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在某所大學課堂上，發生的一切都被記錄，轉換成分析數據，顯示在一塊屏幕上——學生的抬頭率、前排就座率、和老師如何互動，甚至，學生的表情是反感、開心還是驚訝，老師的口頭語、動作，講話內容是否觸發敏感詞等等——
這並非科幻電影，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近幾年，許多高校在教室里安裝連接AI的監控系統，有老師說，AI與教學活動相結合，幾乎變成了一種「共識」。用攝像頭記錄課堂，AI識別後，輸出分析報告。在宣傳中，它為了改善課堂質量而存在，「秒級響應異常情況、精準解讀課堂狀態」。
系統試圖用數據定義什麼是「好課堂」。而一些身處其中的人卻覺得，自己潛移默化地被「異化」了。
這是「被追趕的人」專題的第二篇。
兩個攝像頭就懸在大學教室的前後，一個看着學生，另一個盯着老師。
它沒有太大響動，很多時候不容易被注意到。有年輕老師第一次意識到它的存在，是在安靜的課堂上，突然聽到輕微的類似電流的聲音，她嚇了一跳，學生告訴她是監控在轉動。
如果不是那堂二外日語課，在天津某高校讀大三的小微也不會意識到，它在黑板上方注視着她。日語老師年紀有點大了，喜歡和學生閒聊學校的近況。上學期末最後一節課，老師說起來，學校下學期要開始用AI監控查上課的情況，比如「抬頭率」，也就是抬頭聽講的學生比例。聽起來「可能有點無語」，在她的觀察里，學校也沒有太多老師會用AI。
課堂上，有同學覺得詫異、沒想到，「以為大學是相對開放自由一點的」。小微原以為監控只是個擺設，那個時刻，她有種一下回到高中的熟悉感覺。
她高中是在河北念的，一到自習課老師就會盯着監控，查有幾個人抬頭，叫出去談話——她是那個常常被叫出去的人。現在，高中檢查的「低頭率」變成了大學課堂的「抬頭率」，監控背後的老師和教導主任換成了AI，監控也升級成了全時段、自動化。
隨着AI大模型輪番面世，人工智能賦能教育被高校廣泛應用與普及。早在2018年，教育部就印發了《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的通知；今年4月8日，教育部等五部門在《「人工智能+教育」行動計劃》中提到，利用智能技術分析課堂教學行為，開展人工智能循證教研實踐，構建適應智能時代的教師研修模式，幫助教師提升教學質量。
在技術不斷革新的浪潮里，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室開始數碼化轉型，將AI監控作為巡課系統的考評工具。
在高校當老師的小汐見過那「兩隻眼睛」背後的畫面。在學校的監控室里，它看上去挺智能，像是什麼「外星球的科技」。一整面監控牆，許多教室上課的實時場景佈滿屏幕。課堂被監控收入眼中。相比人力抽查，AI的接入清除了視野盲區。點開其中一個，一側是教室畫面，另一側是算法自動分析生成的數據，最終會成為一份質量報告。
另一位老師提供了類似的報告分析：前排就座率多少，課堂互動率如何，甚至細節到老師一句話講完，有多少學生抬頭，「眼睛」實時捕捉學生的面部表情，分辨此刻是「生氣、反感、害怕、開心、平靜、傷心、還是驚訝」。
老師的行為都在監控之內：比如一節課播放了多少個視頻，視頻時長多少，AI也會評價講課內容和師生的互動性。小汐說，AI目前沒法像人一樣考慮更多現實因素，比如「給學機電的學生講經濟的東西，互動性就不強，但經管的學生可能就互動性強」。口頭語、手上動作是否太多，講課內容是否敏感。喜歡坐着也不行，小微的日語老師就因此被監控捕捉到，受了責備。
「像19世紀的紡織女工看到紡紗機的感覺，每句話都被AI記錄在冊。」這是小汐看到分析報告時的感受。它無法規避——老師必須打開AI監控系統才能上課，這一點被明確寫進學校的教師管理規範。按下多媒體按鈕的那一刻起，所有行為都會被那雙「眼睛」記錄。
小汐在東北一所二本高校教書，去年9月，學校開始安裝AI監控系統，基本覆蓋了90%以上的教室。據她所知，省內其他高校，有的更早，從2024年3月就有陸續引入的。安裝之前，學校開大會、學院開小會，小汐在通知中，聽出了一種「光宗耀祖」的感覺——咱們（學校）有這麼大的財力，能安裝一個這麼好的系統。
