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關於幹校的生活，可給老先生們編一本書，叫做「名人趣談」一類的，保證暢銷。老先生們在下面受到許多精神折磨，可他們童心未泯，所以就有「趣談」了。等一會兒給你講幾件「趣事」，沒準兒你聽了想哭。
做為社會科學，誰都學點馬列主義。但我們的馬列主義好像只是領導談的，別人似乎無權研究。領導怎麼說，你就得唱什麼調，不然便會挨一棒，弄不好還得加上個「反」字。果真他講對了，道出了馬列之真諦，當然是江山社稷之幸，人民之福；反之，人民群眾都會受損。歷史和實踐不正是被如此證明的麼。我想馬列主義原旨決非如此！這根本就不是馬列主義。就說知識分子吧，知識分子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關鍵是附在哪張皮上，為誰服務，馬恩早有明論。但不知怎麼回事，你大學一畢業，就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知識分子又是首當其衝。我們學部是北京市甚至全國文化集中之地，因此自然變成了「臭學部」。
工軍宣隊承上面意旨，要把我們這幫人當垃圾處理。先說解散，後說就地分配。原來要放在東北一個沒人煙的山區，要讓學部的知識分子到最艱苦的地方。為什麼沒去呢？是聽說那裏有一種病，叫克山病，什麼蝴蝶變形，人掉頭髮一類的。軍宣隊自己怕染上這種病，才不敢到那地方去。不是他們可憐我們。後來校址選在河南信陽息縣。息縣是黃泛區，土壤屬黃黏土，是出了名的窮地方。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十萬人的「信陽事件」正是這一地區。我們在學部院子裏排隊出發時，只覺得一大隊拉家帶口，箱箱包包，有些淒涼。排着隊走到北京站。更沒想此去河南要走又滑又稀又硬又硌腳的路。反正那時書也賣了，業務也不搞了，感覺什麼都是空的。知識分子落到賣書這一步，就好比秦瓊賣馬，真難說清心裏的那種滋味！但凡有一點希望，也不會如此。
東嶽是息縣的一個村鎮，那裏是一片平原。樹極少，也很小。下去時正值麥季。第一個感覺，就是熱得受不了。只有鎮上人民公社院裏，有幾棵大樹。哎喲，那把人熱的！不知怎麼辦。住的小棚子是臨時搭起來的，十幾個人的上下鋪，熱得像蒸籠，沒辦法呆。外面也沒樹。好在拖拉機站放了幾個大油罐子，有點陰影，我就跟幾個人在那裏靠着。剛下去那段時間，心情差到最低點。主要是苦悶，覺得前途渺茫。一想到會在這裏安家落戶，情緒總是低沉的，一天沒有幾句話可說。說多了也怕被抓住把柄。有問題的人根本就不說話，沒問題的也不想說話。關係好一點的，也只是點點頭，互相苦澀地笑一下。開始，生產也沒有準備，整天學習《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上「四人幫」的那些狗屁文章，還搞訪貧問苦。剛訪兩天，軍宣隊就不讓去了。
為什麼？因為息縣跟信陽一樣，「大躍進」後餓死人不在少數。除了虛報高產，還搞假門面。為了上面來人參觀，把樹都挖起來，挪到鎮子上的大路邊。樹一挪，全都死了。本來就欠收，交公糧外，還強收餘糧，弄得農民家裏一顆糧食都沒有。連樹皮都沒幾棵可剝的。樹被剝了皮，自然好些年緩不過來。天災過後，到我們下去，只看見一人多高的小樹。冬天，娃子們拿着鏟子，背着小簍，在路邊鏟草皮，路上全是光的。能吃的都吃，能燒的都燒。挖出棺材，都去搶木頭。訪貧問苦時，只見大多數農家都是土門。牆是土坯壘的，一面架了幾根橫樑，然後在草或蓆子上面抹上灰和泥土，叫草苫。土門就是直接在牆上挖個空間。