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兵臨北京。紫禁城內，崇禎帝揮劍砍向長平公主，留下那句痛徹心扉的吶喊：「若何為生我家！」彼時朝堂之上，曾充斥着「陛下聖明」「四海昇平」的頌詞，可當危機降臨，那些歌功頌德者或逃或降，無一人願為「聖明」君主殉國。
三百年後，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審判席前，目睹了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平靜。這個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劊子手，竟宣稱自己只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所作所為皆符合「職責要求」。阿倫特由此提出「平庸之惡」——當個體放棄獨立思考，將自己完全交付給權力，諂媚與服從便會成為集體無意識的選擇。
歌功頌德從來不是簡單的言語討好，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奴性流露。它像一層厚厚的塵埃，覆蓋在權力機器之上，讓監督失靈，讓批判失聲。問題是：當一個社會把諂媚當作智慧，把批判當作叛逆，自由民主的種子又能在何處生根？
歌功頌德的本質
明嘉靖年間，首輔嚴嵩以「青詞」諂媚皇帝，將「嘉靖」二字拆解為「家家皆淨而無財用」的諷刺，竟被贊為「聖意洞察」。為博帝王歡心，嚴嵩父子大肆斂財、排除異己，朝堂之上「無敢言時政者」。這種極致的諂媚，換來了二十年權傾朝野的富貴，卻讓大明王朝在頌歌聲中一步步走向崩塌。
黃宗羲在《原君》中尖銳批判：「後之為人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歌功頌德者恰恰是這種「大私」體制的幫凶。他們明知帝王之過，卻選擇用謊言粉飾太平，本質上是用人格換取私利，用尊嚴兌換苟安。
這種自輕自賤並非中國獨有。羅馬帝國晚期，元老院議員們對着暴君尼祿山呼「奧古斯都」，即便他縱火焚燒羅馬城、殘殺無辜，仍有文人寫下「神聖之火淨化寰宇」的頌詩。這些曾經維護共和制度的貴族，為何淪為暴君的附庸？答案或許就藏在人性的弱點裏。
趨利避害是生物本能，可當這種本能凌駕於良知之上，人便不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權力的附屬品。歌功頌德者常以「識時務者為俊傑」自辯，卻忘了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底線。他們看似聰明，實則做了最愚蠢的選擇。
魯迅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歌功頌德者，正是主動擁抱後一種時代的人。他們以為換取了苟安，卻不知奴隸的安穩從來都是暫時的。當權力失去約束，諂媚者終將成為權力失控的第一批犧牲品。
人格是公民身份的基石。一個連自己人格都不珍視的人，如何能承擔起監督權力、守護民主的責任？當歌功頌德成為社會主流，人們會逐漸習慣「上級永遠正確」的邏輯，將獨立思考視為危險，將批判精神視為異端。這種精神上的自我閹割，比制度上的禁錮更難打破。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區分了兩種人：自由人與奴隸。他認為，自由人的特徵在於「能夠為自己而活」，而奴隸則「為他人而活」。
歌功頌德者自願選擇了後者。他們將自己的判斷力、尊嚴和獨立性，作為貢品獻上了權力的祭壇。
從公民到臣民的沉淪
公元前509年，羅馬人推翻王政建立共和，設立元老院與執政官相互制衡。彼時的羅馬貴族以「公民」自居，敢於對權力說「不」：當執政官凱撒試圖獨裁，布魯圖斯等人挺身而出，用匕首捍衛共和制度。即便在凱撒死後，元老院仍堅持「權力不可獨斷」的原則，這種公民意識成為羅馬共和的精神支柱。
可到了羅馬帝國時期，一切都變了。皇帝屋大維被尊為「奧古斯都」，元老院淪為橡皮圖章，議員們爭相獻上最肉麻的頌詞。有議員為討好皇帝，竟提議將皇帝的生日定為「神聖日」，將皇帝的雕像立在每一座神廟。曾經的公民精神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臣民」心態：只知服從，不知監督；只懂感恩，不懂問責。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寫道：「公民意識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培育的。它要求每個人都明白，自己不僅是國家的主人，更是權力的監督者。」歌功頌德者恰恰背叛了這種公民身份，他們主動將自己從「主人」降為「僕人」，將權力從「受託者」抬為「統治者」。
