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生存性疲勞呢？就不是身體累了，而是產生了一種靈魂深處的厭倦。默里認為，今天的歐洲人普遍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歐洲的故事已經講完了。你看，歐洲這個地方太古老了，也太沉重了。在過去的2，000多年時間裏，這塊土地幾乎把人類能做的所有嘗試都做絕了。它既創造了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宗教——基督教，也發動了最殘酷的宗教戰爭；它既發明了最理性的啟蒙運動，也孕育了最瘋狂的極權主義，比如納粹，比如蘇聯模式；它既把人類文明推向了巔峰，也把人類的尊嚴踐踏到了泥土裏，比如各種大屠殺。
精神病灶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現在，歐洲人陷入了一種巨大的歷史虛無感。他們覺得這就是盡頭了，我們已經沒有什麼新故事可講了。既然故事講完了，那剩下來還能幹什麼呢？默里說，剩下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病態的贖罪——"我有罪，我對不起全人類"；另外一個是空洞的普世價值。這種心態，導致了歐洲在精神層面的全面崩塌。
默里認為，歐洲人在精神上的第一個病灶，叫做"負疚感的暴政"。而這是歐洲，尤其是西歐和德國特有的一種精神瘟疫。默里發現，現代歐洲人，特別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一套"自我鞭屍"的歷史觀。在他們的歷史課本里，歐洲的歷史就是一部罪惡史：十字軍東征是罪惡，殖民主義是罪惡，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更是罪惡滔天。這種反思最初是健康的，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但是慢慢地它的味道就變了，變成了一種道德毒品。
默里說，在當今世界，只有歐洲人，會沒完沒了地為幾百年前的祖先犯下的錯而痛哭流涕，並且試圖在今天進行補償。你看土耳其，他們會為奧斯曼帝國的屠殺而道歉嗎？他們根本就不會。你看蒙古，他們會為成吉思汗的征服而羞愧嗎？不會，他們會把成吉思汗印在鈔票上。唯獨歐洲人，把內疚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
有很多歐洲人真的是把這種負疚感，把"我們有原罪"這種意識，給內化進了自己的精神底層代碼里。比如說，默里在書里寫了一個發生在挪威的真實案例，這是全書最讓人感到窒息的故事之一。卡爾斯滕·諾達爾·豪肯是一位年輕的挪威左翼政客，他自稱是女權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他在自己的家裏，遭到了一位索馬里難民的殘忍強姦。兇手最終被抓獲，判刑4年半，並且會在服完刑後被驅逐回索馬里。
按理說，受害者應該感到一絲安慰，對吧？但是豪肯的反應，卻徹底擊穿了正常人的認知底線。他在媒體上公開表示，當他得知強姦犯要被遣返的時候，他感到的不是解脫，而是強烈的內疚和責任感。為什麼呢？因為他覺得，是他自己毀了這個強姦犯在挪威的未來。他覺得是他把這個施暴者送回到那個黑暗不確定的索馬里。一個人被殘忍地侵犯了，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憤怒，不是正義，而是"我對不起那個強姦我的人"。默里說，這已經不是那種道德層面上的寬容了，這是一種精神病理學意義上的自毀。一個文明，如果連被攻擊時的生物性憤怒都喪失了，只剩下對施暴者的無限共情，那它離死亡，可能真的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而這種負疚感一旦與現實政治相結合，那就變成了一種致命的毒藥。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德國。為什麼在敘利亞難民潮那會兒，德國人會那麼瘋狂地歡迎百萬級的難民呢？默里認為這不僅僅是出於人道主義，更是一場集體贖罪儀式。德國人潛意識裏的心理活動其實是："全世界，你們看啊，70年前我們把猶太人送上了火車，那是我們永遠的恥辱；但今天我們把難民接下了火車，我們在用這種方式，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為了獲得這種道德上的解脫感，歐洲人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哪怕代價是治安惡化，哪怕代價是女性被騷擾，甚至哪怕代價是未來國家的解體。
因為，在這樣一種極度的原罪感邏輯里，如果我本來就是邪惡的，那麼我被毀滅、被替換，那豈不是一種正義嗎？我應該慶幸我死掉啊。默里說，這就是為什麼當你跟一個歐洲的左翼人士談論歐洲文化可能會消失的時候，他甚至會聳聳肩說那又怎樣呢？反正我們也沒有什麼好留戀的，也許新來的人比我們更有活力呢，那我們沒了就沒了唄。
