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人民公社集體「大鍋飯」年代，自留地是一個繞不開的敏感話題。自留地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名詞，它是共和國版圖上實實在在存在的一塊塊特殊土地，在「三年困難時期」及此後的日子，它是每個公社社員的命根子。依靠它，不知養活了多少在饑饉線上掙扎的農民，救活了多少個鮮活的生命。
查閱相關資料，在上世紀50年代，農民剛入社（初級社、高級社）那陣兒，有關政策明確規定，給入社的社員分有占集體土地5%的自留地。後來，有的地方自留地被集體收回了，有的地方自留地分下又被收回，收回又分了下來，反覆折騰。
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化」運動，緊接着便是所謂「蘇聯逼債」和「自然災害」釀成的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救民於水火，黨中央和國務院制定了一系列調整政策，其中一項就是給農村社員下放自留地，允許社員自由耕種，作為集體經濟之外的副業補充，以解燃眉之急。
我姐姐出嫁後，家中只有父母和我三口人，每人分到三分自留地。我們生產隊200多名社員，自留地集中連片，全部在村南也是生產隊較好的一塊地，一出村口就到了，方便社員耕作。自留地的地段分配按照社員抓鬮順序，中間留一條能夠通過小平車的小道，每戶社員的自留地從南到北，依次分佈在小道兩邊，我家自留地的位置離村比較近點。
晉南黃土高原的旱地盛產糧棉，靠天吃飯，只要風調雨順，就能豐衣足食。莊稼多是一年一熟，秋天播種小麥，第二年夏收後，讓土地休眠，養精蓄銳，秋後再播種小麥。棉花田則是春天播種，秋天收穫，冬天土地休眠。
社員們分到了自留地，如獲至寶，欣喜若狂，家家都渴望充分利用這點地解決溫飽問題。夏天一俟小麥收割，就迫不及待覆播穀子、綠豆等早秋作物，秋天收割後，又趕在寒露之前再播種小麥，幾乎要把這塊地「榨乾吃淨」，不給一絲喘息的機會。如此一來，集體土地是一年一熟，自留地卻能做到一年兩熟，無形中就「多收了三五斗」。
自留地為什麼能收到這樣的成效，筆者認為：
一是捨得投入。俗話說，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小麥播種前，家家戶戶都把最好的農家肥送往地頭，厚厚鋪上一層。冬天，還要給麥田澆灌一兩遍茅糞。有條件的話，開春給麥壟施點化肥。而集體麥田，小麥播種前，田間的糞土撒得稀稀落落，連地皮也蓋不均勻，土壤肥力不足，能指望它高產嗎？
二是精心管理。社員們每天在集體地里勞作，收工後路過自留地，都會留心觀察。該鋤草立刻鋤草，該治蟲立刻治蟲，像關心自家孩子一樣。而集體莊稼的管理，除了生產隊幾個幹部操心，多數社員是不會操那「閒心」的。
三是自我做主。自留地的小麥收穫後，社員們按照各自需要，根據集市行情，有的插播玉米，有的復播綠豆，有的復播穀子黍子。我家一個鄰居曾在自留地里種過生地，收穫後向藥材公司賣藥材。
那些年上田間看一看，每個生產隊長得最好的莊稼，必定是自留地無疑。
家家一點自留地，既操心又累人。夏天收麥種秋，秋天收秋種麥，個別在城市當幹部當工人、家屬在農村的「一頭沉」家庭，這些日子都會請探親假回來，汗流浹背，幹完干好自留地的農活。當時生產隊規定，自留地耕作，不允許使役集體的大牲口。自留地播種小麥，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耕作方式——人工用鐵鍬一鍬一鍬翻地。勞力多的家庭不必擔心，沒勞力的就只好請親朋好友幫忙了。
我小時候，自留地翻地常常請本村我的兩個乾哥哥（我奶媽的兩個兒子）和我伯父家的哥哥，但是，他們白天要在生產隊幹活，只有利用夜晚翻地，三個哥哥加上我父親，需要兩個夜晚才能把自留地翻完。我漸漸長大後，也跟他們一起翻地，翻上大半夜，累得腰酸背疼。
每當翻地播種時，母親就會蒸包子、炸油餅，招待前來幫忙的哥哥。那幾天，生產隊自留地里，人頭攢動，車輛飛馳，鐵鍬揮舞，塵土飛揚，一派「大會戰」的繁忙景象，跟集體地里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場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父母親是村里公認的勤謹人，我家自留地的小麥，每年長得綠油油，齊刷刷，人見人夸，畝產300多斤，最高達到過400斤。而集體小麥畝產僅僅200斤左右。那時社員一年的口糧不到200斤，其中100來斤小麥，剩餘的就是高粱、玉米等返銷糧。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自留地在彌補口糧不足、填飽肚子方面，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們村一些頭腦活絡的社員，在自留地嘗試種植旱煙葉，逐漸蔚然成風。夏天小麥收割後，遇個下雨天，在麥茬地里栽種上一株株只有兩三瓣小葉的煙苗。旱煙葉的管理極為複雜，要捉蟲、鋤草、撥芽、施肥、澆水……直到長成一人高，結滿一片片綠油油肥厚的煙葉。秋後臨近霜降，用鐮刀割下煙葉，編織成一串串懸掛在房檐下，晾曬乾透後，煙葉變成了金黃色。旱煙葉收穫後，自留地還能趕上播種冬小麥，而且，種植過旱煙葉的土地更有肥力，能讓小麥豐產。
旱煙葉除了自己抽點，全都賣給了數十里外萬榮縣黃河沿線以及臨猗縣的農民。整整一冬天，逢到趕集日，天沒亮，父親就用自行車載上一大包裹煙葉，上集市去賣。夜晚天漆黑了，我和母親焦急地等待着，父親終於一臉疲憊地回來了。