這種背叛在中國歷史上表現得尤為深刻。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追溯：「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從「天下為主」到「君為主」的轉變，背後正是歌功頌德者的推波助瀾。他們用「君權神授」「天子聖明」的謊言，將君主神化，將民眾馴化，讓「臣民」身份根深蒂固。
公民與臣民的邊界，究竟在哪裏？不在於是否服從法律，而在於是否擁有批判權力的勇氣；不在於是否熱愛國家，而在於是否敢於指出國家的不足。歌功頌德者混淆了「愛國」與「愛權力」的區別，將對權力的批判等同於對國家的背叛。這種認知上的謬誤，讓無數人在「忠君」的名義下，放棄了公民的責任。
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都甘願做臣民，自由民主便成了無源之水。就像羅馬共和的覆滅，不是因為外敵入侵，而是因為內部公民精神的消亡。沒有公民的監督，權力必然走向濫用；沒有公民的批判，制度必然走向僵化。這是歌功頌德的必然後果。
在中國歷史上，明清時期的「文字獄」與「頌聖文化」形成了鮮明對比。一面是因言獲罪的恐怖，一面是鋪天蓋地的諛詞。
這種環境下，真正的思想者噤若寒蟬，而「歌德派」則如魚得水。明代思想家李贄曾辛辣諷刺：「今之學者，官樣文章，滿紙諛詞，實乃學之賊也。」
但問題不僅在於諂媚者本身。當歌功頌德成為一種風尚，它會產生強大的社會壓力，迫使更多人加入這一行列。
歌功頌德與特權膨脹的惡性循環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反覆強調自己只是在「執行命令」。這個曾經的納粹高官，負責將數百萬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卻堅稱自己「毫無過錯」，因為他的行為符合當時的「國家法律」。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惡的平庸性在於，它不是由邪惡的人犯下的，而是由不思考的人犯下的。」歌功頌德正是這種平庸之惡的典型表現。
當一個人說「皇帝聖明」時，可能並非真心認同，只是因為別人都這麼說；當一個人對權力的過錯視而不見時，可能並非毫無察覺，只是害怕與眾不同。這種「隨大流」的心態，讓諂媚成為一種社會風氣，讓批判成為一種政治風險。
托克維爾對此有深刻洞察：「在民主社會，多數人的意見具有專制力量。當讚美權力成為主流，異議者將面臨孤立。」
更危險的是，歌功頌德與特權會形成惡性循環。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警告：「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當權力者聽到的全是頌詞，便會逐漸相信自己「無所不能」，進而擴大特權；而特權的擴大，又會讓更多人選擇諂媚，以換取特權的庇護。
唐玄宗前期勵精圖治，開創「開元盛世」，後期卻沉溺於楊貴妃的溫柔鄉，重用諂媚的楊國忠。楊國忠為討好玄宗，隱瞞安史之亂的軍情，宣稱「逆賊不足憂」，導致叛軍迅速逼近長安。而那些敢於直言進諫的大臣，或被罷官，或被處死。這種「諂媚者上位，直言者遭禍」的氛圍，最終讓唐朝由盛轉衰。
類似的場景在歷史上不斷重演。納粹德國時期，希特拉的演講被奉為「真理」，任何質疑都會遭到殘酷鎮壓。無數德國知識分子選擇沉默，甚至加入歌功頌德的行列，連像海德格爾這樣的大哲學家也為納粹的暴行提供「學術支持」。
平庸的惡，為何比極端的惡更可怕？因為它具有普遍性，幾乎每個人都可能陷入其中；因為它具有隱蔽性，常常以「服從」「忠誠」的名義出現；因為它具有傳染性，會像病毒一樣在社會中蔓延。
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當歌功頌德成為社會風氣，每個諂媚者都覺得自己只是「順應時勢」，可正是無數這樣的「順應」，匯成了侵蝕民主的洪流。
這種惡性循環一旦形成，便很難打破。權力者依賴頌詞鞏固統治，諂媚者依賴特權獲取利益，普通民眾則在沉默中逐漸麻木。自由民主所需要的批判精神、監督意識、獨立人格，都會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消解。就像一艘失去航向的船，在頌歌聲中駛向毀滅的深淵。
陰魂不散的歌德文化
可為何歌功頌德的文化能在中國歷史上根深蒂固？這與傳統文化中的「忠君」思想被異化密切相關。儒家倡導的「忠」，本是對道義的堅守，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雙向奔赴。可在專制皇權的不斷強化中，「忠」逐漸異化為無條件的順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觀念深入人心。
顧炎武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歌功頌德者，正是在助長「仁義充塞卻率獸食人」的亡天下之危。這些自願為奴的人用諂媚消解了道義，用順從扼殺了良知，讓整個社會陷入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困境。
