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發佈的2023年《世界幸福報告》顯示，北歐五國（丹麥、瑞典、芬蘭、挪威和冰島）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排名前七中佔據了五個位置。
在互聯網上，北歐被貼上了「童話王國」「慢生活」「鬆弛感」「反內卷」「孤獨感」等標籤，在許多年輕人的心中，儼然是理想中的「天堂」。
我們跟幾位在北歐待了十年以上的人聊了聊，「天堂」的生活到底怎麼樣：
剛工作三個月，被裁了
Ying還記得第一天到北歐的情景，雖然是八月，丹麥已經寒意漸起，晚上十點多飛機降落哥本哈根機場，她和同學坐着公交車來到學校附近，只覺得這裏房子矮矮的，四周有些荒蕪。
那個身邊的同學後來成了Ying的丈夫，兩個人一起留在挪威工作，一待就是十年。
2014年Ying從海上風能專業畢業，在幾乎不會說挪威語的情況下，她畢業前半年就找到了與海洋石油相關的工作。可惜好景不長，三個月後，石油危機席捲全球，單價從110美元跌至40美元。挪威石油行業許多項目被迫停工，入職沒多久的Ying成了首批被裁員工，她的丈夫更是在還未正式入職時就被公司毀約。
「他畢業答辯前一天接到經理的電話，告訴他不用來上班了。當時大環境就是所有公司都沒有活，新人就會被裁掉。」
儘管公司付給了Ying六個月工資作為補償，但這仍然是一段不好過的日子。因為擔心沒有工作會被趕走，Ying和丈夫都小心隱瞞，以免被房東發現。為了快速找到新工作，Ying開始努力學習挪威語，最讓她頭疼的是挪威語中的抖舌音，練習了許久都沒法達到當地人的水平。
幸運的是，Ying的前任上司一直因為裁掉她而感到內疚，失業三個月後，Ying在他的幫助下找到了新工作。
而在丹麥學市場營銷的陳奇葩就陷入了更加嚴峻的局面。五年前，臨近畢業的她發現大多數使用英語的市場營銷類工作，根本不需要像她這樣沒有經驗的外國人。
「讀完國際市場營銷之後就知道這個專業前途堪憂，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一定會去學IT。」
陳奇葩讀碩士的時候一直在一家餐廳做兼職，畢業後正式入職餐廳做服務員，一步步向管理層進階，現在成了這家餐廳的店長。
丹麥、挪威等國家英語普及度雖高，但不會當地語言，在找工作時仍然有天然劣勢，日常生活中也會遭遇隱性歧視、很難融入當地人的圈子。
Ying所在的公司有不少國際項目，大家的工作語言基本都是挪威語。她有一個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前同事，不太愛說挪威語，去年因此辭職了。「她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圈子，後來她跳槽去一個只需要說英語的公司了。」
凡事親力親為，只為省錢
物價高，是人們對於北歐的另一個固有印象。北歐國家的高物價主要源於人工成本高，以及最近幾年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打車，兩三公里就需要一百多人民幣，藍領的工資與白領相差不大、甚至會略高。
Ying有一次找水電工來接水管，工作很簡單，開支卻近兩千人民幣；還有次找油漆工來家裏粉牆，結果整個屋頂因為年久失修坍塌，最終花了一萬多人民幣才修補完成。
因此買房搬家以後，Ying家裏大部分打理花園、修葺矮牆的工作都交給了丈夫來完成。「一堵矮牆你自己弄弄也能搞好，找別人來做，幾萬塊很快沒了。」
北歐的休暑假的白領們
高物價背後是北歐社會福利體系兜底。陳奇葩的本地人朋友拿着五六萬高薪，仍然不會存錢，丹麥的碩士畢業生一般可以拿到四萬丹麥克朗（約人民幣4.2萬元）以上的月薪，「月光」但輕鬆自在。
這種高福利也讓陳奇葩本人感到安心。從小就身體不好的她在丹麥長過水痘、患過面癱，但基本都沒有為此花過錢。