煤油燈下，忍飢挨餓一整天的父親，香甜地吃着母親做好的一大碗麵條，我跟母親則一一清點着父親辛苦一天的收穫——多數是1元的鈔票，5元的極少，有一大堆毛票，還有不少1分2分5分的鋼鏰。好的時候，一次能賣一二十元。吃飽飯的父親點燃一鍋子旱煙，悠長地品咂，看着母親把清點好的錢包裹在手絹里，嘆口氣說：「今年的花銷有指望啦！」
通常，他還會補上一句：「把鋼鏰給了娃，讓他買糖吃。」我欣喜地捧起鋼鏰，收藏進自己的儲蓄盒子。其實，父母曉得，我不會亂花零錢，積攢下的鋼鏰，全買了學習用品和小人書。一家人難得圍坐在一起的溫馨情景，至今想起來仍然心醉。
自留地種植旱煙，辛苦是非常辛苦，但一年賣煙葉能掙100多元錢。有了這筆錢，可以上黑市買糧食，可以供孩子上學，可以購買油鹽醬醋，比復播任何雜糧要划算好幾倍。
然而，好景不長，報紙上、廣播裏，大批判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大干社會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農業學大寨，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縣委、公社貫徹落實偉大領袖「以糧為綱」指示，社員在自留地栽種煙葉，被視為典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割掉這個「尾巴」。那年夏天，社員們剛剛把旱煙苗栽種在地里，村里哄傳公社幹部要下鄉檢查，要強行拔掉剛剛栽活的小煙苗。
父親聞訊，憂心忡忡匆匆趕往自留地，只見家家自留地頭早已站滿了社員，議論忿忿，爭論咒罵。一道壕溝對面，是另一個生產隊的自留地，大隊幹部陪着幾位公社幹部，率領一群村里學校的學生，風捲殘雲般拔扯着煙苗。人們相互告知，公社大隊幹部把對面自留地的煙苗拔光後，就來咱們這邊繼續拔煙苗！
父親害怕了，他暗自尋思：同樣是自留地的煙苗，貧下中農栽的煙苗都要被拔掉，我這個「歷史反革命分子」豈能逃脫？與其讓公社幹部抓個「反面典型」，遭受批判鬥爭，殃及家人，倒不如自己先拔掉為好。他一狠心，蹲地弓腰，兩手左右開弓，揪扯煙苗。一株，一株，又一株……這一株株煙苗就像一個個小生命，是父親花錢從別人家苗圃里買來，又頂風冒雨侍弄栽活的，飽含着父親秋後的無限冀望。如今，一個個幼小的生命竟然斷送在自己手裏，多麼殘忍哪，父親的心在滴血！
以前，父親在鄉醫院和村衛生所工作時，因為掙工資經濟寬裕點，喜歡抽香煙。「文革」伊始，他被錯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被趕回生產隊當農民，接受勞動改造，就抽不起香煙了，改抽旱煙。父親製作的煙葉沫，從中摻和有仁丹，抽起來又有味道又敗火，頗受鄰居喜愛。如今，旱煙葉不讓栽種了，抽旱煙葉也需花錢購買了。更重要的是。切斷了這一條種煙葉賣錢的途徑，往後日子咋過呢？
父親從自留地跌跌撞撞跑回家，坐在屋檐下，從煙布袋挖了一煙鍋子旱煙，劃根火柴，點燃，抽着，嘴角緩緩吐出的煙霧繚繞在他毫無表情的面頰，兩顆淚珠不由得滾落下來。突然，他老人家把煙鍋在台階上狠狠一磕，撫摸着成天不離身的旱煙袋，站起身，雙手握緊煙袋，在膝蓋上狠狠一折，「咔嚓」一聲，煙管斷為兩截……
從此，父親戒煙了。這一戒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98年謝世。
自留地，每位社員僅有的三分自留地，在「大鍋飯」年代，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它就是農民的命根子啊！不知有多少人，有多少個家庭，依靠這一點自留地，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
「文革」中，批判劉少奇的罪狀，其中一項罪名說他在國內大搞「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高層，爭論的是堅持走什麼路線和建立什麼制度的問題，是寫在文件上的政策問題，是各級政府貫徹落實的問題。而對幾億農民來說，是如何能夠填飽肚皮的問題，是苦日子如何熬下去的問題。
1978年高考制度恢復，我有幸上了大學，從此脫離了農村。第二年，家鄉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父母親承包了生產隊4畝多耕地，他們在責任田裏種小麥，種棉花，種花生，後來又栽上了蘋果樹，真正做到了隨行就市，種植自由。
晚年的父母親，在新的土地上勤奮耕耘，土地也慷概地回報了他們的辛勞。交了國家的，留給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打下的小麥吃不完，賣了棉花有錢花，不僅沒有向我這個掙工資的兒子要錢花，有時還能夠補貼我們一點。
「文革」之前，如何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始終困擾着中央高層。為此，毛澤東曾派自己的秘書下農村調查，劉少奇曾派夫人王光美下鄉搞調研，興師動眾。其實，看一看人民公社社員如何在自留地干農活，又如何在集體田間干農活，就不難窺見其中的「貓膩」。
說白了，改革開放之初率先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獲得的承包土地，就是放大了的自留地，會種自留地就會種承包地，農民真正做了土地的主人，掌握了自主經營權，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就會煥發出無窮的智慧和幹勁。
飽蘸着中國農民辛酸悲歡淚水、伴隨中國農民數十年的「自留地」一詞，最終在中國農村的舞台上黯然謝幕了。
2016年11月18日草於凌空書屋
2016年11月19日修改
2018年3月11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