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二龍龍、右三作者、右四黑衣者張仲賢、左一毛毛，攝於1967年
1966年下半年，文革開始，全國學生大串連，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和膽大的都跑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見去了。我屬於麻五類子女，沒資格參加紅衛兵，膽子又不大，說不讓串連就待在學校不動吧，正好陪陪媽媽。我媽是同校老師正在接受批鬥。
大約在10月左右，我已記不起是什麼機緣又是誰把我拉進了「重慶交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文革中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真是道獨特的風景線，從組織結構來看，它基本屬於自立山頭，但又隸屬於機構，早期重慶市區內較為活躍的有財貿宣傳隊（原財貿文工團班底為主）、長航宣傳隊（長航局）、二輕宣傳隊（二輕系統）、文藝公社宣傳隊（文衛系統）……其實都是些不甘寂寞的文藝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參與運動的另一種方式。只要唱的，說的、跳的都是歌頌毛主席的，加個「毛澤東思想」就能生存下去。
交通宣傳隊是以交通局下屬原東風造船廠的廠樂隊為主，吸收了幾個其它什麼運輸社、修理廠的工人，又接收了幾個沒參加紅衛兵的中學生，（我和龍龍）總共不到二十人，隊長、指揮都是東風造船的工人。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交通局或是造船廠提供了經費的吧，十幾個人集中住、（大田灣體育場館裏）吃、排練，甚至坐汽車外出演出都是要錢的呀。那時太小了，什麼都不懂，也不會思考，太好玩了，跟着跑就行了。
交通宣傳隊的樂隊，在當時重慶的各大宣傳隊中是最強的，長航除外，小號、薩克斯、圓號、長號、手風琴齊着呢！開場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一響起，氣氛一下子就上去了，一人揮舞着隊旗，四男四女護着旗奮力跳着，不用唱，歌詞連觀眾都背得，都懂。幕一落，報幕員上來了。
接着：合唱、獨唱、對唱、舞蹈、器樂獨奏、合奏、詩朗誦、樣板戲節選，一台節目還搞得內容多樣，有聲有色，最受歡迎的要數三句半了，敲鑼打鼓的熱鬧又搞笑。交通局下屬各個單位，還搶着預定呢，演出排得滿滿的。
其實這個宣傳隊除了樂隊的樂手技術過硬一點，其餘的都是湊合。我就是門門懂，樣樣瘟，就學校當過文娛委員那點底子。唱，只敢合唱；舞、只能群舞，幸好隊長發現我普通話還可以（我當過校廣播站廣播員訓練過），就讓我和他搭檔報幕，總算沒白吃乾飯，就舔着臉留下了。
前前後後，斷斷續續大約半年的時間，我們排練、演出、遊行（邊唱邊跳）日子過得風風火火，熱熱鬧鬧，每天都處於興奮中。從六五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排擠以來，我的心情就沒有這麼輕鬆過，什麼狗崽子、什麼麻五類、什麼串不串連、什麼紅不紅衛兵通通離我遠去，而且，我還交上了兩個閨蜜：龍龍和毛毛。
龍龍比我大一點，是新橋中學的學生，好像家裏是資本家，反正也是脫離了本校的運動，逍遙到這裏來了，我們自然一見如故。毛毛是交通局下什麼修理廠的工人，出身很好，應該是摻沙子進來的，隊員們大多出身不好，總得有點根正苗紅的「領導階級」充門面噻。但是毛毛非常善良，我敢肯定，她絕對沒有向領導打過宣傳隊任何小報告，她技術差點，但好學，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故事的主角該出場了。
他叫張仲賢，男，年齡不詳，二十多吧，比我們大些，是隊裏的獨唱演員，長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材，外號「大漢兒」。平日裏話不多，與隊裏姑娘們沒什麼交集，所以一直沒太注意他，我只知道他是運輸社的工人。
要聽明白這個故事，就必須先弄清楚重慶市運輸社是怎麼回事才行了。
當年重慶市區的貨物運輸，主要靠夾架車人工搬運，運輸社實際就是夾架車社。夾架車就是板板車，拉夾架車的師傅也稱「板兒爺」，但這個「板兒爺」比北京的「板兒爺」們就苦多了。北京的板車是三輪車用腳蹬，重慶的板車是兩輪，用肩拉，而且重慶是山城，全是坡路，滿滿一車貨，必須三個人一組，一個中槓（一般是老師傅）兩個飛蛾（重慶話說飛娃兒）上坡時中槓一人在前面奮力往前繃，兩個飛蛾在後面使勁推，必須一鼓作氣衝上一個坡；平路時三個人一起拉；下坡就精彩了：中槓一人在前面，飛蛾卻坐在車尾壓陣，只見中槓腳尖一點，車頭蹺上天，車向坡下滑去，人在空中飛舞，要落地時再來個蜻蜓點水，如是反覆飛躍，直到平地趕緊剎車。像電影裏的慢動作，往往引得路人駐足觀看。
