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間沒有牆的堂屋,當年是我們的家
1968年12月,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新指示發佈後,各級革命委員會宣傳攻勢搞得很強大,他們從我們將要插隊落戶的農村請來了當地的公社幹部,在各個學校巡迴演講。記憶中,公社幹部把農村渲染得如詩如畫,就像當時我們熟悉的一首歌曲所描繪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圖景:「一座座山頭掛白雲,一層層梯田平展展,樹木成蔭接藍天,渡船迎着朝霞開」。
有了這樣的鋪墊,再加上文革之前的一些電影,如像《李雙雙》《我們村裏的年輕人》《朝陽溝》《蠶花姑娘》等等留下的還算不錯的農村印象,我們對即將去插隊落戶的蒼溪農村談不上嚮往,但也沒有特別的牴觸或反感。只是,對當社會主義新農民這回事,估計沒有一個人內心是情願的。
宣傳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採用各種強硬的措施具體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各街道的居民委員會,把轄區的居民積極分子召集起來,挨家挨戶做工作——成分好的動員;成分不好的威逼,目的就一個,讓父母們儘快把自己的子女送下鄉。
其實,當時除了軍隊和地方有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在平民百姓中敢於而且能夠硬扛着不走的中學生幾乎沒有,因為我們最終會被強行取消戶口和糧食關係,這樣,即使留在城裏,也無法生活下去了。
我和我哥哥同時作為重慶市北碚區第一批下鄉的知青離開了家。
臨走的前一天晚上,一輩子很少下廚的母親(因為有食堂,學院的教職員家裏都不自己做飯),用平時省出來的白糖和菜油做餡餅,說給我們帶在路上做乾糧。鄰居的婆婆阿姨伯伯叔叔們都來探望,說一些祝福的話。話都是好聽的話,話里話外卻有幾分淒涼。
我站在廚房門邊,聽母親對鄰居說,我們蔣蓉小的時候,一說起要上幼兒園了,就自己一個人對着牆壁坐在那裏哭半天……廚房裏沒開燈,母親是借着從窗戶透進來的燈光在做事。我沒看見母親是否有淚,但我哭了,轉身進了房間,不想讓母親和鄰居看見。
第二天早上天還漆黑,我和哥哥就起身了,各自背着碩大的鋪蓋卷出了門。母親不能送我們,她是在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清洗出來的「階級敵人」,正被以革命的名義集中批鬥勞改,沒有任何行動自由,也不能離開西師校園。我們打開房門的時候,黑暗中傳來了母親的聲音,路上小心啊,到了以後儘快寫信回來。母親簡單而平實的告別,飽含着濃濃的母愛以及她的擔憂和關切。
出了家門,早春冰冷的寒氣立即包圍過來,我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戰。因為我們兄妹分別要去約與自己落一戶的同學,走上大路我們就分手了。
我和哥哥分手後去了李曉群家。我和李曉群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中學都在一個班,屬於「毛根」朋友,所以選擇落一戶,另外還有一個同學王遠貴也和我們落一戶,她是天府煤礦老礦工的女兒。
曉群的媽媽把我們送到學校。
校門左邊的籃球場上停滿了送知青的卡車。我們乘坐的那輛車是打前站的,沒有和大隊伍一起到街上去參加告別遊行。發動機一響,學生們頓時淚飛傾盆,有家長送的連哭帶喊,車上車下淚眼相望,悲涼哀傷籠罩着學校的操場。
之所以這樣生離死別似的哀慟,是因為前程雲遮霧罩。雖然在公開場合誰也不敢對最新指示有半個字的異議,但家長和中學生對當社會主義新農民這回事都沒什麼信心,私底下人們對沒有工資收入沒有國家固定配額糧食的廣闊天地能有多大的作為疑慮重重。
家長們的憂慮更加具體和長遠:城市裏生長的孩子能不能自己養活自己?就算現在能給孩子提供一定的生活補貼,今後怎麼辦?孩子大了還有一系列的人生問題需要解決,又該怎麼辦……
快到合川的時候,很多同學還在哭泣,我不哭了,不是不想哭,而是比哭更難受的事情出現了,我開始嘔吐。翻江倒海的嘔吐之中只剩下了一個願望,那就是快點到達目的地。
從重慶市北碚區到蒼溪縣,汽車要走兩天。碎石公路塵土飛揚,汽車每小時能開多少公里不知道,但第一天只能到達南充市。那時大學不招生,南充師範學院校園空着,正好用來安排知青食宿。
當天晚上,從學院的廣播裏得知了珍寶島事件,很多知青尤其是男知青心裏都在暗暗期盼事件擴大成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那樣的話,或許我們就可以不下鄉了,就算去當兵保衛祖國犧牲了,也比到農村當農民強。
可是第二天,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運載我們的卡車一大早就繼續向目的地出發了。浩浩蕩蕩的車隊到達蒼溪縣城的時候是下午三點多鐘,上千名中學生一到,只有一條街道的小小縣城頓時顯得滿世界都是知青。
從南充到蒼溪的路上,知青們已經不安分了,途中休息的時候,有男知青到路邊抓別人的雞,還發生了打群架的事件。文化大革命把原有的秩序全破壞了,剛剛脫離武鬥戰場的學生們,性情都有些像TNT,一碰就炸,不但不聽招呼,還帶着大城市人的傲慢和武鬥中煉成的蠻橫,完全沒把沿途小縣小鎮放在眼裏。
到達蒼溪後,一些男知青又在縣城裏尋釁鬧事,去商店裏買東西或在飯館裏吃飯不付錢,下山土匪一樣大搖大擺一走了之。被欺負的當地人敢怒不敢言,恨得咬牙切齒。
因為有了在路上和縣城集體鬧事的情況,蒼溪縣革委會上上下下都被驚動了。各學校帶隊的「軍宣」和「工宣」隊領導以及老師被召到縣革委,當晚我們就再也沒見到他們,直到第二天我們分別出發去各自所在的區、公社時,他們才又出現在我們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