有的家用樹枝編個籬笆門，有的看來做得像樣一點，但決不是木頭的大門。除了大隊部有幾間瓦房外其它的都是草房。進了門，除了鍋台，連桌子都沒有。好一點的，用土坯壘個桌子。夏天去，房樑上掛着黑色的棉衣棉褲。冬天去的話，連掛的衣服都沒有。我是搞歷史的，知道過去的一個逃荒術語，叫「泥門擔凳」。就是災荒、戰亂來了，沒法過了。出去逃荒。逃荒時，把土門用泥糊死，好比現在貼了封條，誰也進不去。然後挑着擔子，小娃在筐里放個小板凳。「泥門擔凳」，全家走人。我過去就是不明白，怎麼就那麼窮？把門一泥，什麼別的都沒有了？沒有直接印象。到了東嶽，才有深刻體會，就是這樣子！看着老鄉這麼窮，我們心裏也都覺得真是難過！村子裏男人少，多是婦女和小孩。他們說，村里沒有一家沒餓死人的，都是後來湊起來的。這家老頭，那家老太，男人女人，小娃們，都不是原來完整的一家。憶苦的時候，老鄉說，最餓時人都不敢出門，據說人餓急了，極個別的都吃人的。知道「路人相食」嗎？我記得李自成在陝北起義的時候，歷史上也有3年大饑荒，記載有「路人相食」的事。真有吃人的！老鄉這麼一憶苦，只進行了兩天，軍宣隊就不讓去了，他們怕給社會主義抹黑！
我們連的房子蓋在離東嶽鎮五里地的一片荒地上。幹了兩個多月，蓋了兩排房，約20間左右。我們旁邊是近代史所、語言所。幹校包了一片荒地，約十多頃，都順東嶽鎮西邊一溜排開。我是一排排長，排里壯勞力多。砌牆，上樑，都是我們這幫壯勞力。冬天之前，住進了小平房。
歷史所的老前輩，個個大名鼎鼎。下到幹校以後，都成了老農夫。他們受的累，受的罪，也許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有些洋相，也令人哭笑不得。
古代史專家張先生被派養豬。他是膠東半島人，在海邊長大，人很樸實，綽號「張十萬」，意指學問淵博，記憶超群，十萬個問題難不倒。不論上古下古，甲骨文，各種版本的書，他無所不知。他的學問非常大，文章寫得並不多，但誰見了都佩服他。他是個書呆子。有一個特點，就是語言表達不暢，你得提問題問他，他能跟你對答如流，平時卻不善言談。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是在1958年前後，我們歷史所跟郭老寫大部頭的《中國通史稿》。第一稿出來後，所里邀請史學界的專家名流座談提意見。我那時年輕，在會上做記錄。張先生上台發言，我一聽之後，大驚失色。因為他在批評郭老，說郭老有關春秋戰國的觀點是胡說八道，是荒唐！而且，他在發言中就來回用這幾個詞兒。當時我特別詫異，以為他太猖狂。郭老是何等專家，怎麼可以說「胡說八道」呢？郭老跟他關係很好，也沒有生氣。後來大家說，他就是這樣。我知道他學問大，但還是半信半疑。有一次，我去圖書館查一篇文章，不記得在哪本雜誌上，兩個多小時也沒找出來。正好張先生進來了，我就問他，有一篇講明代政治方面內容的，不知在什麼地方。他敲着頭，說你等一等，我想想。你問什麼他總是敲着頭想。然後，他拿起筆，寫下哪本雜誌，哪一期，包括文章題目。我一找，真是一點沒錯！這一來，我服了他的超人記憶，感嘆「張十萬」果真名不虛傳。他搞《中國文化史》時，出去採訪，在全國各地找文物，拍照。回來寫匯報，年輕人記了日記都記不全，跑去間他，他腦袋一敲，說哪天哪天幹了什麼，記得一清二楚。
這樣的大學問家在幹校養豬。豬不理睬他那一套，老跑，他整天在地里叫豬：「囉囉回來，小豬回來吧！要吃飯了！」他光着膀子，滿頭大汗。他一人餵三四頭豬，還管打豬草。起圈時臨時再派人。他就住在離豬舍不遠的一個棚子裏，單住。開始不准買東西吃。後來他買魚，買肉，就在豬房那邊，用清水一煮，不放任何調料。有人問他，這有啥吃頭？他說，在海邊吃東西，根本不放作料，清水煮，放點鹽，就是最香的。他在海邊也習慣了這樣的「鮮」吃。那時他已60來歲，個子又高又胖，是條山東大漢。
