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讓人毛骨悚然的不是犯罪本身，而是當地警察和社工的反應。難道警察不知道嗎？他們知道的。難道社工沒有收到求救嗎？收到了。那他們為什麼不管呢？官方調查報告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他們害怕被叫做種族主義者。他們擔心一旦抓了人，就會破壞社區和諧，就會被貼上破壞多元文化的標籤。甚至有社工被上級明確指示，不要記錄施暴者的種族背景。
默里在書里冷冷地評論：為了維持一個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歐洲人竟然願意獻祭自己的女兒。這已經不是包容了，這是文明的病態。
這種病態不僅僅發生在英國，它像病毒一樣，已經蔓延在了整個歐洲大陸。2015年的最後一天：德國科隆跨年夜。在科隆大教堂前的廣場上，聚集了上千名狂歡者。那一晚，發生了大規模的性侵和搶劫事件，受害者多達數百人。根據現場視頻和受害者的描述，施暴者幾乎清一色是北非或者阿拉伯面孔的年輕男性，其中很多人就是剛剛被默克爾請進來的難民。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按理說應該霸佔頭條新聞吧？但是非常詭異的事情發生了：德國的主流媒體集體失聲了。在案發後的好幾天裏，德國電視台上依然是一片歌舞昇平，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警察局甚至在一開始的通報里，試圖隱瞞嫌疑人的身份。直到社交媒體上的視頻實在壓不住，真相才爆發出來。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德國媒體和政客有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絕對不能給他們所謂的"右翼勢力"遞刀子。如果他們報道難民犯罪，就等於是給排外主義提供了彈藥。所以為了這個大局，真相就必須被犧牲。這種邏輯，是不是聽起來特別特別耳熟啊？
默里接着寫道，這種病態，還不僅僅表現為對罪惡的縱容，更表現為對悲劇的"強制性麻木"。"強制性麻木"什麼意思呢？我們看一個案例。
2017年的曼徹斯特體育館，美國歌星Ariana Grande（A妹）的演唱會上，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炸彈客薩勒曼·阿貝迪專門挑選了散場的時間引爆了炸彈，死者多是來看演唱會的小女孩，現場極其慘烈。
面對這種針對兒童的屠殺，一個正常社會的反應應該是極度的憤怒，對吧？是要求追責。但並不是。英國全國並沒有爆發任何憤怒的抗議，但是在襲擊發生後的24個小時內，反而開始流行合唱綠洲樂隊的一首名曲《不要回首憤怒》（Don't Look Back in Anger）。也就是英國人民紛紛表示：我們不憤怒。默里質問：為什麼你們不憤怒？當你的孩子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時候，為什麼這個社會的第一反應，是壓抑憤怒，去搞什麼"愛與和平"的演唱會？
默里說，這種把麻木美化為堅強的儀式，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性的條件反射訓練。精英階層在訓練民眾：你要學會接受這一切，你要習慣，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感到憤怒，那你就是仇恨的幫凶。
我讀到書里這一段的時候，馬上回想起一件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事。那是2015年巴黎發生了連環恐怖襲擊，造成大量傷亡。其中有一位遇難者的丈夫，僅僅在他妻子遇難之後的幾天，就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篇寫給恐怖分子的公開信，標題叫做《你們得不到我的仇恨》。大意是：我不會把仇恨交給你們，不會讓你們通過製造恐懼與仇恨繼續支配我的人生。
我記得當時國內轉載這個報導，都是一片讚譽，說你看人家歐洲人的思想道德水準，都已經進化到這個地步了，老婆被殺了都選擇不仇恨、不憤怒。我當時就覺得極度不適，這哪是什麼思想道德水準高尚，這就是純純的有病啊。這就是默里說的"強制性麻木"，非常讓人窒息。
但是如果你以為他們僅僅是掩蓋真相和強制性麻木，那就太天真了。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歐洲，如果你執意要揭開這一層遮羞布，如果你敢站出來大聲說皇帝沒有穿衣服，那麼等待你的往往是社會性死亡，甚至是肉體消滅。
默里在書里專門辟出一章，叫做《先知無榮耀》，專門講述那些因為說了真話而被獵殺的吹哨人。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荷蘭的皮姆·福圖恩。福圖恩可不是什麼光頭黨、極右翼，恰恰相反，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教授，還是一位公開的同性戀者。他之所以站出來批評伊斯蘭移民，恰恰是因為他想捍衛荷蘭的自由價值觀。他質問：為什麼我們要引進一種極度歧視女性、極度仇視同性戀的文化，來稀釋我們引以為傲的寬容呢？
那結果是怎麼樣呢？他被荷蘭的精英階層罵成是"荷蘭的墨索里尼"。最終在2002年大選的前幾天，他被槍殺身亡。
接下來是西奧·梵古。他是大畫家梵高的後代，是一位電影導演。僅僅因為他拍了一部關於穆斯林婦女受虐待的短片，他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被當街割喉。兇手還在他的屍體上插了一把刀，釘着一封恐嚇信。