「我認識的一些人得了癌症、白血病，化療、換骨髓都是完全免費，會得到貼心的照顧，不過醫療資源儘可能保持高效利用，比如生小孩，沒有大的問題，三天就出院，不會讓你浪費床位。」
「瑞典人不敢請假，我996捲走上司」
來歐洲讀博士前，陳奇葩的丈夫曾在北京找過工作。雖然拿到了月薪兩萬的Offer，但他對未來生活毫無信心。因為這些錢支撐下的北京生活達不到自己的期望值，買房、生娃、育兒、養老都得兩個家庭合力，否則過不上一般中產的體面生活。
「在丹麥生活久了，就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鬆弛感。而且丹麥對於高收入人群的稅收比例很高，所以整個國家貧富差距較小，在這裏會覺得人人都是平等的。」
此外，Ying認為北歐很少有女性就業歧視。她所在的公司，領導、高管都是女性，社會氛圍會鼓勵女性去爭取升職加薪。較少的加班和每年一個月的帶薪假期是Ying和陳奇葩更願意留在北歐職場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是所有來到北歐的人都徹底擺脫了「內卷」。
Cherry研究生畢業後，搬到瑞典一座小城市生活，她的丈夫是瑞典人。最近幾年，因為疫情導致的經濟大環境欠佳，Ying和陳奇葩吹捧的高福利在Cherry這樣的普通人，就顯露出了尷尬的一面。
Cherry的丈夫曾在疫情期間遭遇就業難，勉強拿到一份為期一年的合約工，「我那時快要生孩子了，但他完全不能長時間休假，父母假根本不敢請。」
她提到的「父母假」是2016年瑞典政府推出的一項政策：父母雙方一共可享有16個月（480天）的產假，其中的390天休假者可領取休假前薪資80%的補貼金，其餘90天則按照統一標準支付補貼。
即使有豐厚的補貼，可丈夫如果休假，他有可能會失去這份工作。
高福利國家的優厚福利建立在本國的優勢產業，如信息、通訊、生物、醫藥、環保等之上，Cherry目前就職的科技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不過，她能感覺到這些企業在工作方式上也發生了變化。
Cherry說心情好時就會在自家窗戶邊看落日（來自小紅書「人在北歐」）
「疫情之前，公司順利拿到風投的錢，大家都採取典型的北歐式工作狀態，早9點上班，下午4-5點就下班。現在沒人投資了，老闆8點前就坐在辦公室了，晚上6點多，還有不少人拒絕下班，有人甚至下班後還會主動回來再加班。」
Cherry的老闆們，月收入預計在8-9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5-6萬元）之間，除了要面臨加班之外，工資收入的40-50%也會被稅收和社會保障費用全部扣走。
向「卷」的道路上奔跑的北歐職場上，Cherry也發現，唯有「卷」才能在上升道路上更進一步。
「剛進公司不到一年，我就成了Team Leader，招人組建了團隊，接了一些難度非常大的項目，後來又升職了Manager，之前從來沒想到要走管理崗，可能這也是幸運吧。」
Cherry的上升之路當然不只靠幸運。在Cherry成為團隊負責人之前，前任負責人長時間在多個項目上停滯不前，她形容這些「傳統的瑞典打工人，基本不適應科技公司的工作節奏」。
Cherry加入後，將進度滯後的項目全部推進落實，她的努力最終被老闆看到，「不幹事的Leader」最終被裁員，Cherry取而代之。
老闆對她非常坦誠：「與其再招一個人，不如就讓最努力的人做這個Leader。」
在北歐的十年，Cherry實現了很多夢想，結婚、生子，還有職場的成功，每個職場小目標和人生大目標完成後，她都會享受一個多月的假期，帶着孩子回國陪陪父母，彌補一下中國胃，「國內的生活真的太滋潤，都有點不想回瑞典『吃苦』了。」
但問她重來一次會選擇留在國內嗎？Cherry只是笑了笑，沒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