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柏油馬路上泛着水光。太太是華僑闊小姐，有汽車，可他從來不坐。他自己叫黃包車，車夫在前頭跑，他在後頭端坐着，西裝筆筆挺，拐杖就靠在膝邊，像個剛從倫敦西區走出來的紳士。
這個細節，是張中行在北大旁聽時，向英文組的同學打聽來的。而他頭一節課親眼所見的，則是「確是英國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說，是洋紳士。
可林太乙不這麼看。她在《林語堂傳》裏寫道：「他裝出的模樣，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
一個「裝」字，是貶是褒？一個南洋客家子弟，把自己活成了維多利亞紳士，這究竟是滑稽，還是一種悲壯的文化身份建構？
▲雨天，西裝筆挺，棄車改坐黃包車
Ⅰ他是誰
溫源寧，這個名字在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圈，他是繞不過去的人物。
他的履歷光鮮：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兼英文組主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講師，《天下》月刊主編，立法院立法委員，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制憲國大代表，駐希臘大使——任期長達二十年。晚年定居台灣，任教台大、台師大，創設中國文化學院西洋文學研究所。1984年因肺炎逝於台北，享年八十五歲。
但他的出身卻有些曖昧。中文材料通稱他「廣東陸豐人」，而英文資料和學者雷勤風的考證則顯示，他生於荷屬東印度的邦加島，是一個客家移民家庭的子弟，長於南洋，在劍橋國王學院以客家姓名「Oon Guan-neng」註冊。
「自稱陸豐，實為南洋華僑」——一個從未真正在中國本土長大的人，最終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最「英國化」的知識分子，這本身充滿戲劇性，耐人尋味。
Ⅱ做派
溫源寧的做派，是一幅精雕細琢的拼圖。
林語堂女兒林太乙的描寫最生動：他穿英國紳士的西裝，手持拐杖，吃英國式的下午茶，講英語時學劍橋式的結結巴巴腔調，「好像要找到恰到好處的字眼才可發言」。
徐志摩在《巴黎的鱗爪》裏佩服他的英語，說那是「吸煙的時候學來的」。三字千金——吸煙學英語，妙在俏皮。對溫源寧而言，英語不是工具，而是生活方式本身。
胡適在1931年2月7日的日記里記了一筆：時人盛傳溫源寧「身兼三主任、五教授」，胡適加了一句：「他近年最時髦。」
最時髦——這三個字放在一個教授身上，頗有意味。在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溫源寧的「時髦」不只是衣着打扮，更是一種文化姿態：他把英式紳士的風度搬到了中國的大學講堂上，而且演得如此逼真，以至於讓人分不清是本色還是表演。
張中行說他「確是」，林太乙說他「裝」——一個說真，一個說裝，也許真相介於兩者之間：他不是在「裝」，而是在「成為」。一個南洋客家少年，遠渡重洋來到劍橋，被那種古老文明的優雅所震撼，於是決定把自己塑造成那個樣子。這不是偽裝，而是一種自覺的文化選擇。
Ⅲ先生
但溫源寧不止是一個會打扮的時髦人物。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生。
在清華，他是錢鍾書「最敬愛的老師」之一。他給錢鍾書打過「超」的最高分——這個分數在清華歷史上恐怕也不多見。錢鍾書讀大三時，溫源寧主動提出介紹他去倫敦大學東方語文學院教授中國語文。錢基博在1931年10月31日的回信中誡子「勿太自喜」，說「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聲名大、地位高」更重要。這段父訓背後，是溫源寧對學生的賞識與提攜。
