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因父親工作調動，我們搬到上海。1966年夏天，學校停課，學生寫大字報、批判校長和老師。對當時的我來說，不用上課和考試，仿佛突然獲得了自由。8月18日以後，紅衛兵運動迅速擴展，我們都想親手參加「革命」。
一天，我看見一個擦鞋老人正在為人擦皮鞋，便上前責問顧客為什麼「佔用別人的勞動」。老人卻舉起凳子罵我，說我砸了他的飯碗。哥哥把我拉走，只說了一句：「你太天真了。」
八月底，我瞞着父母，同同學乘免費火車去了北京。我們睡在接待站和大學長凳上，吃免費供應的饅頭、窩頭，到北大、清華看大字報和辯論。
我回到以前就讀的北京女中，發現禮堂已經封閉，老師被關在隔成小格子的教室里。曾受人尊敬的教導主任被剃了陰陽頭，胸前掛着牌子，驚恐地看着我。當時我沒有懷疑她為何會成為「壞人」，只懷疑自己過去為什麼沒看出來。
在北京男六中，我看到學生一邊背誦「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邊用銅扣皮帶抽打老師，鮮血從老師頭上流下來。在團中央大院，胡耀邦被迫戴着高帽，從窗戶爬出，反覆承認自己是「牛鬼蛇神」。
回上海的火車上，一批老人被當作「地富分子」押在車廂連接處，受到訓斥和抽打。一個自稱父親是將軍的女孩騙走了我的衣服、書包和毛主席像章，後來也因家庭出身被紅衛兵押下火車。
回家後，父親嚴厲批評我。他認為紅衛兵打人違法，不許我傳播在北京看到的武鬥。我卻覺得他只看到了過激行為，沒有看到「革命大方向」。
不久，北京的做法傳到上海。學校按家庭出身份裂成多個紅衛兵組織，同學之間迅速成為敵對派別。1966年10月，上海市紅衛兵總部成立，總部設在市政府大樓。我進入《紅衛兵報》編輯部。
總部設有司令、政委、部長、處長和警衛處。一天，一個青年被指控為流氓，十幾個男生輪流踢打，用練刺殺的木槍捅他。有人叫女生也參加。我撿起草繩，在他背上抽了一下。第二天聽說，他被活活打死，究竟是否真是流氓，無人再查。
《紅衛兵報》刊登《革命的保皇派萬歲》，宣稱父輩打下的江山必須由他們的子女保衛。第二期又報道全市抄家「戰果」。但政治風向很快改變。原先被捧上天的第一批紅衛兵，被打成「保皇派」和走資派子女，總部也被造反派衝垮。
我的父親當時代表上海市委與紅衛兵聯絡。他堅持說市委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但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臥軌後，張春橋轉而支持工人進京，市委逐漸失去權力。1967年「一月革命」後，上海原有黨政機構被造反派奪取。
我從外地串連回來時，父母已經失蹤，造反組織佔據家中，日夜翻查。父親隨後不斷被拉去批鬥。有一次，公安系統的造反派衝進家裏抓他。他試圖從浴室另一扇門下樓，仍被發現，遭到毆打和押走。
造反派還把我和姐姐帶到批鬥會場，讓我們親眼看着父親被反扭雙臂、揪住頭髮、按在地上。會後，他們要求我們與父親劃清界限。我們也曾在吃飯時不給父親盛飯，以表示自己「站在革命立場上」。家中保姆氣得罵我們沒有良心。
父親不斷被要求交代從紅軍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全部經歷。我還替他尋找政治罪名，幫助他寫檢查。寫得輕了，專案組不通過；帽子扣得重了，父親又無法接受。
母親也被隔離審查。她的罪名之一，竟是曾向同事談起毛澤東不願刷牙、洗澡不用肥皂等生活細節。原先被同事認為體現生活儉樸的話，後來變成了「污衊領袖」。她還因不相信毛澤東會寫《炮打司令部》而被批鬥，剃了陰陽頭。
一次批鬥會上，父母幾個月來第一次見面。母親胸前掛着「某某的臭老婆」，父親也跪在場內。父親對造反派說：「我的事由我負責，和她沒有關係。」
三哥在浙江美術學院因所屬派別保省委，被造反派毒打，臉腫得發紫，一隻眼睛幾乎被打出眼眶。父親看見後流淚，只問：「他們哪來這麼大的仇恨？」
1968年2月10日清晨，幾名軍人來到家中，說要帶父親出去談話。父親穿好衣服，把手錶交給母親，留下三句話：
「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會反黨。第二，我不會自殺，如果有人說我自殺了，不要相信。第三，無論家裏多困難，都要給老母親寄錢。」
他被帶走後，原來的專案組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母親判斷他已被押往北京。誰也沒有想到，這一走就是七年。母親很少在人前流露怨怒，卻常在夜裏躲在被子裏哭，兩年間頭髮全白了。
我們這一代最初以為自己站在紅色浪潮之上，後來卻同父輩一道跌入黑色深淵。紅與黑、革命與反革命、整人與被整，在那些年間不斷交換位置。
資料來源：梁小浣《紅與黑——動盪歲月的兩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