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7日早上，景文離家出發去陝北插隊。母親早早起來，做了一桌好吃的飯菜，可景文一點胃口也沒有，草草吃了一點就提包出門了。
父親推着自行車把景文送到北大附中，上了大轎車。景文不想面對汽車開動與親友告別的場面，就讓父親先回去了。
看着父親在寒風中推着自行車遠去的背影，景文內心嘆道，父親的形象真是落拓之極了。父親穿着一身打補丁的舊棉襖，推了一個光頭，穿着一雙大頭皮鞋，推着車子弓腰駝背推在寒風中獨行而去，是一付標準的老工人的模樣。
父親現在早已不做科學研究了，他正在面對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審查，現在每天在研究所的勞改隊裏揮舞着鐵鍬、鎬頭挖土、搬磚，拉板車，回到家裏，每日寫檢查寫到深夜。
好在每天父親還能下班回家，而隔壁的劉伯伯，被隔離審查了，住在研究所的廁所里，天天勞改還不能回家。
景文的幾位同學家里也都是一片蕭瑟。程為平兄來了，是一人來學校，沒人送。他父親到北大在江西鯉魚洲的幹校去了，他的母親是民國時研究生學歷的老知識分子，現在被打發到清華的鍋爐房裏燒鍋爐。母親早上給他做了煎餃子，他只吃了幾個，沒有胃口。母親站在門口看着程為平兄走出自家的小院子就決然回屋關門了。
許崇平兄也來了，他父親是民國時代畢業的老知識分子，50年代初留蘇，文革前任某研究所副所長，現在被打成走資派進了牛棚沒法來送他。張啟疆兄父母都是留學歸國的大學教授，都被發配去了幹校，也是沒人送。
景文是班裏最後一批去插隊的，曾多次到北京站送一批又一批同學去農村插隊，看到很多同學在開車之前坐在車窗里與大家笑着一一握手告別，但在列車開動的一霎那，突然間笑臉變為哭臉，淚水抑制不住滾滾而下，每次送行都是車上車下一片哭聲震撼人心。景文下決心，此次離開北京去插隊，從此就是一個獨立的男子漢，臨行時絕不落淚做小兒女態。
列車開動的時候，車上車下不分男女哭聲一片，景文好像一個旁觀者一樣，看着車下一張張悲痛的臉越來越快地向後方掠過，聽着車上的撕心裂肺的哭泣和呼喚聲，景文很自豪地發現自己無悲亦無喜。
有一位插友回憶當時的情況說：記憶最深的就是在火車快開了的那個時間，因為座位挨着窗口，身上被許多同學擠壓的頭也抬不起來，脖子上淨是眼淚，鼻涕，被壓得差點背過氣去。真是受苦我一人，大家哭個夠！還好，景文沒有挨着車窗坐。
列車駛出北京站，親人們的身影已看不見，大家紛紛回到座位。幾乎是一剎那間，車廂里像是爆炸了一個煙霧彈，煙霧瀰漫，嗆得人難受。景文驚奇地看到，身邊幾乎所有男同學都叼起了煙捲，噴雲吐霧。離家之前，景文以為在中學生中只有流氓和頑主才抽煙呢，但現在，火車剛離開北京站，難道人人都成了流氓？很多過去在印象中很老實的同學，也都在抽煙。
有一位軍宣隊人稱小李子的解放軍走進車廂大聲喊，不許抽煙！不許抽煙！抽煙的學生們冷冷地瞟他一眼，轉頭繼續抽煙，沒人理他。小李子解放軍平時在學生中說一不二，令行禁止，很是威風，此時在滿車廂知青的冷眼對視之中一下啞了火，只好悻悻離去。
其實這算是很文明的了。海淀區的一個中學的工宣隊長，平時在學校一貫極左，對學生採用高壓政策，對學生們來不來就反革命大帽子掄過去以勢壓人。他還到北大附中來做過上山下鄉動員報告，景文也去聽了這報告，這位老兄在報告中就像訓犯人一樣拍桌子、大喊大叫、氣勢洶洶、氣焰囂張。聽說這位老兄到了火車站送學生插隊時又拿起架子訓斥學生，殊不知此時同學們滿腹怨氣正無處發泄，一擁而上，將其暴打一頓，為不少同學解了氣。
過了一會兒，車廂那頭一片喧譁。景文擠過去看熱鬧，看到大家圍着一個小伙子，這小伙子看上去有點眼熟，肯定是住在中關村，景文在中關村一帶見過他。小伙子坐在車窗邊，用拳頭捶着小桌子，淚流滿面，帶着哭腔說，我帶了60本小說，裝了一箱子，臨走時，全讓我爸給沒收了…….旁邊有人說，他喝醉了。
知青專列走了一天一夜到達陝西省富平縣火車站。大家住進了一個糧庫，幾百人住在一間巨大的糧庫房子裏，地上鋪上蘆葦蓆子和薄薄的被褥，大家都打地鋪。
景文和幾位同學在地鋪上收拾行囊，看到邊上有一個小伙子從行囊中拿出了一個口琴，吹起來，曲調歡快活潑，坐在旁邊的十幾位同學隨着歡快的口琴曲調唱起來：
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開更美麗，你含苞欲放的花，盛開更美麗，只有在我的花園裏才能找到你，只有在我的花園裏才能找到你。來吧，快來呀，我的玫瑰花你啊快過來呀！
姑娘們都嫉妒你，只因為你太美麗，姑娘們都嫉妒你，只因為你太美麗，如今我要愛上你，她們不樂意，如今我要愛上你，她們不樂意。來吧，快來呀，我的玫瑰花你啊快過來呀！
