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中的「監獄」只是一般用法，是指政府關押人犯的地方，並非是法律文書中的監獄。一般外人（指沒有進過監獄的、又非公安人員）把政府關押人的地方都稱之為「監獄」。例如我岳父「文革」中受迫害在軍區中被關了好幾年，他老說坐過監獄，我說那不是監獄，他就不服氣，還辯論過，我說那不是政府執法機關辦的關押場所。其實，同是執法機關辦的關押場所，在法律文書中，其間區別也是很大的。其中就有收容站（現在已經取消）、拘留所、看守所、監獄（包括監獄工廠、監獄農場）等。「監獄農場」老百姓一般稱之為「勞改場」。
收容站是收容盲流（改革開放前，人口不准私自流動，凡私自流動者就稱之為「盲流」，警察見到就要送往收容站）的，包括許多上訪人員和無業游民，有時候也關一些找不到理由關但又非關不可的人。那時從理論上說這些人大多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於「人民」不能用「關押」這個詞，而用了帶有溫情的「收容」。北京的收容站設在德勝門外的功德林，人們簡稱為「功德林」。這裏因為是臨時關押、流動性大、經費少、收容量大（特別在節慶或有重要外賓來訪期間），伙食特別差。1970年代中，北京看守所、監獄的伙食費已經是每月12.5元，功德林才6元，每頓都是窩頭稀菜湯，即使如此，晚上無處睡覺的上訪者也願意去。我遇到過一個從功德林轉來的犯人，他說，有天晚上，快熄燈了，有個三四十歲的胖女人，聽說是通州來上訪的。抱着一個孩子，拖着兩個孩子，非要進來，看守攔住並轟她走。「去去去，你怎麼又來了，這沒有你的地方，又想到這裏吃白飯！」女人一邊往裏闖，一邊理直氣壯地說：「誰稀罕你們那兩個破窩頭，這麼晚了，我到哪兒睡去？不到你們這裏，到哪去？」說着拖着孩子往裏走，看守也無可奈何。因為被關的人從道理上講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功德林不上鎖，只是把門從外面插上。據說功德林是模仿八卦修建的，關押在這裏，開着門也很難跑出去。
拘留所在1970年代屬於北京公安局治安管理處管，它關押的大多是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的。行政拘留的處罰，也在這裏執行。那時行政拘留最長是15天。這些人進了拘留所，大多是幾天、十幾天也就放了。少數被公安局「判」（書面語言是「送」）「強勞」（強制勞動，比勞教輕）或「勞教」。一些案情複雜、一時弄不清的嫌犯，那時也採取拘留處理，有以拘代押，以拘代審的。如果被逮捕了（簽署了逮捕證）就要升級到看守所了。北京市拘留所在東城炮局胡同，簡稱「炮局」。拘留所的人員流動僅次於收容站，這裏伙食也不行，一些常常出入北京市公安局系統的小青年們有順口溜云：「富宣武（宣武公安分局監押機構的伙食較好），窮朝陽，『炮局』的窩頭眼（兒）朝上。」
「看守所」本來應該是關押逮捕以後等待審判的「嫌犯」（這個詞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搞「法治」和「無罪推定」才用的；而過去是「有罪推定」，凡人一被抓起來就是「罪犯」）的，但「文革」期間以拘代押，以拘代審的人大多也是關在這裏。看守所在普通百姓中是個陌生的詞，我曾聽一個初次犯罪的中年農民說：「過去，我從看守所門口過，見有當兵的拿槍站崗，以為是看守國家財寶的地方呢！這回才知道是關犯人的監獄。」大多數人稱看守所為監獄，這是不準確的，它也只是個臨時看押機構。到看守所來的犯人，大多是被逮捕起訴了，在這裏等待正式審判和判決。正常的法治社會，看守所一般關押的是被起訴的、但有可能逃逸、串供、繼續犯罪或對證人有威脅的嫌疑犯罪人員（如目前台灣的陳水扁就是因為有可能「對證人構成威脅」，才被收拘的，否則，在特偵組調查完畢、起訴之後，就可以放回家中等待法院傳票了）。如果嫌犯沒有這些可能，一般是在家中等候法院提審，如被法院判有罪，則進監獄。
1970年代我們是公開說不搞「法治」的，不用說被起訴的人員了，只要一被懷疑有罪就有可能被關押。為什麼三十年前平反了那麼多的冤假錯案，甚至可以說出現了「囹圄為之一空」，主要原因就是沒有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一切都是領導人和臨時性的政策說了算，不僅打擊面過寬、過嚴，而且株連了許多無辜的人，可以說是「冤獄遍於國中」。
上面說的僅僅是北京市一級的情況，市以下的八區九縣，各個區縣都有公安分局，每個分局都有監押機構，但不可能像北京市分得這麼清楚了。
選自王學泰著《監獄瑣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