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千多人全部被安置在地處縣城邊緣的糧站里，有幾個很大的空糧倉，地上鋪了稻草供我們睡覺，跟串聯時各地接待紅衛兵的方式差不多。晚上在縣城一個籃球場吃飯，沒有桌子，飯菜都擺在地上，八個人蹲在地上圍一圈就吃了。
縣革委招待我們還是相當的熱情，有那個年代不容易吃到的大盆紅燒肉。但吃飯的過程中不知為什麼，有知青高高地舉起飯碗，「嘭」的一聲摔在了地上。這樣的響動立即激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知青們紛紛舉起飯碗向下一揮，之後，籃球場上撒滿了飯菜和土瓷碗的碎片，一片狼藉。
晚飯後，待所有人都回到了糧站內，縣武裝部的士兵全體出動將糧站包圍起來了，不讓閒雜人等靠近。外邊正對糧站大鐵柵門的地方，架了兩挺機槍，還有雪亮的探照燈把大門內外照得如同白晝。事實上是我們被關押在糧站里，再也出不去了。
得知這一情況後，很多男知青擺出了武鬥時的架勢，火爆爆地喊着嚷着要往外沖，一些人鑽進送我們下鄉的卡車駕駛室，把高音喇叭按得震天響。理智一點的就跑到大門口，隔着緊閉的鐵柵門要和士兵們講理。
我們去看的時候，大門附近擠滿了人，學生們面對着門外荷槍實彈的縣中隊士兵們高聲齊唱：「我們的解放軍好、解放軍好，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舉得高……」
學生們試圖用擁軍的歌聲感動士兵，喚回武鬥期間那種軍民魚水一家親的情誼。可是解放軍戰士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們雕塑一般冷若冰霜地矗立在鐵柵門外，對學生們的深情呼喚毫無反應。
好在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頭腦還算清醒，沒有強行翻牆爬門和士兵發生衝突，避免了流血事件發生。很久以後才聽知情人士說，那天晚上縣武裝部得到了南充地區軍分區的指示，如果學生們真的敢往外沖，他們可以向學生身體非要害部位開槍，並抓捕帶頭的人，囚車都準備好了，停在糧站外面等着。
我們在糧站大門口看了一陣，鐵柵門內外是冰火兩重天，情緒激動的知青鬧了一陣，沒有對手，也就慢慢熄火了，大家陸續返回糧倉準備睡覺。
這時，一個更加可怕的消息在知青中迅速傳播。糧站里來了一個醫生（我們並沒見到醫生本人，聽說後來被抓了），不知他為什麼進來和怎麼進來的（大門已被封鎖），他在知青中散佈說，蒼溪縣有很多麻風病人，山川區新觀公社還有一個收容病人的麻風村。
消息在知青中的傳播速度堪比時下網絡，我、曉群、王遠貴是分配在山川區新觀公社插隊落戶的。早在下鄉動員階段，北碚區的中學生們就風聞蒼溪有麻風病，大家都裝了一肚子的畏懼。醫生散佈的消息把學校里的傳說落到了實處，更是落到了我們眼前和即將開始的現實生活中。
對這個消息的快速反應就是我們的號啕大哭。昏天黑地地哭了一陣，被恐懼罩得密密實實的腦子慢慢有了一些縫隙可以用來思考問題了，我們開始比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如今大家都不再是有家長庇護的娃娃了，光哭是沒有用的，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於是，我們找到分配在五龍區浙水公社落戶的同班同學陳曉敏等，商量之後，幾個女孩一致做出堅決要求改去浙水公社插隊的決定。
第二天早上，封鎖我們住地的士兵撤了，各校的知青也分頭上車準備踏上最後一段路程，到各人落戶的區、公社或者生產隊——如果生產隊剛好靠近公路的話。這時，我們三個女生坐在糧站的路邊哭，死活不上我們應該上的那輛車。
汽車已經發動了，司機按喇叭催促大家上車歸位，但我們幾個坐在地上堅決耍賴，打死也不上車，幾個學校上千人的隊伍因為我們三個而滯留在糧站里。帶隊的老師和工宣隊師傅很着急，他們好說歹勸，把嘴皮都快磨破了。我們簡簡單單地一口咬定，不去，要麼給我們換公社；要麼讓我們自己買車票回北碚。
放我們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最後軍宣隊工宣隊領導、老師和接知青的公社干商量了一陣，同意了我們的要求，把我們換到五龍區的浙水公社。我們含着淚花帶着勝利的喜悅爬上另外幾個同學乘坐的那輛卡車，風波終於平息下來。
其實，我們那時的行為是非常幼稚的，或許正因為單純幼稚，才能不管不顧地採用這樣偏執極端的方式；才能如此患難與共毫不動搖；才能把彼此牢牢地綁在一起，綁成了一把折不斷的箭，最終達到了目的。
我們在縣城大鬧糧站後，蒼溪有關方面把我們調換到浙水公社新民五隊，另外三個同班女同學陳曉敏等分在相鄰的新民六隊，還有三個男同學分在新民三隊。