錢鍾書在《與源寧師夜飯歸來，不寐，聽雨申旦》詩中寫道：
西風摻雨惱人聲，灑屋搖窗聽到明。
避地睡鄉無可覓，藏身淚海若為傾。
夜長不逐燈同盡，酒醒爭堪夢未成。
後主南唐俱悵惘，潺潺樓外數殘更。
夜飯歸來，不寐聽雨，直到天明。「後主南唐」四字沉痛至極——這是把亡國之君的悲愴，移到了個人命運的嘆息上。這首詩是理解溫源寧與錢鍾書關係的鑰匙：那不是普通的師生情誼，而是一種精神上的共鳴與託付。
他的學生梁遇春兩次追隨老師：1928北大畢業留校，隨溫赴上海暨南大學，1930溫回北大、梁亦回校，他敬服這位先生的學問與人品。許倬雲晚年回憶，溫源寧在擔任希臘大使時，「一時興起背了幾首希臘詩給我聽，可是我不懂希臘文，他一句希臘文，一句英文，背得很起勁。」一個外交官，在異國的使館裏，對着一個年輕人背誦古希臘詩歌——這種場景，如今怕是再也看不到了。
這位先生曾在報刊上編了一個專欄《知交剪影》，氣壞了半個民國文壇。
Ⅳ兩段人生
溫源寧的人生，可以清晰地分成兩段。
前半段是學者。他在北大、清華教書，主編《天下》月刊，是目前所知最早向國人介紹T.S.艾略特與D.H.勞倫斯詩作的人。那時的他，躊躇滿志，放筆為文，幽默人間。
後半段是政客。1936年起，他步入政界，歷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處駐港辦事處主任、制憲國大代表，1947年出任駐希臘大使，一做就是二十年。
這兩段人生判然兩截，仿佛兩個人。陳子善指出，這與葉公超的經歷頗為相似——兩人都是「文人從政」而不適應。葉公超晚年鬱鬱寡歡，溫源寧則以抑鬱告終。
江楓在《不夠知己》初版譯序中寫道：「一個躊躇滿志的青年才俊放筆為文、幽默人間，當幽默只為了自娛甚或帶上了某種譁眾取寵傾向時，就很容易淪為刻薄。」這句話用在溫源寧身上，恰如其分。他的幽默與諷刺，在學術圈內是才華橫溢的表現，但在政治場上，卻可能變成不合時宜的鋒芒。
1968年，溫源寧卸任大使，定居台灣。晚年的他中風臥床，昔日的風度與光彩蕩然無存。1984年1月13日，逝於台北。那位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的中國紳士，就這樣靜悄悄地走了。
Ⅴ餘響
1935年，上海碼頭。溫源寧登上渡船，一路將錢鍾書夫婦送到海輪上。楊絳記得這個細節，後來在《吳宓先生與錢鍾書》中說「鍾書是一直感激的」。
▲1935年，上海碼頭，溫源寧與錢鍾書握手道別
多年以前，錢鍾書就寫下了那首《與源寧師夜飯歸來，不寐，聽雨申旦》。詩中的「後主南唐」，既是寫雨夜的淒涼，也是寫他雨夜難眠的悵惘。溫源寧晚年困頓，錢鍾書是否曾想起那個送別的黃昏？我們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溫源寧對錢鍾書的影響，遠不止於送行與賞識。雷勤風接受 Cambria Press訪談時說：「His influence on the satirical style of Qian Zhongshu is unmistakable.」——溫源寧對錢鍾書諷刺文風的影響，確鑿無疑。
當年錢鍾書用「生龍活虎之筆」形容老師，而錢鍾書那些令人拍案叫絕的諷刺與幽默，其基因的源頭，或許就在這位老師身上。溫源寧用自己的方式教錢鍾書：如何用一支筆，解剖人性，嘲笑世態，同時保持一種優雅的疏離。
這位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的中國人，終究在中國文化的血脈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而他本人，卻成了一個永遠的謎——一個在南洋出生、在英國受教育、在中國教書從政、在台灣終老的人，他到底是誰？
也許，他就是他自己：一個用一生時間，把自己活成了一部作品的人。
—【書邊偶拾·鍾錢札記】「不夠知己」五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