我小時在米亭子幼兒園上學，放學時就常去較場口看從七星崗川洞飛下來的夾架車，驚險刺激，弄不好是有危險的，絕對是高超的技藝，而且絕對是重慶獨有，可惜現在絕跡了。說了這麼多，就是想讓你知道，運輸社的工作，有多苦多累多危險，運輸社的工人真的是社會底層再底層的人了。
故事繼讀。
一個周六的晩上，我們在市曲藝劇場演出（夫子池），我邀請我媽媽來看了。周一開完朝會等待排練，大家圍坐成一圈。樂隊指揮問我：「黃老師看了演出啷個說？」（他是我媽媽學生）「說你們樂隊不錯喲！」我答。「說我沒得？」張仲賢突然發問（我媽當時在重慶音樂界還是有點名氣的指導老師）。「說了！」我口無遮攔。「說你唱歌不是唱，是吼、吼歌，唱京戲不是戲，是京歌……」話還沒說完，我感覺到毛毛在撞我，扭頭看毛毛去了，沒看見「大漢兒」的臉色。
排練一完，毛毛拉着我到體育館外的球場上，對着我吼：「大漢兒夠慘的了，你就不要傷害他了嘛！」啊？什麼情況？
毛毛給我講了他的故事。
他曾是少年杯全國乒乓球冠軍，重慶三十七中的學生（重慶市業餘體校乒乓球分校）畢業後進了省體工隊，是四川隊專業運動員（當年乒乓球省隊長駐重慶）。有寫日記的習慣，不知道寫了些什麼，被他的女朋友把日記本交給了組織。於是就被打成反革命，發配到運輸社來勞動改造了，社裏安排他拉飛蛾，好苦啊！！剛來時他完全垮了，大病了一場，人都脫形了。運輸社社長着急了，好說歹說讓他來宣傳隊，才慢慢開朗起來。「你好討厭，恁個打擊他。」毛毛快要哭了。
我後悔死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在「五一劇場」走台，我抽空溜到大陽溝口的「星星」餐廳側門，花五毛錢買了兩份「奶油雪球」（冰淇凌被造反後的名字），用搪瓷茶杯蓋好回來拉上龍龍和毛毛，送到張仲賢手上，給他鞠了一躬，說了一句：「對不起，我亂說的。」說完一溜煙兒就跑了。才不管他原諒不原諒呢。
因為毛毛囑咐不能讓他看出我們已知道他的事了，所以我一直壓制着好奇心，裝着若無其事，什麼也沒敢問。
一天，毛毛說大漢要請我們吃飯，我猜想可能是要還「冰淇凌」的禮吧。
於是在毛毛的帶領下，我們來到大同路附近一個小巷子裏。這裏估計是運輸社的修理車間，地上堆滿了材料，還有老虎鉗，大扳手、各種工具，一張大工作枱佔了房子大半面積。一個小角樓上放着一張床，一個鋼管做的衣架，好簡陋。不過從下往上看還是滿整潔的。
我們到的時候就看見工作枱上放着一個電爐，爐上一個大銻盆紅通通一鍋肉咕嚕咕嚕熬得正香，後來又加了些白羅卜，這是用豆瓣燒的羅卜燒肉，中午又去食堂打了一盆飯，就着這盆獨門菜，我們吃得好香。大漢廚藝還真不錯，那個味道我一直沒忘，今年過年，我依樣畫葫蘆燒了一鍋羅卜牛腩，大受歡迎。
既然他都這麼坦誠地在這裏招待我們了，那麼我們也不用再裝了吧。我終於沒忍住，問他：「你日記里到底寫了些啥子嘛？」「就是對現在的局勢不理解，提出了一些疑問和自己的想法，具體就不重複了，對你們不好。」
我繼續八卦：「那你現在恨不恨她呢？」「不恨，她是個好人，她只是思想單純被我寫的東西嚇到了，交給組織是想幫助我。」
「那你原諒她了？」「不存在，看到現在的結果，她也很後悔，但是她前途光明，我不能拖累她，必須和她分手。」
而且他還將她保護得好好，連毛毛他們都不知道那個出賣他的前女友姓甚名誰，在哪裏上班。
真是一個善良又有擔當的男子漢！
沒過多久，我另一個朋友朱兒姐動員我去「文藝公社宣傳隊」，因為那邊朋友更多，我就離開了「交通宣傳隊」。
1967年7月底，我和好朋友伊丹、封子串聯到成都，住在後子門省體育場接待站，中午在省體委食堂吃飯時碰到了李先覺（省乒乓隊教練）、唐高林（省乒乓隊主力）。下午，張仲賢拉着馬金豹（當時是運動員後來是國家隊乒乓球女隊教練，世界冠軍童玲的師傅）來我的住地看我，我驚喜地問：「你怎麼在這裏？」「來辦點事。」他淡淡地說。東拉西扯聊了一下午，臨走馬金豹悄悄告訴我，他到省體委來跑申訴平反的事。
後來，我因故離開了重慶，幾乎和重慶所有的朋友都失去了聯繫。交通宣傳隊所有人的信息也全斷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回想當年，毛毛那點小心思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不容易走到一起的。
至於「大漢兒」張仲賢先生，我知道他肯定是會平反的，但是，那被荒唐年代發生的荒唐事件所摧殘的黃金歲月，又豈是一紙平反通知所能補償的呢！
2020年3月於楊柳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