）的交通費。
這種改變看似只是「多航行幾公里」或「多付一筆船費」，對依靠近海資源生活的家庭而言，卻意味着生活成本、時間與風險同時增加。更深一層的損失，是原本建立在海岸、潮間帶與社區之間的傳統生活方式，正隨著工業區向海岸擴張而逐漸消失。
當原有漁獲與採集收入難以維持，一些婦女開始另尋收入來源，有人撿拾廢棄塑膠瓶出售，也有人利用房屋出租房間。中國企業與印尼合作夥伴投入巨額資本，在當地建立面向全球市場的鎳產業鏈；然而，在龐大產值與新能源需求的另一面，部分沿海居民卻不得不重新尋找維持家庭生計的方法。對他們而言，所謂產業升級與「綠色轉型」帶來的改變，不只是遠方工業園區增加了多少產能，而是家門前那片曾經可以捕魚、采貝和養活一家人的海岸，正在變得愈來愈陌生。
中資深度參與奧比島鎳業 祖居搬遷爭議浮現
在北馬魯古省奧比島（Obi Island），中國企業力勤資源與印尼哈里達集團合作開發的大型鎳產業鏈，是中共資本深度進入印尼鎳業的代表項目之一。然而，在這座為全球新能源產業提供鎳原料的島嶼上，產業快速擴張的另一面，是卡瓦西村（Kawasi）延續多年的搬遷爭議。部分居民拒絕離開世代居住的村落，使中國資本參與的新能源供應鏈與當地居民土地、生計及社群權益之間的矛盾浮上枱面。
企業與地方政府表示，新定居點提供住宅、水電、學校等基礎設施，希望藉此改善居民生活條件。但對世代依海而生的村民而言，問題並不只是新房子是否更加現代。新定居點距離海岸約1公里，意味着漁民與原本賴以維生的海洋之間多了一段距離；搬離舊村，也意味着離開祖先留下的土地以及長年形成的生活環境與社群關係。
截至2026年，仍有上百戶居民選擇留在原有村落。村民努爾哈雅蒂．朱馬迪（Nurhayati Jumadi）在雅加達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土地補償與搬遷安排存在爭議，並指企業最初未願意為土地支付補償，後來承諾的每月補償也沒有依約落實。她拒絕搬遷，並說出村民最深的顧慮：「我們拒絕搬遷的首要原因，就是我們不想用祖先留下來的土地去換錢。」
這句話也點出了大型資源開發中最難以用金錢衡量的問題。對企業而言，土地可以計算面積、評估價格並支付補償；對世代生活於此的居民而言，土地卻同時連結著祖先、家庭、生計與社群記憶。當鎳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爭相取得的關鍵礦產時，卡瓦西村居民所追問的其實不只是「一塊土地值多少錢」，而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誰有權決定一個社區應該為產業發展付出什麼代價？
鎳礦創造巨額財富 誰在承受「綠色」代價？
全球以能源轉型之名加速推廣電動車，對鎳等關鍵礦產的需求也隨之攀升。中國企業憑藉資金、冶煉技術與龐大產能，深度進入印尼鎳產業鏈。然而，當電動車在消費市場被視為減碳與「綠色轉型」的象徵時，供應鏈最前端呈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煉鎳所需的龐大電力仍高度依賴煤炭，煤灰進入村落，沿海居民的傳統生計受到衝擊，土地與搬遷爭議也伴隨工業區擴張而浮現。全球能源轉型降低的碳排與創造的經濟利益，與產地居民承受的環境成本，並沒有落在同一群人身上。
龐大的投資數字，更凸顯這種發展模式背後的利益落差。中蘇拉威西省2022年吸引近75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成為當年印尼吸引外資最多的省份之一，鎳礦開採與冶煉正是重要推力。然而，資本大量湧入並未使當地居民等比例分享產業繁榮。相關資料顯示，當地貧困率改善有限；與此同時，部分工業區周邊社區卻必須面對煤灰、健康疑慮、漁場變化、生計受損與土地搬遷等壓力。
這正是「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最尖銳的問題：如果一場能源轉型讓企業取得資源與市場、政府獲得投資與出口收入、全球消費者享受較低碳的交通工具，卻把採礦、冶煉與燃煤造成的部分環境和社會成本留在資源產地，那麼「綠色」究竟描述的是整條供應鏈，還是只描述了供應鏈最終端呈現在消費者眼前的產品？
這個問題對北京尤其尖銳。中共政府一方面倡議「綠色一帶一路」與海外綠色低碳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深度參與的印尼鎳產業鏈，卻仍與龐大的自用煤電需求相伴。中共政府並非印尼所有環境與社會問題的唯一責任方，印尼政府與當地企業同樣是這套發展模式的重要參與者；但當中國資本已成為印尼鎳產業擴張的重要力量，北京所宣示的「綠色」海外發展，就不能只看最終生產了多少新能源原料，也必須面對這些原料究竟以什麼能源、什麼環境代價生產出來。
於是，前面那些看似分散的故事——一天反覆清掃煤灰的家庭、必須駕船到更遠海域捕魚的漁民、失去近岸采貝空間的婦女，以及不願離開祖先土地的村民——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鎳礦帶來的財富沿着全球供應鏈流向企業、市場與政府時，污染與生活方式改變的代價，又留給了誰？
這也使《對話地球》報導提出的那句質問，有了比任何投資數字都更沉重的分量：這場以新能源與綠色發展之名推進的產業擴張，究竟是為了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