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就是地獄
1980年，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着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青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道的加頓艾什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夥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局（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史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着「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德國人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麼古怪的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關於加頓艾什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類似加頓艾什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連文件架豎排起來，可以長達18千米。這也難怪，「史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僱員就有九萬七千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十七萬三千人。若以當時的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五十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史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這等規模，不只蘇聯的KGB比不上，便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用今天的話講，東德的「維穩」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在理論上說，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什麼。饒是如此，最後它也還是迴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巨細無遺的維穩體系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史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最腐敗的』）；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幹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要再聰明一些細緻一些才對。至於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你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史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就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人心的腐敗。
東德垮台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沖向國安部大樓，想要佔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資訊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築。建築裏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着銷毀最機密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分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和分類「史塔西」留下來的文件，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後果顯然易見，一百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史塔西」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五十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地重新發現了自己，並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於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後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地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史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係。
在這種情形底下，加頓艾什懷疑自己的前度女友，實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後，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範圍移向當代。後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史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於「作戰性個人管制」的範疇，同時加深了解他所喜愛的德國。取得檔案，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那些線人的「史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檔案》（The File）是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報告筆錄之間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加頓艾什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像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後的震驚，被出賣之後的痛苦，被背叛之後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係，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並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几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恐怖統治的國家。包括加頓艾什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秘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誇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歷史，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緻和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裏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麼寫遺囑了。我原本以為我的女婿在背後打我的小報告，所以一直告訴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給他，就罪該萬死。但是現在我知道我還是該留給他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並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史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顯眼，它以秘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裏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裏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無盡的灰色
對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在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檔案》裏頭，他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來自英國的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着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裏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夏拉」，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製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夏拉」，身為藝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換取這在很多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着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自己的接頭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訊息？「米夏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很容易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閒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加頓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加頓艾什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夏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加頓艾什是英國人，這個身份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慧眼地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加頓艾什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復到留學生的身份；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份（誰沒有好幾個身份？誰不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頓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裏頭，他們還會把加頓艾什替之撰稿的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加頓艾什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化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加頓艾什在《檔案》這本書里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就像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東歐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儘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着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秘的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荷里活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所顯示的，這本書里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夥伴，隔壁家的少年，以及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加頓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是否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能把背叛和出賣看作是德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法律當前，孔子居然鼓勵一個王者應該帶着殺了人的老父逃亡，因為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價值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
20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