這或許是一種「潮流」。「高校怎麼體現跟上了AI智能化的趨勢？可能AI監控是一個好的方式。」一位老師這樣分析。她所在的高校趕在本科教學評估之前上線了AI監控系統，她覺得那像是一種姿態，「顯示學校真的把教學當回事，真的在抓了。」
學校要求「AI賦能」，通常也很快有經費來進行設備的更新，據另一位老師觀察，許多城市的學校都在進行，這套系統對課堂的評價標準也相對統一。有的高校更直接，監控屏幕就出現在教室黑板旁，比ipad稍稍大一些，面向學生，上課實時顯示抬頭率的曲線，隨時在變。
小汐記得，學校這樣宣傳AI監控系統：一是有利於處理突發事件，萬一出現師生糾紛，可以成為保護老師的「呈堂證供」，二是課堂分析，幫助老師改進教學質量，三是監控學生，確保課堂秩序。
這在她看來非常「冠冕堂皇」。「AI實質產生的效應更像是規訓。我們從課堂的主導者變成了被審視的人，從講授者突然變成了表演者。」
作為思政課老師，小汐的課堂難免會涉及到政治敏感的話題。以前她講話能放鬆一些，而現在，她會不自覺修飾自己的行為，習慣性在許多話前面加上定語。比如，講到某個事物全球最大，她得想一下，對不對呢？只能加上「2017年的數據顯示，現在是全球最大的」。
小汐原本覺得，自己不會迎合那些冷冰冰的數據。她是關注生活中鮮活細節的人，漂亮的美食，可愛的玩偶，路邊的花，有趣的喜劇節目。但分析報告中那些數據，她很難視而不見。
她在字斟句酌，以前覺得可說可不說的話，現在就不說了。影響沒有那麼大，只是上課遇到這種地方，她會彆扭一下。有時候話趕話說到那兒，就差一個結論，擔心自己把握不好，就戛然而止，「你沒有給自己的故事一個很好的結尾」。
「我覺得還是被AI異化了。我本來想要課堂非常精彩，但突然在監控之下，我好像更追求不出錯、合規，教育的本質在監控之下扭曲了一點。」小汐說。
但她無法否認的是，AI監控對課堂的分析更全面，畢竟老師不可能關注課上的每一個學生。AI為課堂預設了一個完美的教學狀態，小汐覺得，那太理想了——像機械人一樣，沒有一句廢話和口頭語，所有的逗號、句號、停頓都恰逢其時，邏輯非常清晰，所有學生都抬頭看着你，問一句答一句——沒有一個老師能達到，她覺得課堂教學是「遺憾的教學」。「孔子三千弟子，賢人也就72個，所以我們的抬頭率也不一定那麼高」。
在刻板的標準之下，那些有「人味」的東西被系統忽略了。小汐想到有的學生趴在桌上，但眼睛「撲閃、撲閃」看着她，他們可能在思考，而不是睡覺；講到哪裏，學生突然地抬頭，那些實時的反饋讓小汐印象更深刻，但現在，有些原本活躍的學生也變得沉默了。
「AI識別出來的只是一串冰冷的文字和知識點，但它不知道在字與字的密度之外，是不是還有老師的情感和態度，它沒辦法檢測出來。這也是我覺得課堂教學有魅力的地方。」
做過幾年青年教師的小謝也有類似的感受，AI的評價指標在他看來太表面了。他在一所二本高校教過數字媒體課程，學院的教學會上，當那張上課的截圖和AI分析數據一同出現，雖然是匿名，他一眼就認出來，那是自己的課。
學生的抬頭率不高，他作為「被抓」的典型放出來，內心有點尷尬。會後，督導私下跟他說，「不要讓學生玩手機，要讓學生抬頭」。
小謝沒有解釋。他自認備課已經很用心、也很成熟了，但據他觀察，許多時候學生是否認真聽課，取決於「他們覺得這門課有沒有用」。他不想過多去管束學生，而是希望讓大家有更多的自主性。只要課上有一兩個學生願意聽他講、向他提問，作為老師就會得到滿足。
這樣的習慣，大概源自小謝的大學時代。他本科在一個偏藝術類的專業，老師講完理論，大多數時間都讓他們自己完成作業。「現在肯定是不行的，那時候也相對自由；現在對學生的管理更嚴格、更細化一些，上課有沒有認真聽、有沒有抬頭這些全部要掌握」。
老師們在面臨一個共同的現實問題，大學課堂上，很多學生都不聽講了。其中的孰是孰非很難說清，學生在網上抱怨，老師中規中矩，照着課本念；而有的老師覺得，一些學生太現實，這門課能不能直接幫我找工作？或者今天作業太多就沒空聽。後來多了一個AI監控，老師們內心又多了一條獨白，「每一句話都會被記錄的」。
當下高校教師的處境也變了。一位剛工作三年多的高校老師抱怨，學校上下課時間都卡得很緊，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堂。下課鈴聲響，一句話沒有講完，下半句也不能再講了。她有同事提前兩分鐘下課答疑，讓剩下的學生先去吃飯，被監控記錄下來，最後算教學事故，全年取消評優。