這種奴性的殘留，至今仍在影響着我們。網絡上，不乏對權威的盲目崇拜；現實中，仍有對權力的過度敬畏。有人將領導的錯誤決策奉為圭臬，有人將官員的表面功夫贊為實績，卻忘了自己作為公民的監督責任。更可怕的是，這種奴性往往披着「識時務」「懂人情」的外衣，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放棄了獨立思考。可自由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每個公民用理智和勇氣爭取來的權利。
在雅典城邦，公民有權在公民大會上彈劾執政官；在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們用筆桿子挑戰王權與神權；在現代民主國家，媒體監督、司法獨立、公民抗議，共同構成了制約權力的網絡。這些制度的背後，是無數個體拒絕諂媚、堅守良知的勇氣。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說：「民主的本質，在於每個公民都有能力且願意參與公共事務。」這種參與，不是歌功頌德式的附和，而是批判性的監督與建設性的意見。
當務之急是培育公民精神
17世紀的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直面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發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吶喊。黃宗羲在《原君》中大膽提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顧炎武主張「眾治」而非「獨治」，這些思想猶如黑暗中的微光，試圖喚醒沉睡的公民意識。
他們的努力告訴我們：批判奴性並非要否定一切，而是要打破「權力至上」的迷思；培育公民精神並非要製造對立，而是要建立「權力受監督」的共識。自由民主的建設，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每一個人擺脫奴性的束縛，勇敢地承擔起公民的責任。
如何打破歌功頌德與特權膨脹的惡性循環？孟德斯鳩給出了答案：「防止權力濫用的辦法，就是用權力約束權力。」但權力的約束不僅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公民的參與。就像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潘恩在《常識》中呼籲民眾「警惕權力的誘惑」，正是這種公民意識的覺醒，讓美國在三權分立的制度之外，還有強大監督力量。
培育公民精神，要打破「等級觀念」的枷鎖。奴性文化的核心是「權勢崇拜」，認為權力者天然優於普通人。但自由民主的本質是平等，每個公民都擁有監督權力的權利，每個公民都有責任指出權力的過錯。就像雅典城邦的公民，無論貧富，都可以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對城邦事務進行投票。梁啓超在《新民說》中疾呼：「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這裏的「新民」，核心便是具備獨立人格與公民意識的現代人。
培育公民精神，要鼓勵「獨立思考」的勇氣。阿倫特說：「思考是抵抗惡的唯一武器。」當我們面對權力的頌詞時，要敢於問一句「真的是這樣嗎？」；當我們面對不公的現象時，要敢於說一句「這也許是不對的」。這種獨立思考的勇氣，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在教育中培養，在實踐中鍛煉。
培育公民精神，還要建立「責任意識」的共識。自由民主不是「人人為所欲為」，而是「人人為公共利益負責」。每個公民都應該明白，監督權力不是「多管閒事」，而是維護自身權益的必要手段；批判過錯不是「破壞穩定」，而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就像啟蒙運動時期的伏爾泰、盧梭，他們以筆為武器，批判專制制度，呼籲自由平等，最終推動了文明的走向。
培育公民精神，也需要寬容的社會環境。民主社會不是沒有分歧，而是能包容分歧；不是沒有批評，而是能善待批評。雍正將批評者視為「逆賊」，本質上是對不同聲音的恐懼；而真正的民主社會，恰恰需要不同聲音的存在。正如伏爾泰所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只有當批評者不再被打壓，當諂媚者不再有市場，民主才能真正生根發芽。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奴性不去，民主難立，一群只知道歌功頌德的奴才，永遠建不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