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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和《資治通鑑》,應該先讀哪部

《史記》《通鑑》,書,並稱史學雙璧;著書者,合稱史家二司馬。

成就同樣舉世矚目,地位同樣舉足輕重,無論能沉下心來讀進去哪一部,對人的能力、文筆、眼界、格局提升,都是作用巨大的。

但是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必須做出一個先後選擇的話,建議是:

先從《史記》讀起。

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是中心點,其實正在於《史記》《通鑑》體裁的不同

一個是紀傳體,一個是編年體。

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編年體,以時間為線索。

再收攏,則歸於一個字:

人。

人,怎樣看待人,怎樣看待由人組成的歷史?

如果把看歷史這件事,比喻成鏡頭語言的話,同樣一段歷史,導演要怎麼在有限的條件內,展現出他對於萬般熙攘興衰榮枯生滅的理解?

紀傳體,是聚焦在個體的身上,讓鏡頭跟隨這個人的活動、選擇、搖擺、遭逢,以小見大,鋪排出更多有關時代、有關命運的畫卷;而聚焦於哪些「人」,他的事跡生平如何安排詳略刪削,就完全體現出導演的褒貶與判斷。

編年體,是把鏡頭拉遠,讓無數個體的運動軌跡,交叉融匯成一條長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運動軌跡,但服從於時間的邏輯,時隱時現;每一件事有它自身的演進速度,但同樣服從於時間的流動秩序,或明或暗。人與事在時間長河中的浮與沉,共同指向「鑑往知來」這一讀史的終極目的,也即,從紛亂變易中,尋找相對固定的規律。

回到兩部書本身,《史記》的著作宗旨里有一句話:「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嘔心瀝血獨立着成這樣一部鴻篇巨製,融入了個人畢生的學識、心血與情感;

而《資治通鑑》,是由司馬光擔任主編,多人協作完成,面對北宋的內憂外患,司馬光希望通過史料的合理剪裁,為統治者提供治國經驗,因此,更注重實用理性,講求「有資於治道」。

於是,同樣的一個人,一件事,在《史記》和《通鑑》裏,處理的方式就不一樣了。

拿《李將軍列傳》來說。

漢武帝時期的名將李廣,是司馬遷特別偏愛、投入大量情感的人物;《李將軍列傳》,也是《史記》文學價值相當高的名篇。

這一篇的第三部分,講到李廣晚年隨衛青伐匈奴,被傾軋、逼迫至死。

其中,元狩四年(前119),李廣被武帝、衛青徇私由前將軍調往東道,最後因迷路失期,被逼自殺之事,尤其令人唏噓——衛青要調走當時擔任前將軍的李廣,好把建功的機會留給公孫敖。李廣對此心知肚明,帶着情緒執行軍令,結果迷路,錯失軍機。

司馬遷隨後用十幾個字交代了衛青遇到了什麼事情: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什麼意思呢?衛青與單于開戰,單于發覺形勢不利,撤軍逃跑,衛青沒能抓到單于,只能回來。

接着,司馬遷記述了李廣被責令聽候審訊,憤而自殺的經過。

而在《資治通鑑·漢紀》裏,元狩四年,可不止發生了這一件事:

一開篇,先是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經濟舉措:製作皮幣、重用桑弘羊;鹽鐵專營,推行「算緡」;重賞為國捐產的卜式。接着,記載天有異象。然後,講到李廣的遭遇。隨後,是衛、霍打擊匈奴,武帝重用酷吏,少翁裝神弄鬼……

就在李廣和衛青發生衝突這個關鍵點之後,《通鑑》詳細記錄了衛青遇到了什麼:

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拿,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

比起《史記》的一筆帶過,要詳細得多。

所以,寥寥「弗能得而還」數字的背後,衛青其實打了相當漂亮的一仗!

更有意思的是,《通鑑》這段話的來源不是別處,正是《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這就是司馬遷的用心所在,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互見」手法:《李將軍列傳》的主角就是李廣,其他人的相關情節,在合適的地方再行安排;衛青的戰功如果放在這裏,橫生枝蔓,不免沖淡李廣的悲劇色彩。

如此處理,讀者的目光,方能始終跟隨着高明的史家筆法,纏繞在李廣身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李將軍,才能引起後世無數不得志者的長久共鳴。為李將軍下涕者,從此遠不止司馬遷一人。

有類似遭遇、相似個性者,讀到這裏,往往情感上觸發巨大震動,從而展開聯想:

究竟李廣不得封侯,是個性的原因,還是時代的問題?

在他的故事裏,衛青、武帝等等,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他的結局如此慘烈,是不是在早期,就已經出現了危險端倪?

如果我是李廣,從哪一刻開始改變做法,能夠扭轉命運?

再由李廣這個人向外延伸,就可以觸及漢武帝對匈奴作戰的各個層面,包括人員調度、戰功獎懲、錢糧保障……

就像在長河之中,找到小舟一葉立足,遠眺近察,便有了據點;至少,在這一段,再怎麼波浪翻天,也不會目炫神昏。

兩書的差異,不僅源於紀傳體、編年體體例之別,更反映作者對著史的不同理解:《史記》,是人性的史詩;《通鑑》,是治國的鏡鑒。

所以,出於這個考慮,在同樣偉大的《史記》和《通鑑》之間,我們推薦優先讀《史記》。

這就是因為,讀歷史的,是人。

人,天然就對人的活動、人的選擇、人的命運、人的結局,更感興趣,更加留心,更容易調動情感,從而形成深刻的記憶。

這遵循人的一般認知規律:由己及他,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情及理。

願每一位愛讀歷史的人,不論是從《史記》讀起,還是從《通鑑》讀起,都能讀出專屬於自己的心得體悟,殊途而同歸,達到通透澄明的境界。

責任編輯: 吳莉亞  來源:大道知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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