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毛澤東為謀求國際共運領導權，開始向金日成妥協，並主動要求從朝鮮撤軍
然而，中朝關係在1957年下半年開始出現轉機，因為此段時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共在國際事務中作為亞洲革命的領導者也開始參與處理社會主義的歐洲問題，為了與蘇共共享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毛澤東亟需朝鮮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毛澤東採取了三大措施以贏得金正日的支持：
（1）、開始支持金日成打壓反對者。這一轉變首先反映在對待流亡的延安派幹部的態度上，1957年3月16日，吉林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與移居長春的前平壤市委組織部長金忠植談話時很不客氣地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願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後告訴他中國「不願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後富根據中共中央的委託轉告他，在中國期間要儘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朝鮮族人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的問題。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約見金日成，當面承認1956年中共犯了偏聽偏信和干涉朝鮮內政的錯誤，並建議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國的幹部，然後接受他們回國。金日成表示「朝鮮已經不需要這些人了」，毛澤東則保證中國永遠都不會利用這些人反對朝鮮。回國後，金日成立即採取行動，進一步在黨內進行政治清洗。中國使館獲得的一份勞動黨內部講話材料稱：到1958年初，朝鮮「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國家反黨的宗派分子」，進一步肅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欽、金承化、徐輝、李弼奎等反黨宗派分子的殘餘毒素」。
（2）、開始非常熱心地大力援助朝鮮。1958年11月22日，金日成再次訪問中國，北京30萬人夾道歡迎。會談中談到經濟發展時，金日成趁機說，朝鮮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澤東當場拍板：棉花你們要多少給多少。周恩來補充說，朝鮮所要的100萬噸焦炭也答應提供了。對於朝鮮最關心的幾項物資，中國都盡力予以解決。如煤炭中國1958年計劃缺口在600萬噸以上，但還是完全滿足了朝鮮的需要（87萬噸）。硫磺中國自己也缺，橡膠還要靠從國外進口，也都滿足（硫磺）或基本滿足（橡膠）了朝鮮的需求。周恩來還提出志願軍撤出之前可以幫助朝鮮人民軍修築工事，並建議中朝合建雲峰水電站，中國可以先行墊付朝鮮的投資。
（3）、由於中朝關係出現裂痕，加之某些志願軍幹部存在的違反朝鮮的法律和風俗、傲慢地對待朝鮮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鮮內政的個別行為，金正日等朝鮮領導人以此為藉口把志願軍看成是佔領軍，認為他們侵犯了朝鮮主權，因而繼續在朝鮮駐守是不受歡迎的。為了徹底解除金日成的後顧之憂，毛澤東主動提出將志願軍全部撤退回國。1958年底，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志願軍撤退時將營房、設備等價值1億5,700萬元人民幣的物資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
當然，毛澤東的友好付出也得到了相應的回報，金正日在之後談到國際形勢時，特別提到了「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頌揚中國「以強大的力量登上國際舞台，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60-90年代朝鮮利用中蘇矛盾左右逢源爭取兩國援助
1、中蘇分裂初期，朝鮮保持中立，獲得了很多援助
1959年10月以後，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步公開化，為了爭奪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雙方競相爭取朝鮮的政治支持，援助金額和規模也不斷攀比上升。出於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需要，朝鮮當然不希望得罪中、蘇任何一方，因此，金日成左右逢源，盡力爭取利益最大化。比如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雙方在政治上立場取得一致。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金日成說，赫魯曉夫1955年就叫我們不要反對美帝國主義，我們沒有接受；還認為我們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後來我們看了毛主席的文章，決定繼續搞下去。對於中朝走近，蘇聯不甘落後，赫魯曉夫邀請金日成秘密訪問莫斯科，通報了中共領導人在世界工聯會議上的錯誤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蘇聯干預朝鮮的內政，並把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記錄交給金日成。在那次談話中，毛澤東說金日成可能會叛變革命，成為朝鮮的鐵托或納吉。金日成看後，果然憤怒異常，並立即表示，朝鮮勞動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支持蘇共中央在一切重大問題上的方針。回國後金日成召集幹部會議「詳細而憤怒地」講述了中共領導人的錯誤行為，說「中國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國人了，也不會再到中國去了」。
