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14歲加入中共，1956年以「干預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成名，1957年淪「右」——京城文學界折翅「四小天鵝」之一（另三位青年作家「右派」：劉紹棠、叢維熙、鄧友梅）。文革後，遠謫新疆的王蒙回京，最初住嘈雜招待所九平米仄屋（每晚窗外響着公共電視喇叭）；1985年躋身中央委員、1986年文化部長，1989年「六四」稱病不參加慰問「平暴」部隊，9月4日解職部長；仍列高官——八～十屆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仍享高幹待遇——住大四合院（後為一大套公寓），秘書、專車（配司機），乘機享受公務艙、VIP通道。
近年，大陸流行詞——精緻利己，王蒙可為代表人物。這不，剛剛接獲赤國七十周年頒發的「共和國勳章」，既得名也得利，估計將再得「王蒙現象」。
小知底色
王蒙自視「共和國精英」，正規學歷僅中學，器局似受限，且從小浸淫馬列。小學三年級就寫左歪詩句（起點就偏）：
假使我是一隻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文革後，「右派」改正，他認同曲嘯（1932～2003）的「娘打兒子論」：
特定時間段的幾個踉踉蹌蹌的腳印。
新娘也會打孩子，但孩子從來也不記恨母親。打完了，氣會消的，會摟上孩子哭一場的。
直到晚年，王蒙仍堅持：「對年輕人來說，沒有比親身經歷一場革命和勝利更美好、更激動人心！」毛澤東在天安門那句「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他最珍貴的人生記憶，畢竟他以少共身份參與「開國」。
王蒙對歷史的認知，清晰暴露其小知底版。2009年冬，75歲的王蒙對採訪者說：
平等主義的左傾思潮在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受到壓制的，直到鴉片戰爭推了它一下。這個思潮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爆發，推翻了皇權，但並未達到高潮。它必然繼續向前推進。而且，最讓年輕人興奮的兩件事是什麼？——性與革命！
中國共運僅僅起於平等主義思潮的不可阻擋麼？怎麼又拐上年輕人永恆的興奮點？能這麼解釋中國共運麼？
攻訐劉曉波
1994年，王蒙與南京中年學者王彬彬（1962～）發生論戰，撰文〈黑馬與黑駒〉，順帶攻擊劉曉波，指王彬彬是對劉曉波（十年前「黑馬」）的廉價模仿，盡失文壇清譽。上海學者朱學勤（1952～）表示：無法原諒王蒙對劉曉波的落井下石。青年博客作者李承鵬（1968～）則擲文：〈老而不死是為蒙〉。
王蒙一直不肯譴責毛澤東，有人擲評：王蒙沒有邁出這最後一步。為什麼？因為他太精明了。
2009年，王蒙接受查建英（1959～）訪談，迴避赤色革命的災難性結果：
我不是在談中國革命的合法性，我說的是它的不可避免性。
偌長百年共運，偌大赤色災難，可以迴避革命的「合法性」嗎？能夠略過赤難只論不可避免性嗎？精明絕頂呵，裸呈靈魂深處的「精緻利己」。只談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正可避開中共敏感「底線」——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
有關文學寫作，王蒙也迴避價值判斷。他對訪談者說：
作家不應該成為世界的裁判者。他應該對世界充滿興趣和熱愛。有些作家喜歡詛咒世界。我儘量避免與這類人接觸，因為他會影響我的食慾與健康。
世界觀價值觀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難道作家僅僅對世界充滿愛，就可寫出優秀作品？比愛更重要的，難道不是如何呵護「愛」如何深化「愛」？思想性難道不是作家應該追求的一大向度？王蒙此處所掖藏的貨色，當然讀得懂——不要批評中共，要當「歌德」。
定居美國的中國女詩人張耳：王蒙只不過是一個優秀的奴才。[1]
革命沒有後來人
馬克思主義給人類給中國帶來巨難，儘管習近平呼籲「不忘初心」，但革命已無後來人。王蒙批評孫子花太多時間玩電腦遊戲，豪稱自己14歲已參加革命，孫子脆聲回答：
可憐的爺爺，我理解你。我敢肯定，你的童年沒有玩具，沒有玩具的童年，除了去革命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2]
對誤陷赤塵的幾代人來說，紅色信仰成為終身自囿的高高紅牆。與王蒙同為右派的青年作家劉紹棠（1936～1997），1989年不僅擁護《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指責三千學生天安門廣場絕食「吃飽了撐的」、「又來文革請願那一套」、「鬧劇+醜劇」。六四開槍後，劉紹棠主動寫給戒嚴部隊慰問信，熱情洋溢稱頌為首都「平暴」，為人民立新功，早該動手，長痛不如短痛，清場了，平靜了。[3]看來，1957年打得還太輕，居然一直沒打醒！劉紹棠如長壽至今，估計也能捧接「共和國勳章」。
缺乏思想性
新近德克薩斯州出版的《記憶》（第1卷第1期），內有方延曦先生的〈《王蒙自傳》淺議——言之有文，行之弗遠〉，結束段——
《王蒙自傳》的最大缺點是缺乏思想，然而這怎麼可能呢？說王蒙這樣生活經歷如此豐富的作家缺乏思想簡直意近誣衊，可是把這本《自傳》從頭到尾仔細看過來，確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火花與光彩。因此，王蒙的坦率不僅大大打了折扣，而且顯得有點兒可疑。[4]
甚與方先生同感，王蒙先生缺失的正是思想性。事實上，觸發筆者這篇拙文的寫作驅動也是這份「缺失」，很為王蒙先生可惜的一聲驚訝。按說以王蒙的才情智慧，不至於低到像劉紹棠，應該有能力走出赤夢。既得正部級待遇，又不失清流令名（既然對「六四」有所表態），豈非更聰明？但他硬如此這般強項護黨、自甘殉赤、遵守黨諱，縱免「精巧利己」，亦失「精緻巧妙」。
結語
這一撥「共和國文化衛士」，是赤潮禍華深重度的一條清晰刻線。失信反右、荒唐躍進、慘烈饑荒、黑色文革、六四坦克，居然千呼萬喚始不醒！這坨「忠誠者」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跟着念咒「不信謠不傳謠」，自欺再欺人。中共也因擁有這坨「忠誠黨員」武運長久。暴力使得再狠、閥門擰得再緊，總得有人去狠去擰，人的因素第一呵！
幸好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馬列主義畢竟西風殘照，只剩瑟瑟四家，漢家陵闕近矣。實踐證謬，國人終醒，如何再有接班人？赤幟還能像百年前因朦朧而新艷麼？紅旗還能打多久？
2019年11月Princeton
【注釋】
[1]查建英：《弄潮兒》，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4年，頁74～77、43、83、86、89、99。
[2]查建英：《弄潮兒》，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4年，頁103。
[3]京遊子：〈劉紹棠和他的通州「生祠」〉，《爭鳴》（香港）1995年7月號，頁78。
[4]方延曦：〈《王蒙自傳》淺議——言之有文，行之弗遠〉，《記憶》（美）第1卷第2期(2019)，頁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