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5日，在紐約舉行的第11屆威比獎（Webby Awards）頒獎典禮上，英國搖滾音樂家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台上發表講話，並接受了威比終身成就獎（Webby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是《名聲》（Fame），由英國搖滾音樂家大衛‧鮑伊（David Bowie，1947—2016）創作並演唱，發行於1975年。這首歌既形式怪誕又充滿誘惑。他唱道，名聲「使人掌控一切」，它「讓人放縱，難以承受」，並且「將你置於空虛之地」。他後來又唱到，名聲「驅使你犯罪」。
當然，我們都對名人着迷，因為我的童年完全沉浸在大眾文化中：電視、廣播、雜誌，每家商店裏都有唱片。我的父母不喜歡這樣，但他們也無能為力。那個時代的景象、聲音和信息都圍繞着追逐名利和崇拜名利。諷刺的是，正是這首歌讓大衛‧鮑伊一舉成名。
回首往事，與如今的時代相比，那時的生活真是純真無邪。我們現在身處其中：社交媒體、流媒體、無處不在的數字聯繫、各種平台上的短訊交流，以及任何人都能通過視頻觸達大量受眾，再加上人工智能（AI）的編輯和潤色，即使是簡單的視頻也能變得精彩絕倫。
現在有一種新興的所謂職業叫做「網紅」（influencer）。人人都可以來試試運氣。只要點讚和關注足夠多，這就能實現變現。然後，名人的收入會根據其知名度而定。每個平台都會催促你「繼續努力」，因為你「正在獲得關注」，所以「嘗試互動」來「提升參與度」。普通人也可以成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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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我不想潑冷水，但事實就是如此。這一切都是胡言亂語，毫無意義。它在精神上是危險的。它空虛無物，只會引人犯罪。名利就像毒品，會背叛你。崛起虛假，隕落真實。這就像宇宙法則。追隨名聲，終將自食其果。
我永遠感激那位神父，他第一次注意到我在公眾生活中嶄露頭角時，就把我叫到一邊。他告誡我永遠不要相信甚至閱讀那些對我的正面報導，也不要沉溺於任何一方的奉承。他說，名聲會騙人。要尋找批評者。他們更有可能說出你需要聽到的話。簡而言之，奉承者很可能是為了博取好感而撒謊；批評者至少試圖說出一些真相。
這個建議很好，但做起來並不容易。名氣有一種令人陶醉的魔力，它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覺得別人都在不斷地想着你、談論你，欣賞你、重視你。
每個人都渴望被認可，這是人生的一大特徵。然而，我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感到自己不被重視。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地方，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名聲就像一劑良藥，撫慰着我們可能都未曾察覺的傷痛。它提升我們的地位，賦予我們自認為應得的尊嚴。
這些想法源於我最近痛苦地閱讀了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共和黨／肯塔基州）發佈的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期間防疫界紅人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的日記。日記的大部分內容都與他自己的名氣有關。他沉浸於每一篇正面報導和每一條頭條新聞中。他為每一個搖頭娃娃、每一個印有福奇頭像的紙杯蛋糕、每一次媒體讚揚、每一張自拍照而歡呼雀躍。
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對這個話題的看法。我最喜歡的英國19世紀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在他的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中寫道：「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議論更糟糕，那就是無人問津。」
那是1890年，大眾傳媒文化剛剛興起。王爾德熱愛名聲，追求名聲，沉浸其中。他相信名聲能保護他免受日益增多的法律指控。他挑戰法庭，讓他們判他敗訴。他們永遠不會給這位英國最受愛戴的劇作家定罪。
朋友們苦苦哀求他不要繼續審判，但他執意不肯。他犯下了巨大的錯誤，被判有罪，鋃鐺入獄，最終在意大利羅馬和法國巴黎流亡期間乞討度日，最終死於非命。他的經歷真是令人心碎。
僅僅幾年後，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就寫出了這句精闢的句子：「名聲如煙，人氣如風，世間唯一確定的只有遺忘。」他還寫道：「總的來說，值得獲得榮譽卻得不到，總比擁有榮譽卻不配得要好。」
大多數名聲都是不應得的榮譽。這正是它如此危險的原因之一。它的脆弱性使其時刻處於不堪一擊的狀態，引發擁有者持續不斷的生存恐慌。一旦真相大白，會發生什麼？它還會滋生所謂的「冒充者綜合症」（imposter syndrome），總是覺得自己所擁有的榮耀並非真正配得上。
正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period，1837-1901）反思新獲得的成名機會時，英國19世紀神學家、樞機主教約翰‧亨利‧紐曼（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寫道：「我們不能侍奉兩個彼此為敵的主人……這就是為什麼追求世俗的讚譽是錯誤的；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同時擁有世俗的讚譽和上帝的讚譽。」
就在幾個世紀前，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寫道：「名聲就像一條河流，它承載着輕盈浮誇之物，淹沒着沉重堅實之物。」他還寫道：「美名就像火焰；一旦點燃，便易於守護；但若熄滅，則難以復燃。」
一個世紀後，英國18世紀文豪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睿智地指出：「人們都很在意名聲；而且他們擁有的名聲越多，就越害怕失去它。」
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勳爵（Lord Byron，全名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一生才華橫溢、名聲顯赫。「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名了。」他寫道。然而，他又寫道：「名聲是什麼？不過是被那些你一無所知、也毫不在意的人所熟知罷了。」此外，他還道出了他那個時代乃至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理。「名聲是青春的渴望。」他寫道。
換而言之，追求名利本質上是幼稚的。也就是說，這種攫取名利的衝動源於缺乏經驗和智慧，最終只會導致極大的尷尬。
對名聲顯赫之人給予極高的讚譽，會在崇拜者和被崇拜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微妙的關係。觀眾不願相信他們所欣賞的對象是出於渴望無限追捧粉絲的強烈願望。觀眾更願意相信，名人其實謙遜低調，因此也需要他人的肯定。
真正值得擁有的名聲，是那些不曾追求的名聲。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有的直覺。一旦人們發現名人不過是個操縱者、傀儡師、追逐財富的投機分子、利用名聲作掩護的憤世嫉俗者，名聲就會破碎，從而徹底消逝。那時，名聲就會轉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恥辱。
在英國19世紀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小說《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ykell and Mr. Hyde，1886）中，傑基爾醫生（Dr. Jekyll）小心翼翼地維護着自己作為一位醫術精湛、品行端正的紳士的聲譽，而當他沉浸於海德先生（Mr. Hyde）的另一重身份時，這種維護就顯得愈發明顯了。這兩重身份彼此依存。但是這個故事的結局，與我們所有故事的結局並無二致：名聲崛起有多高，跌落就有多深；名望有多令人沉醉，恥辱就有多令人痛苦。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We Need to Talk About Fam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