還有埃揚·希爾西·阿里。她是一位索馬里難民，逃到荷蘭，通過奮鬥成了議員。她簡直就是完美的移民融入典範，但僅僅因為她敢於批評伊斯蘭教對女性的壓迫，她就被剝奪了荷蘭國籍，被驅逐出境，最後只能流亡美國。
默里在書里很悲哀地總結：在今天的歐洲，未來的先知要麼被殺，要麼流亡，要麼生活在24小時的警察保護之下。
聽到這裏，你可能也能理解，為什麼2025年的美國政府會出台那份判定歐洲文明正在被抹除的報告了。在美國的這些右翼戰略家看來，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所謂政治正確走火入魔了，這已經是一種極權主義的前兆。一個社會，如果連受害少女的哭聲都能夠屏蔽，如果連指出問題的人都要被消滅，如果為了維持一個烏托邦的幻覺必須依靠謊言來運行，那麼這個社會已經在精神上死亡了。
這就是默里在這本書里最可怕的判詞：歐洲的死亡不是死於外敵的鐵蹄，而是死於對自己免疫系統的攻擊。當那些試圖報警的細胞被當作癌細胞殺掉的時候，機體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那既然歐洲已經在物理上被置換了，在精神上被閹割了，真相又被掩蓋了，那麼，歐洲的結局是不是也已經註定了呢？作者道格拉斯·默里在書的最後一章，用了一種既悲憫又冷酷的筆觸，寫下了他對未來的預判。
默里說，如果你期待一個荷里活式的大反轉，比如說歐洲人民突然覺醒，或者某位政治強人橫空出世、力挽狂瀾，那你大概率是要失望了。他預言，未來大概率什麼都不會改變。儘管恐怖襲擊會繼續發生，儘管女性的權利會繼續倒退，儘管社會撕裂會越來越深，但是歐洲的政治機器已經產生了一種巨大的自毀慣性。那些當權者，那些默克爾們、馬克龍們，他們絕不會承認自己錯了。因為承認錯誤，就意味着要對自己畢生的政治遺產進行清算。所以他們只會做一件事：把油門踩到底，繼續加速。
他們會繼續告訴民眾：問題不在於移民太多，而在於我們還不夠包容；衝突不是因為文化差異，而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多元。他們會繼續把每一個對此提出異議的人打成納粹，繼續用政治正確的膠帶封住所有人的嘴。
"大型聯合國"
那麼結局會是什麼呢？默里給出的畫面非常具象。他說，到了本世紀中葉，當中國依然是中國，印度依然是印度，俄羅斯依然是俄羅斯的時候，西歐將變成一個"大型聯合國"。這聽起來好像挺美好，但實際上非常殘酷。這意味着，歐洲作為一個文明實體將不復存在，它將變成一個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概念，一個巨大的、無根的、僅僅是為了維持經濟運轉而存在的國際中轉站。在這裏，你能夠吃到全世界的美食，聽到全世界的語言，但你唯獨找不到家的感覺。那個曾經孕育了達文西、莎士比亞、貝多芬和牛頓的文明，那個曾經有着獨特的靈魂和面孔的歐洲，將徹底淪為一個歷史名詞。
這就是默里所說的"奇怪的死亡"。它不是死於轟轟烈烈的戰爭，而是死於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自我麻醉的安樂死。
講到這裏，我們終於可以徹底回應開篇的那個來自2025年的巨大謎題了：為什麼本屆美國政府發出了那麼強烈的、要與歐洲決裂的信號？
因為在美國的這些保守派精英看來，他們正在面對的，是一艘註定就要沉沒的鐵達尼號。這艘船不僅船底破了一個大洞，而且船長和船員們不僅拒絕修補，還在瘋狂地拆掉救生艇，而且還指責那些想要逃生的人缺乏風度、道德敗壞。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保守派政府的邏輯很清晰：美國不想成為下一個大型聯合國，美國還想做美國。如果歐洲人選擇放棄自己的身份，選擇在生存性疲勞中走向虛無，那是歐洲人自己的選擇。萬斯說：我們不陪葬。
在默里的這本書看來，歐美大決裂本質上不是利益的決裂，而是生命意志的決裂。美國這一方想要即使身負罵名，也要活下去，要贏下去；而歐洲這一方覺得，為了維持某種道德上的高尚感，哪怕我就此消失，那也是一種殉道。
在全書的最後，默里留下了一段思考，很保守主義，但我覺得不論你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很值得思考這個問題。默里問：一個文明想要存續，到底需要什麼？是堅船利炮嗎？是高福利的社保嗎？還是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默里說，這些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講故事的能力。你需要能夠理直氣壯地向你的後代講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為什麼值得存在。如果你連這個故事都講不出來，或者你講的故事裏充滿了自我厭惡和愧疚，那麼無論你擁有多少航母，無論你的GDP有多高，你的文明都已經死了。
歐洲的悲劇就在於，它弄丟了自己的故事，又不敢去書寫新的故事，只能任由別人的故事來填補空白。默里在全書的最後一句寫道："既受困於往昔，又受制於當下。對於歐洲人而言，未來似乎已無體面的出路。而這正是那致命的一擊最終落下的方式。"
當然，這本書也可能恰恰印證了美國建國先父華盛頓在總統任期結束後，對未來美國從政者先知一樣的預警：遠離歐洲，因為捲入歐洲衝突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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