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老賈跳樓》，茫然無緒。就在這時，蕭功秦也發來他追記一位亡友的文章，情深意切。這篇文章提醒我，趁我們都活着，趕緊寫寫活着的朋友，而不能像徐復觀那樣在殷海光死後，再來寫「痛悼吾敵，痛悼吾友」。
我認識蕭功秦應該是1982年以後，在他虹口餘杭路的老宅，那時他的窗外正好面對着一個巨大的垃圾箱。蕭說，他每天早上不用鬧鐘，可以準時被這個垃圾箱的臭氣「臭」醒，他的處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這種環境裏完成的。我每次去，就在這個垃圾箱外把自行車停穩，然後大吼一聲「蕭功秦」，窗內就會響起他喜悅的應答聲。那時他是臥室兼書房，小葉把茶泡上，掩門而去，我們就在垃圾臭味和滿壁書香的混合氣味中縱論「新權威主義」和「自由主義」。我那時僅是講師，他已經是我們這一代人中最早的副教授。上海市圖書館的借書證必須是高級職稱以上才能擁有，我回滬後閱讀的最早一批外文書，就是借用他的借書證借出的。那張借書證令我羨慕之深，以致我很長時間都以能評上一個「副教授」為最高志業，只要有那張借書證，此生足矣。
80年代末我們的分歧日益加劇。某天下午，永福路文化沙龍聚會，歡迎英國學者施拉姆。一位朋友興沖沖拿來一份巴金領銜的呼籲書，在座所有人都簽了名，唯蕭功秦未動。我當然有看法，但也敬重他能在群情激昂中獨守一己的定力。5月底，我和另一個朋友在他家附近海寧路的一個小咖啡館夜談，爭論到最後，甚至說出這樣絕情的話：「如果外面出事，你還堅持目前的立場，那我們只好絕交，再不來往！」但我們之間的交往卻還是繼續了下來。也就在那時我們相約，將來某一天誰先死，後死者就以「痛悼吾敵吾友」為篇名，追悼對方。
我出事後，他多次來我住處探望，並無一點「咎由自取」的幸災樂禍，按「前因」他是可以這樣說的，多少沒有這個「前因」的人也這樣說了，他卻在多種場合為我鳴不平。按「國情」，他還可以飛黃騰達，確也出現過這樣的機會，其實不然，他後來的發展一直不順。這裏有個微妙的「弔詭」：那一年之後，蕭的觀點在高層很受讚賞，但在知識界卻受到抵制，每到評職稱時候，同行評議對他很不利，復旦某教授對他的學術評議甚至出現一路打叉，一叉到底的過分做法。知識界的情緒可以理解，但這樣對待不同觀點是另一種不公正，一旦掌權，和自己反對的專橫霸道有什麼兩樣？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堅決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離我們的知識界還很遠。蕭的觀點我至今都不認同，但他是一個認真做學問的書生，並不是出於政治投機。「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有過所謂「南蕭北何」的說法，北面那個「何」當上了某某委員，南面這個「蕭」則是一介書生，未得到任何好處。到如今，大學文科科研經費突然「暴發」，「發」到天文數字，先是人搶錢，後是錢搶人，蕭功秦還是「一文不名」，書桌上沒有一項官家訂單。
蕭的性格在於「透明」，朋友戲稱其「一『俊』遮百丑」。長相也有孩子氣，他自己對我說過一件逸聞，他曾到弄堂口紙煙店買煙，被人一句話嗆了回來：「要買煙叫你家長來買！」說到「家長」，蕭的生父乃國民黨高級將領，黃埔六期生，官至胡宗南麾下第三軍參謀長，他從軍前在上海交通大學讀預科，由於馬日事變，家中遭難，失去讀書經濟來源，投筆從戎。科學救國一直是他的夢想，從軍後，始終接濟湖南家鄉蕭族中考取工科的貧寒子弟，從不間斷，以至自己家裏卻相當清貧，沒有什麼積蓄。戰火紛飛中，這個國軍高級將領的皮箱裏，居然裝的是一些化學試劑與化學筆記本，他還在長年的軍旅生活中保持着用各種三角杯做化學實驗的嗜好！
蕭還告訴我一件事，1947年11月國民黨第三軍在石家莊被圍，蕭在母親懷抱里坐最後一架飛機撤離。起飛前，其父乘一輛吉普車趕到機場，家人以為他是來送行的，沒想到他也上了這架飛機與家人同行。因為他突然接到上面命令，令他立刻乘飛機去北平，說是有緊急軍務相商。後來才知道，這個命令是胡宗南有意安排的，胡看到第三軍已經無望，最後只能救出這個他賞識的參謀長。其父後來"起義"，成了志願軍十二軍中的一員，他父親那個軍還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回國後任劉伯承手下南京軍事學院教官。他父親在部隊裏寫自傳時，曾有如此段落：「請原諒，下面我要寫到胡宗南時，我還是要稱他為『胡先生』，因為習慣了，改不過來了。」
這已經是民國逸聞。卻由於這一「軍事」背景，80年代我穿軍裝的時候，每次見蕭功秦就戲稱他也是「軍乾子弟」。雖然，此「軍干」不是彼「軍干」，我是寧可與這樣的「軍乾子弟」作諍友，也不和其他「軍乾子弟」高聲唱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