浙水公社不通公路，我們公社的知青都在離浙水公社二十多里地的柏椏公社下車，吃了飯，然後坐在一個戲台上等候生產隊的人來接。天下着雨，是那種霏霏細雨，落在人身上沒什麼感覺，卻把遠山近景都罩在了朦朦朧朧的霧氣當中。
天色漸漸暗下來，那條從山裏伸出來的小路泛着白光，像是潑了一層油。各個生產隊的來人陸陸續續領走了自己的知青，至此，孤獨地陷入陌生境地的感覺才真正涌了出來。
六隊的三個同學被先接走。我們是在縣裏臨時改換地方的，所以生產隊派人來接我們時天已經擦黑了。從來沒走過這樣的路，我一邊走一邊想起了魯迅說一句話，大意是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們腳下的羊腸小道，應該就是這樣一條被走路的人踩出來的路。
農民們背着我們的行李在前面走得風快，我們卻兩步一滑三步一摔，曉群一路抽抽搭搭地哭，我則不停地問還有多遠。農民總是回答快了，快了，一直「快了」兩三個小時，才到了生產隊。
放下行李，我們根本沒關心自己的住處在哪裏，就直奔新民六隊。六隊幾個同學被安置在叫做「黑塘溝」的大院子裏，離我們很近，走得快一點十分鐘左右就到了。剛到那天，她們的住房還沒有裝門，黑黢黢的屋子裏只有兩張床，一個當地裝糧食的方形大柜子。柜子上放着一盞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昏暗的火苗在燈芯上不知疲倦地搖晃。
屋子裏擠滿了圍觀的男女老少。大隊書記也來了，他叫人去給我們煮飯，還很貼心地問，你們一個人一斤米的飯夠不夠吃啊。聽了書記的話我們着實嚇了一跳，跟着又樂，回復書記，我們一天也吃不了這麼多的飯呢。
書記接着給我們打預防針，告知，我們這裏缺柴燒。這是一個我們在城市裏從未聽聞更無具體感受的問題，書記剛剛和我們見面就坦誠相告，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缺柴燒和缺糧吃應該是處在同一個序列上的，生米煮不成熟飯，還是個沒飯吃的問題啊。
我開始擔憂，詢問書記那怎麼辦呢。書記並不直接告知具體辦法，而是打太極，他說「打主意唄」。當地口音和重慶口音差別比較大，我就聽錯了，聽成了「燒豬油唄」。這比聽說缺柴火更讓人吃驚，我萬般不解，反問，「燒豬油啊？」引得滿屋子圍觀的農民爆出一陣鬨笑。
農民們漸漸散了，黑洞洞的屋子因為沒有門，變得詭異可怕。六個女孩面面相覷，農民給我們煮的飯吃沒吃我不記得了，只記得大家都沒什麼心情，話都懶得多說，沉默了好一會，陳曉敏她們三個和曉群都說要回家去。我不能說要回家。雖然眼前的農村和在家時想像的農村有天壤之別，但我清楚我們家跟別人家不一樣，跑回去也沒有什麼出路。
在蒼溪縣城時是害怕麻風病，現在換了地方，沒有麻風病了（後來知道，我們公社依然有一個麻風病，不過住在二三十里外的另一個大隊），再鬧要回去也沒什麼理由。王遠貴說她也不走。我們商量了一陣，決定第二天先送她們幾個走了，我倆再回生產隊。
當晚，我們六個沒敢躺下睡覺，背包也沒打開，擠在一張床上坐着，你靠我我靠你，迷迷糊糊居然也睡着了，第二天手腳麻木得好一會兒不能動彈。
清晨，天剛蒙蒙亮，農民們都還沒起床，我們就背起行李，在對蒼溪縣行政區域分佈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我們憑記憶循着來路往柏椏公社方向走。誰也沒有考慮到了柏椏又怎麼辦，那裏只是一個公社所在地，根本沒有固定的交通車，也沒有設置車站。
剛剛下鄉的我們也還算未成年人，離開了父母無依無靠，像我們這樣出走，萬一在路上出了什麼事，可能根本無人知曉，也不會有誰來關心尋找，我們好像成了一個被放逐的自生自滅的群體，真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人會對我們的安全負責。
而無知無畏的我們只能顧及眼前，聳立在我們面前的山那麼高，必須不顧一切爬上去，因為我們是從山頂下來的。前一天農民們背行李，我們打空手，走的是下坡路；這一天我們差不多兩餐沒吃東西，餓着肚子，自己背着沉重的行李往山上爬。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好不容易掙扎到山頂，還沒走出大隊，在新民三隊的地盤上就實在走不動了，也不知該往什麼地方走，一行人坐在行李卷上，愣着。
這時，幾個落戶紅旗大隊的高中生，被農民接往他們的生產隊，正好從新民三隊路過。他們雖然還叫不出我們幾個的名字，卻在得知我們這是背着行李要往家裏跑時，擺出了大哥哥的姿態，教育道，你們傻的，你們以為這樣就回得去啊？就算你們跑回去了，戶口糧食關係啥都沒有，你們怎麼辦？又不是只有你們幾個在這裏，還有我們這麼多人嘛。走走走，我們送你們回生產隊去。說完，又熱心地和接他們的農民一起，幫忙拿起行李，一直把我們送回新民五隊和六隊，才往自己的生產隊去了。
從那天起，我們正式開始了插隊落戶當農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