除了政治上的攻擊和拉攏外，最有效的當然還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援助，為了進一步拉住朝鮮，中蘇雙方答應了金日成的大部分援助要求。1960年8月，蘇聯同意免除戰爭期間的軍事貸款7.6億盧布，及延期償還1.4億盧布的經濟貸款。而中國如果不有所表示，就會失去一個支持者，甚至增加一個反對者。於是，中國政府承諾在1961-1964年期間向朝鮮提供4.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並且幫助朝鮮建設橡膠輪胎廠、無線電通訊器材等工廠和一批生產日用必需品的輕工業企業。周恩來表示，雖然最近阿爾巴尼亞、古巴等國家也紛紛要求援助，蘇聯又撤走了在華專家，中國在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但是，中國可以對別的國家「欠賬」，卻要保證對朝鮮的援助項目。關於貸款，周恩來說，到時候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再償還也行。1960年雖然中國正在經歷着「大饑荒」，但中國政府還是克服困難，向朝鮮提供了23萬噸糧食。而中國的援助反過來又推動了蘇朝達成長期援助和貿易協定，根據援助協定，蘇聯將幫助朝鮮擴建金策冶金工廠，使其能力達到年產280萬噸鋼和230萬噸鋼材。在博州建設發電能力60萬千瓦的火電站，在平壤建設發電能力為40萬千瓦的火電站，建設年處理原油200萬噸的煉油廠，並由蘇聯供應必要數量的原油，還有電影製片廠、麻紡廠和毛紡廠等。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蘇之間的對立和競爭，從兩邊爭得援助。根據韓國的統計資料，從戰後到上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對朝鮮的經濟援助總計20.43億美元，在此期援助的金額中，蘇聯佔43.14%，中國佔30.75%。
2、1965年之前朝鮮支持中國反對蘇聯，中朝進入「蜜月期」
隨着中蘇論戰的逐步升級和中蘇關係的逐漸惡化，朝鮮的中立政策就難以為繼了。由於不認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鮮更加傾向於保持同中國的親密關係。比如針對蘇共帶頭指責中共的情況，1963年1月朝鮮《勞動新聞》發社論明確表示：「朝鮮勞動黨反對片面攻擊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做法危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使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蒙受嚴重損失，等於參加敵人的反華大合唱。」而到1963年中蘇公開論戰時，金日成明確表示：（1）朝黨不怕國際共運的分裂，朝黨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魯曉夫分裂了；如果中國同赫鬧翻，朝黨堅決同中國站在一起；（2）朝黨不願站在第二線，已組織了「秀才」班了，準備參加論戰，並且準備「點名」批蘇；（3）朝黨支持召開左派亞洲黨會議，並願意出面向其他黨做工作。此外，在中印邊境衝突中，朝鮮也明確支持中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朝關係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這段時間內，中朝之間締結了兩個至關重要的協定：（1）1961年7月11日締結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該條約第二條規定，「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從而確立了中朝軍事同盟。（2）1962年10月12日周恩來和金日成在平壤簽署了《中朝邊界條約》，在此條約的基礎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兩國在北京締結了《中朝國境的議定書》，將長白山一帶的邊界從1909年《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規定的石乙水線退讓到接近於朝方的主張線，將白頭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鮮54.5%、中國45.5%）劃給朝鮮，白頭峰後被朝鮮改名叫將軍峰。後來經過1972年至1975年進行的中朝第一次邊界聯檢，確定中朝邊境的沙洲、島嶼61個，其中劃歸中方13個。「這是對朝鮮相當有利的分割。」正因為如此，在中朝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間，參與此事的延邊朝鮮自治州州長朱德海受到紅衛兵的殘酷迫害。紅衛兵罵他是「賣國賊」，「連從鴨綠江中國一側登上白頭山山頂的公路都出賣給了朝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