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
這時，我們到農村當知青已近半年。「九大」閉幕公報發表的第二天上午，在縣城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來自四鄉八村的農民、知青和縣城的機關幹部、工人，高舉紅旗、語錄標語牌、毛主席像和「紅寶書」，高呼革命口號，雄赳赳氣昂昂地行進在狹小的街道上。小縣城似乎又成了一片「紅海洋」，高音喇叭里反覆播送着革命歌曲「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
在縣城熱鬧了一天，回村時已近黃昏。
光開會不下地幹活也掙工分，這令大家興奮不已。草草吃過晚飯，不覺月已升空。銀盤似的月亮掛在天邊，小山村籠罩在薄紗般的如水月光中，顯得十分靜謐，還有幾絲神秘感。因為裏間炕小，睡不下五個男生，我就將被褥鋪在外間灶房的大案板上，仰頭倒下，望着透過窗紙的皎潔月光，聽着門框上小喇叭一遍遍播送着「九大」新聞公報，漸入夢鄉。
半夜時分，皓月當空，萬籟寂靜。我卻被窗外一陣陣「嘩啦嘩啦」的響動鬧醒，朦朧中睜開雙眼，眼前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緊靠案板的窗戶白紙上，透過慘白的月光，映出一雙手的黑影在晃動着！摸索着！我驟然一驚，心裏「砰砰」狂跳，頭髮似乎都豎起來了。這是誰？！要幹什麼？！
我心裏迅速判斷着，害怕驚嚇了其他熟睡的同學，就悄悄爬起，順手抄起插在案邊的大菜刀，緊握着蹲在窗邊，準備一搏！盯着窗戶紙上那個黑手影又變成一個身影，似乎在翻找什麼，踩得堆放在窗外的玉米秸稈「嘩啦」作響，隨後就聽見遲緩的腳步聲漸漸遠去。
我緊張的心略略平靜，但也不敢貿然開門。畢竟才來半年，人生地不熟，當時正值「清理階級隊伍」，誰知這又是什麼複雜情況？窗外堆放了生產隊分給我們做飯燒火用的玉米秸稈，還有我們用的籠、筐、繩、鋤、杴、水擔等農具都扔在窗根，即使有人拿去又值幾個錢？我鬆了口氣，繼續上案睡覺，可睡意全無。慘白的月光透過窗紙照得屋裏白森森的，一閉眼就是那個在窗欞上晃動的黑影。
就這樣迷迷糊糊挨到天亮，忽聽屋外「啊！」的一聲女生尖叫，緊接着又是臉盆落地的「咣當」聲。我飛身跳下案，拉開門，只見一個女生坐在門前地上，臉盆、牙缸滾落一地，滿臉驚恐地指着崖邊。我順着望去，只見崖邊的槐樹上直直地掛着一個人！其他四個男生已經衝到樹下，有幾個社員也趕到了，聽見有人喊「有治他二伯！」人們七腳八手地從樹上放下上吊的人，但早已氣絕身亡。原來是村裏的一個偽保長，他用我們放在窗外的繩子上了吊！
記着剛進村時，要對知青進行「認門，認人，認階級」的教育，我們見過有治他二伯：一個瘦弱的小老頭，戴着白袖章，見人說話細聲慢氣地，據說是解放前幾年，當過幾天保長，也無什麼大的罪惡。我們這些下鄉知青，早已見識過瘋狂殘酷的武鬥和血淋淋的屍體，和那些批鬥所謂「牛鬼蛇神」的場面：戴高帽，塗黑臉，站高台，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相比，村裏的批鬥會就顯得「溫良恭儉讓」多了，不過是大隊革委會指定幾個人念念千篇一律的發言稿，喊幾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名副其實的文鬥，應付而已。
那麼有治他二伯為什麼要走絕路呢？當時我們不太理解，但現在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一個小人物在那種巨大嚴酷的社會壓力之下，精神是會崩潰的！這樣的悲劇「文革」中不知有多少？
當天晚飯時，我把半夜的情景向大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遍。同學們都停住了手中筷子，呆呆地聽着，幾個女同學嚇得不敢回她們在溝那邊的宿舍。我一再勸慰大家，不要緊張，不要害怕，這是社會政治壓力所致，與我們知青沒有關係。同時，我們又為自己訂出一些「約法三章」，要求大家對村裏的宗族、宗派、階級鬥爭的動向要保持冷靜，不要貿然介入。
後來幾日，有治家辦喪事，村上的趙、雷兩大姓都參加幫忙了。安埋那天早上，任憑村里人咋叫，我們一個人都沒出去，所謂「劃清階級界限」罷了。可是對灑在墳頭上的小饃饃，倒撿回來不少，照樣吃得津津有味。
多少年過去了，每當想起這件事，我眼前總浮現出那個夜晚的如水月光，總是閃現出那雙在慘白的月光中顫抖、摸索的黑手影！總有一種沉重感壓迫在心頭，久久散不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