這也是小謝曾經面對的日常，數據、指標、考核。發了幾篇論文、有多少次被引用、每年有多少橫向經費、編寫了多少教材，被考核指標捆綁的生活讓他疲憊，去年年底他選擇離開了高校。有老師有同感——身上有了太多枷鎖，沒有力氣針對AI監控的結果再去「整改」了。
AI生成考核數據，小謝回憶自己一度感覺上課也變成了一種負擔。當他的學生們做實驗時，課堂陷入安靜，那個時刻他就會突然意識到攝像頭的存在，許多擔心也冒出來——坐到前排的人又很少了，大家又沒怎麼抬頭。
目前，很多學校還沒有把AI監控的分析報告和教學考評直接掛鈎，但置身其中，很難忽略它的存在。
老師們的思緒變複雜了，讀大三的小宋發現，大學課堂也在悄悄改變：喜歡評論時事的老師，課堂內容收縮到科目知識本身，少了課外的延展。年資比較久的老師看似不太會被影響，實則講到一些內容，也會加上一句「我沒有覺得不好」修飾一下。
學生們對此也有微妙的感知。課堂上，當敏感的歷史時間點被隱晦地帶過，或者用模糊的方式處理，小宋會覺得，是AI監控系統在發揮作用。他在上海一所211高校讀書，他覺得自己所在的環境，大家對老師言論的包容度已經比較大了，但上課聽到一些「敏感」的言論，他還是會替老師感到緊張。不是沒有前車之鑑，一位女老師因為課堂上和性別相關的話題，被一個女同學舉報了，原因是學生覺得自己被冒犯了。
大學老師被舉報不時登上新聞，任何言論都可能冒犯到不同學生的邊界，風險隨時存在。有老師說，自己在學院的會議上聽過隱晦的建議——上課注意一點，不要隨意發揮。小宋記得，被舉報之後，老師上課就會事先聲明，課堂不允許拍照、錄音，也不要把她的觀點發到網上。現在，她必須同樣接受AI系統的監控。
小宋遇到過對AI監控系統反應比較激烈的老師。前不久一次課堂上，那位老師想講點什麼，抬手指着那個監控說，我是冒着這個風險在跟你們講。他最終講了下去，還冒了一兩句粗話。
那個指着監控的畫面讓小宋有點想笑，「挺黑色幽默的感覺」。這些微妙的變化大多發生在人文類的課堂上，他想，或許有的老師知道有監控，還是不改變課程內容，也算是面對系統的一種小小反抗。
剛知道學校引入AI監控系統的時候，小宋有點驚訝。他覺得可惜，又擔心「裝了監控之後，會聽不到課堂上更真實、大膽的言論，或者不一樣的觀點」。
如果回到高中，他大概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他是在攝像頭下長大的一代——高中三年教室里一直有監控，他和身邊的同學、老師對此都沒有很大反應。在大學課堂上，他感受到一種思想的自由，也是進入大學之後，他才開始在意監控，意識到它可能涉及對私隱的侵犯。
對小宋而言，那套系統還是造成了一些隱隱的心理壓力。他以往覺得遲到兩三分鐘沒太大問題，但聽老師說，遲到十秒也會被監控記錄到，他覺得有些嚇人，現在變成儘量不遲到。不過，身邊的大多數同學還是照舊，也沒有真正產生什麼後果。
高校里的AI監控系統也在網上引起了一些討論，反對的聲音不少。學生們對監控畫面驚訝，未知帶來恐懼，他們也有更切身而實際的擔心——會不會用來查考勤，逃課被抓到怎麼辦？也有學生對此持中立態度，大學的課堂氛圍不太好，他猜測引入AI系統輔助的出發點是好的，只不過「很多時候落實不下來」。
在老師小汐的觀察里，有的學生會反抗，比如「下課陰陽怪氣地喊，（監控）後面的人可看着」，而許多學生也在慢慢適應有AI監控的環境，「找到破局的辦法」。以前上課大家都搶最後幾排，方便干自己的事；現在，熱門座位變成了離攝像頭比較遠的中間幾排。
小汐自己也在逐漸適應。從一開始的恐懼、不喜歡到現在，她會登錄系統，讀AI生成的教學報告，審視自己。報告裏，分析到講得好的地方，她也會欣賞一下自己。「就像（女工）看到紡紗機的感覺，它可能帶來很多麻煩，但也可能帶來很多便利」。有的老師會提醒學生，「屏幕上都能看到你們的抬頭率，下次你們要乖一點」。
對學生們來說，教室里那兩個小小的攝像頭像一個黑箱——他們不知道哪些數據會被監測，也沒見過它的後台，不過現在還沒有具體影響到學習生活。有學生說，大多數人只是把平板電腦豎起來，擋住前面那個，用後背擋住後面那個。
（文中講述者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