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納粹振振有詞，
審判無法可依
2025年奧斯卡提名馬上要揭曉，一部聚焦納粹核心人物的作品《紐倫堡》肯定會得到幾個提名——它以顛覆性的視角塑造了納粹二把手戈林（羅素·克勞飾），讓這個邪惡陣營的核心人物呈現出「高大偉岸」的複雜質感。1945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面對多國法官的質詢與絞刑架的威脅，戈林毫無懼色，始終保持着自信、從容與堅定的姿態。最終，他以一粒氰化鉀結束生命，逃脫了絞刑的裁決，完成了一場屬於「失敗者」的、極具挑釁性的「勝利」謝幕。
這個身形肥胖的納粹頭目，留給後世的不僅是暴行的印記，更拋出了兩個直擊法理與人性的終極難題：執行邪惡的上級命令，是否構成犯罪？更深一層的追問是，作惡者是否知曉自己行為的邪惡本質？這並非空穴來風的思辨，1961年的影片《紐倫堡的審判》中，納粹的著名法學家恩斯特·揚寧便精準復刻了這一辯護邏輯——他以「遵從國家法律、服從上級命令」為由，試圖為自己參與推行納粹種族法的行為脫罪，將個體責任消解在「制度與命令的裹挾」之中。
二
2026年，輿論場的
狂歡與馬杜羅的絕境
歷史喜愛重複，相似的「審判圖景」再度上演，攪動全球輿論風雲。2026年1月3日，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被美國政府抓捕帶至本土；1月5日，他在紐約聯邦法院首次出庭受審。這一跨越國界的抓捕與審判，迅速成為全球焦點。在中國網絡空間，話語喧囂尤其熱烈——一眾網絡大咖藉此事迅速搶佔智力高地，勇攀道德巔峰；或痛罵美國的霸權行徑摧毀國際法，或點評馬杜羅的執政舉措。吵嚷喧囂中，真相與理性在辯駁中打磨得更加閃亮。
紐倫堡的絞刑架與紐約的法庭，看似相隔數十年、橫跨兩大洲，卻暗藏着法理與政治哲學層面的同構性。兩場審判都引發了全球性的法學辯駁與思想爭論，從戰犯、政客、法官到普通平民、學者，不同身份的群體紛紛發聲，形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隔空對話」。而馬杜羅的遭遇，更以具象化的場景，向所有關注此事的知識人、芸芸眾生乃至「吃瓜群眾」拋出了兩個極具現實意義的詰問：當鄰居家中發生致命家暴、甚至惡性傷人事件時，外人是否有權沖入戶內阻止暴行？若未涉及直接人身傷害，而是以排放有毒「飲料」等方式向鄰居家禍水北調，受害者又是否有權跨越邊界「上門止損」？這兩個生活化的隱喻，恰恰戳中了跨國審判最核心的爭議焦點——主權邊界與正義訴求的衝突。
三
戈林：影像敘事中的
「偉岸」形象與宿命反嗜
要理解紐倫堡審判的複雜張力，不妨先審視這部熱門影片怎樣把戈林塑造成「偉岸」形象，再對照紐約監獄中馬杜羅的窘迫境遇——兩者看似境遇懸殊，卻都深陷「正義與邪惡」「服從與反抗」等終極命題。影片精心設定了三個核心角色，構建起審判中的三角博弈：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擔任美方首席檢察官。面對無法律先例可循的困境，他以「反人類罪」建立了全新的法理依據，成功對納粹戰犯進行追責；精神病學家道格拉斯·凱利（拉米·馬雷克飾）擔負特殊使命，負責評估戈林（羅素·克勞飾）等戰犯的心理狀況，防止他們自殺，以確保審判與刑罰的完整執行；而戈林本人，則是這場博弈中最具顛覆性的「變量」。
從審判結果來看，不同角色的「正義訴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局：傑克遜大法官成功推動「反人類罪」等全新罪名納入審判體系，為後續國際刑事審判奠定了法理基礎，實現了「制度層面的正義」；但在個體層面，正義卻雙雙遭遇挫敗。影片對戈林的塑造極具視覺衝擊力——導演多次運用仰角鏡頭刻畫他的形象：被捕時，他從車裏走出、緩緩戴上軍帽，法庭上從容答辯、直面質詢，仰角鏡頭讓這個納粹頭目顯得高大、沉穩、不怒自威，徹底打破了我們對所謂「反派」的刻板認知。
整個審判過程中，戈林始終氣定神閒，甚至在與凱利醫生的接觸中展現出「掌控力」——他不僅精準預判了自己的結局，還當面責罵凱利醫生「利用了兩人的友誼」。最終，他用兩顆提前藏匿的氰化鉀鎖定了「邪惡的勝利」：正如他此前對凱利醫生所言，「我會從絞架上脫身」。在執行絞刑的前一刻，他吞下氰化鉀身亡，當美軍軍官看到他的屍體時，氣得當場罵娘。從被告席到氰化鉀，戈林用一場精心策劃的死亡，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完美謝幕」，也向世人拋出了一個冰冷的隱喻：「很多時候，也許在多數時候，壞蛋睡得最香。」（我用這個句子與黑澤明《壞蛋睡得最香》的片名形成互文，強化了邪惡與懲罰的荒誕關聯）。
另一邊，凱利醫生的命運則走向了另一種悲劇：他因未能壓制住戈林被軍方趕出了審判工作。回到美國後，他長期被焦慮症折磨。1958年，他選擇自殺，使用的工具同樣是氰化鉀。凱利的悲劇仿佛一種「宿命的反嗜」——當一個人直面極致的暴力與邪惡，試圖解構其心理邏輯時，自身也難免被這股黑暗力量吞噬？這也引發了深層思考：審視邪惡是否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精神冒險」？直面黑暗的人，如何避免被黑暗同化？
四
無法可依的審判：國際
法與國內法的博弈，及
政治哲學的深層探險
1945年的紐倫堡審判與2026年的紐約審判，看似是兩場獨立的司法事件，實則深陷同一個法理困境，更構成了兩次極具價值的政治哲學探險。兩者的同構性清晰可見：法理層面，兩場審判自啟動之初就面臨「無法可依」的擔憂與「非法審判」的指責；審判對象層面，戈林代表的納粹核心層與馬杜羅政權，都被指控對本國及他國人民造成了嚴重的生命與利益損害；法律實踐層面，兩場審判都精準踩在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交叉地帶，管轄權的歸屬與法律依據的選擇，成為爭議的核心焦點。而這一系列爭議的本質，正是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劇烈衝突，以及背後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博弈。
