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反右運動」是毛和中共為鞏固其統治而精心策劃的以打擊、整肅、醜化知識份子為目的巨大政治陰謀。毛通過他精心策化的這場陰謀不僅達到了使知識份子成為被打倒、跪倒、拜倒在自己腳下的奴才；並成功消除了知識份子對毛氏封建共產極權政權的威脅，毛通過這場「反右運動」還充分發泄了他內心深處鬱積了多年的對知識份子的刻骨仇恨。
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中的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反右運動」，當局至今仍只承認劃了五十五萬「右派份子」，而實際上根據近年解宻的資料透露：全國共計有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劃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為中右份子，成為「內控右派」，總計共有四百六十一萬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劃為「右派份子」和「內控右派」。「反右運動」還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在中大陸出現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絕大部分知識份子、青年學生、民主黨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內控右派」他們有的被判刑關進監獄、有的被送往農場、礦山、工廠勞動教養、有的被降職降薪留原單位交「革命群眾」監督改造，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諸如打掃廁所衛生、搬運物資、雜務、後勤……等工作。他們被剝奪了從事科研、教學、文藝創作和從事技術工作的權力如機會。這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知識份子十分匱乏的中國大陸來說，無疑是一種不堪承受、影響深遠的巨大損失。
四百六十萬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內控右派」的中國大陸知識精英們，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造福民眾的寶貴知識、技能、時間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費在監獄、勞改勞教的農場、工廠、礦山和農村那永無止盡的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中，這些永無止盡的沉重的簡單體力勞動不僅損害了他們的健康，還剝奪了他們思考問題的時間和精力（這正是毛和中共當局要達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過「勞改」、「勞教」和下放農村「改造思想」經歷的人，想必對此都有深刻的體會）。
例如前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束星北被許多高能物理專家公認為是中國大陸最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潛質的天才物理學家）被劃為「極右份子」後的經歷就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束星北「解放」後因曾為國民政府研製出我國第一部雷達，而被劃成「歷史反革命」，因而失去了從事他擅長的高能物理研究和教學的資格（高能物理被中共當局列為軍事機宻），改行從事氣象學研究。五七年被劃為「極右份子」，被完全剝奪了科研和教學的權利，被迫在學校打掃廁所衛生和在水利工地勞動，直至1978年「摘帽」後才恢復教學和科研工作。1983年在抑鬱中去世。
「右派份子」們有的失去了賴以養家餬口的工資（被判刑坐牢和勞改的右派），或只發給完全不足以養家餬口的極少的生活費（被勞教的右派），或被降職降薪（主要對內控右派），使他們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政治上他們被說成是夢想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階級敵人」、「反革命份子」；道德上他們被歪曲醜化成自和自利、品格低下、道德敗壞、不學無術的小人，他們被與地富反壞（四類份子）並列為「五類份子」，使他們淪為中國大陸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不敢或不願與之接觸的賤民，以此消除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當局還挑動他們的同事、同學、親友甚至妻室兒女對他們進行批鬥，與他們劃清界線，他們之中許多因此而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也是毛和中共當局要達到的重要目的）。
寫到這裏筆者想起了我高中時代的語文教師何吉蓀先生，何老師「解放」前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瘦高個、長相英俊，是全市最優秀的語文教師之一，上課時注重儀表，常理小平頭，西裝革履，顯得風流倜儻。講課時引經據典，瀟灑自如，同學們聽得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課堂上講的詩詞和篇幅不太長的古文，何老師的一堂課後，有些記性好的同學就能背誦出來。
1957年何老師因歷史問題（何老師「解放」前在益陽地區政府當秘書時曾短時間代理過專員，「解放」後已向當局交待清楚）和向學校黨支部寫過大字報，提了一些並不十分尖銳的意見被劃成「右派分子」，被開除公職遣送某採石場勞動教養，其妻在當局的壓力下，為與其劃清界限，被迫攜女兒與其離婚。何老師三年勞教期滿後，因不堪勞教採石場的沉重勞動和不能忍受管教幹部的凌辱，不願留在勞教採石場就業（留場就業有一份工作和工資，而當時勞改、勞教釋放人員要在社會上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這就是當時勞改、勞教釋放人員為什麼明知留場、留廠就業等於乃是變相的勞改、勞教，仍然選擇留場、留廠就業的重要原因），而選擇回原戶口所在地自謀生路。