而這就引出了歐洲人精神世界的第二個病灶，那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高度真空化。默里說，在通過內疚感否定了自己的歷史之後，歐洲人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清理成了一片廢墟。
今天的歐洲人還能夠擁抱什麼呢？擁抱宗教嗎？那是落後的迷信，早就被我們自己的啟蒙運動給幹掉了，教堂現在要麼變成了博物館，要麼變成了酒吧，或者乾脆賣給了穆斯林，改成了清真寺。那麼擁抱民族主義呢？那是萬萬不可，那是納粹的溫床，必須要切除。那麼愛國主義呢？愛國主義太土了，我們現在是世界公民，我們自由、平等、博愛，我們包容一切。這聽起來非常美好吧？但問題是，這種空洞的普世價值是非常脆弱的，一旦面臨嚴峻的挑戰，比如說面對一個有着強大的信仰、緊密的社區紐帶，而且極其自信的伊斯蘭文化的時候，歐洲這種空心化的文明，根本就不堪一擊。
在書里，默里記錄了大量歐洲年輕人的困惑。他們發現，新來的那些移民雖然很窮，雖然他們在物質上非常匱乏，但是他們在精神上實際上很充實，他們有堅定的信仰、有明確的邊界、有願意為之去死的價值觀。而歐洲人自己呢？今天的歐洲人，甚至連什麼是歐洲的價值觀都說不清楚。是前面說的那個"包容一切"嗎？那如果對方不包容呢？我們要包容這種不包容嗎？這個問題要是一拋過去，歐洲人的CPU會當場燒乾。
默里接着寫道，就在這種自信的野蠻與自我懷疑的文明的對撞中，歐洲選擇了退讓。為了不冒犯那些新來的移民，歐洲的很多學校開始不教十字軍東征的歷史，甚至不敢在聖誕節擺放耶穌誕生的馬槽。歐洲人本來以為，融合是指"他們變成我們"，但殘酷的現實是，融合最終變成了"我們主動閹割自己，以免讓他們感到不適"。
在德國的卡塞爾市，有一位叫做沃爾特·呂布克的區長，2015年10月在一場市民會議上，當地居民對馬上要在這個鎮安置800名難民這樣的一個政策表示了擔憂。這種擔憂當然是很正常的，對吧？但是這位區長的反應是什麼？他既沒有解釋政策，也沒有安撫民眾，他是極其傲慢地對着台下的這些德國公民說："在這個國家，如果你們不認同這些價值觀"——也就是無條件接納難民的價值觀——"那你隨時有自由離開德國"。為了給這些新來的移民騰地方，德國的官員竟然告訴本國公民：如果你不喜歡，你可以滾。
歐洲的精英階層已經被一種扭曲的意識形態徹底洗腦，在他們看來，外來的這些移民都是"高貴的野蠻人"，哪怕他們帶來了犯罪，那也是因為我們照顧不周；而本國的民眾有一個算一個，全是潛在的納粹，他們的任何不滿都是邪惡的民粹主義。默里說，這是一種徹底的文明倒錯。
講到這裏呢，我想大家應該能夠明白美國副總統萬斯那個"文明自毀"的指控了。在美國的這些保守派看來，歐洲的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不夠包容，而是包容過度導致的免疫系統崩潰。一個整天覺得自己有罪，覺得自己的文化不值得捍衛，甚至在精神上已經疲憊不堪到想要安樂死的盟友，還能指望它在未來的大國博弈里和美國並肩作戰嗎？如果歐洲人自己都覺得歐洲文明是壓迫性的、是有毒的，那美國人為什麼要為了保衛這樣的歐洲而去流血呢？
這就是歐美大決裂在精神層面的根源。這不僅僅是政策的分歧，這是求生欲的分歧。美國這邊，至少是保守派的美國，他們還想贏，還想繼續書寫西方文明的霸權；而歐洲這邊呢，在默里看來，他們似乎已經準備好作為歷史的註腳，優雅地謝幕了。
但是啊，為了讓這場謝幕看起來不那麼倉促，為了維持那種哪怕死也要死得體面的幻覺，歐洲的精英階層，必須編織一個巨大的謊言網絡，來掩蓋正在發生的慘烈現實。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解剖的第三層：那些被掩蓋的犯罪，和那些被獵殺的吹哨人。
"對自己人民的系統性背叛"
當大規模的移民湧入，原住民和移民必然會發生相當劇烈的碰撞：犯罪率上升、社會撕裂、價值觀衝突。按理說，面對這些問題，一個正常的社會是應該去解決它。但在默里筆下的歐洲，發生了一件極其詭異的事情：為了維持"多元文化很美好"這樣的一個幻覺，歐洲的精英階層決定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去解決那些提出問題的人。這就是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痛斥的"對自己人民的系統性背叛"。
默里在書里用了大量令人髮指的案例，揭示了一個龐大的由政府、媒體、司法機構共同編織的謊言網絡。在這個網絡里，"種族主義者"這個標籤，變成了精英階層手裏最致命的消音器。
比如說，我們先來看發生在英國的一個非常讓人絕望的案例——"羅瑟勒姆性侵醜聞"。羅瑟勒姆是英國北部的一個小鎮，從1997年到2013年整整16年的時間裏，這個鎮上至少有1，400名未成年少女遭到了有組織的誘拐、性侵和性虐待，有些受害者甚至只有11歲。施暴者是誰呢？官方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是來自巴基斯坦裔社區的穆斯林男性幫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