首先，從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核心衝突來看，兩場審判都觸及了「主權至上」與「人權高於主權」的經典辯題。在「正統」國際法框架下，「國家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被奉為基本原則，很多時候，這種「原則」其實非常無力。在所謂「主權」至上的敘事中，一國的內政事務（包括對本國公民的管轄、本國官員的追責）理應由該國國內法規範，他國無權干涉。紐倫堡審判啟動時，這一爭議尤為激烈——納粹戰犯的行為，大多是在納粹德國的「國內法」框架下實施的，例如種族清洗、強制絕育等政策，都有當時德國的法律作為「依據」。辯方因此提出，審判是「事後立法」，違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理，很容易被指責為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報復性審判」，而非真正的司法正義。同樣，今日美國以「反人類罪」「腐敗罪」等罪名對其起訴，所依據的多是美國國內法或其主導的區域性國際規則，這就引一些深沉的思考與辯駁：國內法的「長臂」何時可以伸出？REN木又與主木又的激烈爭議，究竟有無堅實的基點？
其次，兩場審判都暴露了國際法的「先天缺陷」——國際法缺乏統一的強制實施機制，其效力往往依賴於大國的認可與推行，這就導致國際法在實踐中容易淪為「政治工具」。紐倫堡審判的發起者是美、蘇、英、法四大戰勝國，審判規則與罪名設定（如「反人類罪」「破壞和平罪」）均由四大國主導制定，它實現了「超越性的、自然法意義上的正義」；恰恰是這種被挑剔的正義，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與合法性，它遏制了法西斯勢力的復活。我的許多國內外朋友都提出高聲警告：對馬杜羅的審判，凸顯了重大缺陷：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憑藉自身的軍事與政治影響力，將本國司法權延伸至他國主權範圍。他們憂心忡忡，如此這般，長此以往，國際法的神聖性將蕩然無存。而另一個朋友卻堅定認為，國際法需要去魅，它應該以人為本。
從政治哲學的深層維度來看，兩場審判的核心爭議實則是「集體責任與個體責任的邊界」「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取捨」這兩個終極命題的具象化。關於「集體責任與個體責任」，紐倫堡審判首次確立了「個人對國家罪行負有責任」的原則——即便行為符合當時的國內法，只要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與人類良知，個體就必須承擔責任。這一原則打破了「個人只是國家機器的螺絲釘」的免責邏輯，將道德責任重新放置在個體的肩頭；但在實踐中，這一原則又面臨着「責任邊界模糊」的難題：如何區分「主動作惡」與「被動服從」？普通官員與核心決策者的責任如何界定？馬杜羅案中，這一爭議同樣存在：美方指控馬杜羅對國內的政治壓迫、經濟危機負有主要責任，將其視為「個體獨裁者」；而馬杜羅的支持者卻認為，委內瑞拉的困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個人，是極大的不公平。
關於「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取捨」，兩場審判都陷入了「兩難困境」：紐倫堡審判在程序上存在「先天不足」（事後立法、戰勝國主導），但在實質上遏制了法西斯暴行，維護了人類的基本良知；對馬杜羅的審判，若嚴格遵循國際法程序，美國的抓捕與審判行並無明文依據。但從實質正義的角度來看，且不說他的貪腐和販毒，馬杜羅政權的許多政策確實對本國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損害。聯合國憲章第九章把「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列為需要干預的條款。近年來「難民外溢」一般也被解釋為威脅和平與安全。這就引發了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思辨：當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發生衝突時，人類社會應當如何取捨？是堅守程序正義，哪怕可能放任實質邪惡；還是追求實質正義？
綜上，1945年的紐倫堡與2026年的紐約，並非簡單的「同一個泥坑」的重複，而是兩場具有遞進關係的政治哲學探險。紐倫堡審判首次嘗試構建「跨國正義」的框架，為國際法的發展邁出了關鍵一步；而馬杜羅案迫使人們重新審視國際法與某一國的國內法的關係、正義的本質與邊界。這兩場審判留下的，不僅是司法實踐的經驗與教訓，更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永恆追問。
五
我們，普通看客的政治責任
在兩場跨越時空的審判中，我們這些「吃瓜群眾」、「韭菜」並非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在《德國罪責問題》中，曾將罪責分為四種類型：刑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形而上學罪責。他認為，即便是普通民眾，也可能因「沉默的縱容」而對集體罪行負有道德責任。正如筆者在微信文章《韭菜也有罪責》中所指出的，在重大的歷史事件與政治議題中，普通個體的「圍觀」與「沉默」並非無關緊要——當邪惡發生時，沉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當正義被扭曲時，圍觀而不發聲，就是對正義的漠視。
對於紐倫堡審判與馬杜羅案，普通看客的也肩負政治責任，其實我們都懂，個體的認知與選擇，最終會匯聚成影響歷史走向的集體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每一棵韭菜的思考與發聲，都是維護正義、推動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