從此何老師便孤身一人流落街頭，靠賣苦力勉強維持生計，其當年英俊瀟灑的形象早已不復存在。據一次高中同學聚會時，一位在晚報當總編的高中同學回憶：文革後期的一天，他在街頭偶遇一衣衫襤褸的瘦高老頭叫他：×××同學，你還認得我嗎？這位在晚報工作的同學仔細一看，面前這個衣衫襤褸、形象猥瑣的老頭竟是他當年崇拜的那位文采飛揚、英俊瀟灑的語文老師何吉蓀，此時的何老師也許是由於飢餓和貧困，已顧不得師道尊嚴，竟然低聲下氣地向他這位昔日的學生討要一點吃的。這位同學強忍住心頭的悲憤，把何老師帶到報社的食堂點了幾個菜和一盆飯，何老師一頓狼吞虎咽，桌上的飯菜便被一掃而光，這位同學盡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才沒有讓已經涌到了眼眶裏的淚水在何老師的面前流出來，臨走，這位同學又把自己身上的所有零錢（那時大家都很窮）都給了何老師，何老師連聲道謝而別。
「反右運動」的另一嚴重後果是：由於四百六十餘萬知識精英被逐出了科研單位、學較、工廠、礦山……去從事笨重的簡單的體力勞動，失去了從事科研、教學、設計、文藝創作……的機會，這進一步加大了中國大陸在科研、工程技術、文化教育、經濟發展和文藝創作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就連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原來與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處於同一起跑線的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大陸「反右運動」之後，都迅速發展到接近或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中國大陸在這些方面不僅沒有進步，或進步緩慢，甚至有些方面還在倒退。
「反右運動」還導致了另一影響深遠的嚴重後果，那就是這場運動徹底消除了此後對毛澤東和中共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禍國殃民的胡作非為、為所欲為的搞法的最後一點制約。儘管「解放」後毛和中共進行極權獨裁，但他們表面上仍裝出尊重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意見的樣子，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領導人中還有人敢於對毛和中共當局的政策措施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儘管不起什麼作用，但毛和中共在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時還是多少有點顧忌的。
自「反右運動」之後，那些在毛和中共面前敢於直言不韙或表示異議的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劃為「右派份子」和「極右份子」，被毛和中共打入十八層地獄，被搞得家破人亡，哪裏還有資格有能力對毛和中共的所作所為表示異議。剩下那些僥倖沒有被打成右派的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人士，其中品格卑劣如郭沫若、史良……者，都趨炎附勢淪為毛和中共的吹鼓手、辯護士；其中良知尚未完全泯滅者都只能保持沉默，不敢對毛和中共的胡作非為再發異議，以求自保。這導致毛和中共發動異想天開的「大躍進」時的所有違反常理、違背常識的胡作非為得不到任何制約，以致最終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餓死四千多萬人的慘重後果。
「反右運動」的間接後果導致毛和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違背常識、常理的、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為，得不到任何制約，終致造成國民經濟再次面臨全面崩潰的深淵，死傷達兩千萬人，造成的經濟損失達一萬數千億元這樣嚴重的後果。
至今中共當局仍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一點。四百六十餘萬「右派份子」，最終只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應文、陳仁炳、林希翎等六大右派未獲平反，這僅僅是擴大化了一點嗎？況且鄧小平和中共當局刻意保留的這六大右派僅僅是為了證明「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才堅持不給他們平反的。
「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嗎？真的很有必要嗎？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在當年所劃的四百六十餘萬「右派份子」之中，真正是因為看透了毛和中共的封建共產極權體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而起來反對它的也只有儲安平、羅隆基、林昭……等寥寥數人（頂多算數十人吧！），絕大多數「右派份子」都是聽信了毛和中共當局的蠱惑，懷着幫助共產黨整頓工作作風的真誠願望，而對共產黨的工作提出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最終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在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四百六十餘萬知識精英和民主黨派人士之中95%以上都不是共產黨的敵人，而是它的朋友、擁護者和支持者。毛和中共把本來可為他們所用的四百六十餘萬各界知識精英打成自己的敵人，即使站在毛和中共的立場上看，都是一種愚不可及的、完全沒有必要的、後果嚴重的巨大錯誤；如果站在中國大陸社會文明進步的立場上看，毛和中共發動的這場「反右運動」則是對中華民族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史無前例的滔天大罪，哪裏還有什麼必要性和正確性可談？
六十年前發生的這場「反右運動」是西方傳來的共產極權體制的產物，要防止「反右運動」以新的形式在中國大陸再次發生，就要徹底消除產生它的根源——外來的共產極權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