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北京市在一九五八年根據當時主政的某位領導的指示，向東北吉林省移民。我家就是有幸在一九五八年被移民到了吉林。雖然這次移民的人數不是很多，約有一千餘人，畢竟也是關係老百姓生存、生活的一件事，被移民的人的生活乃至命運畢竟受到了一定影響。至今我未見到有人寫過這件事，於是簡略寫下記憶中當時的情況，以備一格。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歲了。我家住在朝陽門外，那時這裏雖然環境顯得比較陳舊，但確是很繁華的地方，商業和生活設施很齊備，食品、百貨、餐廳、茶館、照像、銀行、影院、劇場、書店、醫藥、住宿一應俱全，也算是北京一處適合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我當時上小學四年級，全家三口人，住在朝外大街旁的一條胡同里，離大街不遠。父親原來擺小攤賣些食品、小雜貨，實際是連家鋪（這條胡同有不少這樣的小鋪），母親除了洗衣、做飯操持家務外，也幫忙經營小攤。1956年全國搞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有點規模的私營企業都搞成公私合營了，剩下一些小商小販因本小利微，搞公私合營不夠資格，但是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個體經營，也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於是由十幾家類似的小商販，組成了集體性質的「聯營商店」，有點類似於農村的互助組。我家的小鋪就成了聯營商店的一個小「門市部」了，父親成了聯營商店的採購員，母親成了「門市部」的售貨員，當時兩人的工資加起來每月共六十元。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父親回家來說，組織上（聯營商店大概是歸區商業局管）根據上級要求動員一些人到東北去「支援農業」（其實這就是按彭真指示搞的往東北移民），他已經報了名，沒說是自願報名還是怎麼報的名，過幾天全家就都要走了。此事不知父母親有沒有商量，有沒有不同意見，因為這幾天我照舊上學，家裏的情況不太清楚，至於父母是怎麼想的就更不知道了。總之，全家就這樣匆匆準備去東北了：小攤停業，我辦轉學，家裏遷戶口，變賣一些東西，準備行李。雖然很多親友來勸父母不要去，說到那邊生活不習慣，體力活重等等，但是我們還是去了。
六月十五日的清晨，一輛大卡車把我們三口人和幾件行李（一個三屜桌、兩個木箱和衣服、被褥）一齊拉到前門火車站。車站裏人聲鼎沸，大部分是像我們這樣拉家帶口，攜帶行李，舉家遷移的。不一會，行李裝上了行李車，我們都上了客車，這個車就是普通的硬座綠皮車，但卻是為送移民而開的一趟專列。（這是往東北移民的第一批，據說原計劃共三批，但是不知何故第一批走了之後，另兩批沒有成行。）
隨着火車的移動，我們離開了北京，向那未知的地方前進。我因為年紀小，是第一次坐火車，所以感覺很新鮮，和幾個小孩在車廂里亂串，還到列車員休息室去玩。在火車上吃的是自帶的食品，路過一些大的車站在站台上也有賣吃食的。晚上我就躺在鋪了報紙的車廂座位下地板上睡覺。大人們就只能倚靠在座椅上休息了。
火車開了兩天，第三天早晨到達了我們要去的地方——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又叫郭前旗。郭前旗在吉林省西部偏北，離長春市約三百多里，當時從長春到郭前旗不通火車，從北京來是繞道白城子到達郭前旗。下了火車，所有的移民被分到了遠近不等的各個鄉村。我們在站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行李，也找到了我們要去的村里派來接我們的大車，於是一家人和行李又上了四匹馬拉的大車向最後的目的地——吉拉吐鄉糧窩屯進發。和我們分到一個屯子的共有五戶，這五戶雖然都來自北京原來卻互不相識，不知為何給分到了一個屯子。除我家外，一戶姓宋，兩口大人，三四個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女孩，和我差不多大。一戶姓孟，就是五十多歲的老兩口，還有兩戶是兩個單身漢，姓什麼就不記得了。
糧窩屯在縣城的東南方向，距縣城大約十二里，坐上大車，離開車站，看到吉林農村的景象，田野是十分的遼闊，放眼看去見不到人家，雖已是六月，卻還有人馬拉犁在地里耕作，看來是要種大秋作物。大車沿着土路前行，大約一個多小時，車已經進到了村里。這個村子很大，估計有幾百戶。我們北京來的五戶被分到不同的人家住。在北京的時候，據動員移民的工作人員講，到農村，你們的吃飯、住房都安排好了。原以為會有自己的住房，結果是到老鄉家借住。我家被分到本村西北角的一戶人家，這戶人家的院子很大，院牆就是土坯壘的，院門是用木板條釘的，沒有門樓。（這個村的院子好象都沒有門樓）進院門到屋門有二、三十米遠，院裏種了一些蔬菜，院牆是土黃色的，房子也是土黃色，房頂是用泥抹的，沒有鋪瓦，這裏的房子大多是這樣。院裏北房三大間，中間是堂屋也是灶房，四個牆角有四個灶台，東、西裏間是臥房，也是起居室，各有南北兩個大炕。這戶人家是哥兩個和老父親及孩子共三代同住，東屋是老人和二兒子一家住，西屋是大兒子一家住，我們來了就借住在大兒子住的西屋。從堂屋進到西屋，左右各有一盤土炕，炕上鋪着葦席，炕很大，可以睡五六個人。屋主兩口和三四個孩子睡南面靠窗的炕，我們一家就住在這個屋的北炕。在北京沒見過一個屋子裏有兩盤炕，住兩家人的。但是到了這裏，沒有別的辦法，儘管非常不習慣，也只好先住下來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