許崇平兄告訴景文這是《外國民歌200首》裏的一首阿爾巴尼亞的民歌。在陝西小縣城的大糧庫里一群北京知青小伙子們用粗豪的嗓音齊聲高唱一首外國情歌真是別有風味。
景文後來才知道，在1968年，唱《外國民歌200首》中的情歌已經成為北京中學生上流社會中的時尚。北京中學生上流社會指的是幹部子弟。
景文不是幹部子弟，不會《外國民歌200首》中的情歌，甚至對唱《外國民歌200首》是北京中學生上流社會中的時尚這件事都不知道。當年，知識分子子弟中最時尚的流行是欣賞歐洲古典音樂。張啟疆和張啟營兄弟二人的家有美國帶回來的電動留聲機，還有大量古典音樂唱片，他們家經常是高朋滿座，認識的、半認識的、拐着彎兒認識的同學們都想方設法來他家聽音樂。景文沾了和張啟疆同學的光，多次在他家欣賞了歐洲古典音樂。
至於工農子弟們在那段時間幹些什麼，景文不得而知。景文曾和一位住在北大邊上的工人子弟老驢同學（外號）一起大串聯過。老驢同學住在北大東門外的成府街道的小胡同里。
1967年初北大的大學生造反派們在鋪天蓋地的寫大字報、瘋狂地鬧革命的時候，老驢兄和他的弟弟兩個人每天早上四點鐘趁着天黑，一人卷一個大麻袋進入北大校園貼大字報的席棚子區域。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貼大字報的席棚子區域裏響起嗤拉、嗤拉、嗤拉的聲音，兩個黑影在忙乎，他們在幹什麼？這哥倆在撕扯貼了三天以上的大字報，撕下的大字報塞入麻袋，天亮前一人扛一個塞得滿滿的舊大字報的麻袋凱旋而歸，上午扛着麻袋去廢品收購站賣廢紙補貼家用。真應了樣板戲裏紅燈記的唱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1968年5月，景文遇到老驢同學，老驢同學說他報名去北大荒853農場，說到那裏一個月能掙28塊錢，伙食費一個月8塊錢，還發冬夏兩身軍裝，穿衣服也不花錢，一個月15塊錢都花不了，還能省不少寄給家裏。他說這話時表情很沉重，去北大荒，雖然能掙點錢，但太遠了，報名去離家幾千里的遙遠北疆，心裏終究還是很沉重的。老驢同學真是個早當家的好孩子，真的很現實。
現在無論是唱《外國民歌200首》的「上流社會」的紅幾類，還是聽古典音樂的灰幾類，還是賣廢紙補貼家用的困難戶，只要是還沒走的，就統統都被當局大掃帚一揚，一簸箕搓起，撒向了陝北這塊荒涼破碎的土地。真應了那句最高指示「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開晚飯了，所有的知青都領了兩個大饅頭和一大碗有白乎乎的大肥肉和青菜的油乎乎的濃湯。看來負責接待的單位是盡心盡力了，在這小地方，這麼多人吃飯，能讓每個人吃上大肥肉，在那個物質匱乏，多數人都處於半飢餓狀態的年月里實屬不易。
可絕大部分知青卻毫不領情。大家都是從北京這大地方來的，肚子裏不缺油水，知青們在家裏臨走前幾天父母都做了很多好吃的，上火車每個人都帶了好多好吃的，此時一點食慾也沒有。景文勉強吃下一個饅頭，看着碗裏的大肥肉，一口都不想吃，那油膩的菜湯喝了幾口就被膩住了，再喝就要吐了。剩下的菜湯怎麼辦？沒有吃的饅頭可以退回去，喝了一小半的菜湯可沒法退。我們這一代人都經歷過1960年的3年大饑荒，對糧食非常珍惜。景文絕不會幹出倒掉剩飯菜的浪費糧食的行徑。
這時聽王柏林兄說那邊有一位仁兄飯量大，吃不下的可以送給他。景文趕快端起菜碗走過去，程為平和許崇平兄也趕緊端碗跟上。景文走到那位老兄跟前，那位老兄正蹲在地上大口地吃饅頭，吸溜溜地吃菜，吃得非常香甜。由於他戴個帽子低着頭吃喝也看不清他長什麼樣子。
景文小心翼翼地問他，我們的菜吃不下，你要不要？
這位老兄埋首大吃，頭也不抬一下，嘴裏發出嗚嗚噥噥、悶哧哧的聲音：放這兒吧，放這兒吧。
景文三人放下三碗又油又膩的菜離開，走遠了一點幾位不禁爆笑起來，笑這哥們真夠能吃的，笑這哥們悶聲悶氣的「放這兒吧，放這兒吧」的語氣。背後稱這位老兄為傻帽，景文還真有點擔心，這麼油膩的菜，這傻帽哥們別吃壞了肚子。
第二天早飯有一大鍋小米粥，隨便喝。景文此前從未喝過小米粥，喝起來感覺真好喝，就連喝了三碗。
早上7點半，將近2000名知青們分別坐上幾十輛帆布蓬大卡車，車隊浩浩蕩蕩，塵土飛揚地開往600里外的宜川縣。
景文和許崇平兄坐在卡車車廂最裏面，背靠駕駛室，面向後方。卡車車廂蒙了篷布，車廂里黑洞洞的。許崇平兄捅捅景文附耳悄聲對景文說：你看那個昨天喝了咱們三大碗油膩菜湯的傻帽，那小子是個色（讀作shai，三聲）棒、色狼。你看他眼睛死死的盯着女生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