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渠是「政治決策」，所以才會幹枯。戴蒙在《崩潰》中寫道：中國淡水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擁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北懸殊，北方僅為南方的五分之一。尤其農業灌溉三分之二靠地下水，含水層正在慢慢枯竭。中國是世界上河流斷流問題最嚴重的國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斷流問題進一步惡化。例如從1972年到1997年這25年間，有二十年的時間黃河下游出現斷流，而斷流天數也從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濕的南方，如果遇到乾旱季節，長江和珠江也會斷流，從而影響航行……。
二、鬼推磨：兩億廉價勞動力
近三十幾年，中國有兩億廉價勞動力拼命工作，對這個世界的意義，大概要等一百年後，才看得比較清楚。
這麼龐大的物質生產，財富創造，只獲得了維持一個腐敗專制政權那麼一點意義；或者僅僅令一種粗糙的「國家主義」（從政治控制到經濟干預）在如此巨大的一個社會中得以實驗且極為成功，又因為自由經濟乏力困頓，這樣一種解釋，令我實在不甘心。
一日偶讀《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爾·赫拉利寫的兩本暢銷書之一，他闡述「農業革命」在人類演進中的意義，解析人類擺脫250萬年的採集狩獵階段之後，開始馴化植物、飼養畜牲——關於農業對人類的重大意義，論述甚廣，我記得《槍炮、細菌和鋼鐵》一書中，詳述農業帶來定居、專職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觀，說農業正是未來大規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礎，他寫道：
『正是這些徵收來的多餘糧食，養活了政治、戰爭、藝術和哲學，建起宮殿、堡壘、紀念碑和廟宇。在現代晚期之前，總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農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們生產出來的多餘糧食養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國王、官員、戰士、牧師、藝術家和思想家，但是歷史寫的幾乎全是這些人的故事。於是，歷史只告訴了我們極少數的人在做些什麼，而其他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倉廩足而知榮辱」，在「全球化」的今天獲得新的含義。中國巨大的社會勞動，在東方比較保守落後的社會裏進行，不僅製造了極少數權貴階層，它也意外地令比較開放、自由的西方社會，得以更閒暇地專注精神、價值層面的嬗變和提升。這個星球的確分成兩半：有幾億人勤勞並註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勞煩精神，而另外幾億人盡可以騰出精力玩得更高級一些——世界原本就是這麼分工的，在吃不飽的飢餓時代（腸胃優先）是跑不出「同志」來的。
很有趣的非預期現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義、民權運動、社會福利等價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們八十年代後的經濟低迷，仿佛預先為後「六四」的中國幾億廉價勞動力出場，預備好了市場和購買力。所以，西方福利社會運作的條件之一，是東方必須出現一場龐大的物質生產運動，並且是維持低勞保、低工資、低人權的，否則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經濟也會崩潰，因為資本的鐵律是剩餘價值，它兼顧「美國優先」和「中國模式」的襯底，克林頓時代將貿易與人權脫鈎，是「符合」資本性格的行為。
另一個未明的機制是，價值嬗變抑或提升的肇因，究為痛苦還是愉悅？或兩者兼顧？將生物學引入人文領域乃當下時髦，物種的自私傾向甚至是存活選擇決定的，是基因的規定，所以利它的價值提升（文明基本含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趨勢）傾向。但是我們可以窺見，六十年代西方的價值嬗變，其總趨勢是符合基因選擇的，即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強烈抬頭，但是女性覺醒、女性主義興起的直接後果，是核心家庭的解體，它導致了離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單親家庭普遍、子女孤單等一系列問題。
但是另一個非預期後果，是單身孤獨的寂寞，可能導致社會對同性戀容忍度擴大，竟意外地使少數的同性權利得到普及，這在社會仍然以婚姻家庭為風氣的保守氛圍中，是不可能的。反過來卻是，同性風氣又進一步解構傳統家庭，同時由於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動試管嬰兒、無性繁殖技術的精進。所以，女性撤離家庭的後果，其實是傳統生殖功能的衰減，直接危及人類物種的首選：繁衍後代。
然而也不盡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億大關，早已超出地球負荷而成一大危機，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壽命延長是兩大因素，與此同時，歷史上造成人口銳減的戰爭和飢餓兩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導致大自然平衡的「馬爾薩斯災難」失效。
可是另一種神秘機制，又悄悄地進行新的人口填補。實際上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因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蘭文明圈內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語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現出來的弔詭是，制度好保障人權的地區人口下降，壞制度失敗國家卻大量繁殖。這裏提供的結論是，人權保障個人主義上升的非預期效果，居然是節制生育的。「人口之最」的中國計劃生育頗具成效，在這裏是個特例，但是惡果嚴重，導致中國勞動力萎縮。
三、我們有過一部趕超史
集權既「舉國體制」，在中國最早的事功是體育。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乒乓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着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啓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台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