另一位老先生謝國楨，沒到過農村，不太會幹農活。有些年輕的當時就訓他，批判他。批他是資產階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說他態度不端正，不好好改造。謝國楨先生有時就獨自坐在那裏發呆。
謝老先生抗戰時在北京，周作人曾聘他到北大兼職，就說他是文化漢奸。有一次，好像是有一個人說謝老先生把他的電池換了。於是「左」派就在拖拉機棚批謝國楨，說：文化漢奸，怎麼這樣沒臉沒皮！又有人說他在北京時，上公共汽車不買票。謝老先生其實是一個心胸開闊、豁達的人。他胖胖的，心寬體胖嘛。可像他這樣的人都會發愣，可見他內心多麼痛苦！這件事，我們歷史所每個人的印象都特別深。每人說出來都是一個版本。知識分子可以忍受清貧，最不能忍受的，是對人格的污辱。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上，拿人來做文章。而這些事情又無聊至極。謝老先生說不出口，這是他最痛苦的。
歷史學家王先生表現出來的則是什麼都不說，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也能感到他內心壓抑。他可以幹活，分配什麼就幹什麼，因此他目標不太明顯。他也是山東人，曲阜師範學校畢業的。入過共青團，後來鬧學潮被抓了。因為是學生，又放出來。後來他去了美國。「文革」時，說他變節才放出來。王先生一解放就從美國回來了。他是愛國的。回來以後生活是供給制，還給他高待遇，他不要，自動降級不說，還捐給國家一個院子。到「文革」時，他仍是四級研究員，儘管他寫了《中國貨幣史》等許多著作。因為這個所謂歷史問題，每次運動都把他批來批去的。所以有人說，回來早的不如回來晚的！他搞明清史，那時我年輕，有問題也常去請教他。「文革」連我也受到批判，說我整天跟在資產階級專家屁股後邊轉，說這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青年的鬥爭。下幹校前，他把自己不少書都賣了。我們去幫他搬，問他，王先生，幹嘛把書都賣了？他說，嗨！不知以後還幹什麼呢！他非常沉悶，什麼也不說，悶着頭幹活就是。
文學所的俞平伯是全國有名的學者之一。在幹校，一說這老頭兒就是毛主席談《紅樓夢》批評過的那個人，老鄉立刻傳開了。俞老一出現，農村的小娃們在後邊跟了一大堆，喊「打倒俞平伯」。俞老想，這怎麼辦？他就買了很多糖，小娃們一喊，他就說，別喊了，我給你們吃糖！然後把糖－撒。小娃們趕緊撿糖。這一下小娃們更喊得厲害，想吃糖就喊。你說聽過何西來講的「高級老頭兒高級糖」？對了，就是這麼來的！
語言所的盧之味，原是北大教授，一級研究員。當時東嶽老母雞一隻才一元多錢，有人賣。軍宣隊規定不許買吃，他偷買雞吃過，但被發現批評，說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過不慣貧下中農的艱苦日子。被批過一次以後，他學乖了。一天，他又讒了，到鎮上準備偷偷買一隻雞。正好見一個老太太抱着雞走過來。他一看左右沒人，先一把抓過雞，把老太太嚇了一跳。這時他掏出5元錢，塞給老太太，抱着雞轉身就跑。農民老太太老實，一看錢多了，就跟在他後面追，一邊追一邊喊：「哎！給你找錢！」他頭也不回，說：「不要不要，全給你了！」其實，那陣子大家誰不讒？但老年人餓得更快，隨時都餓，要多餐的。像這種笑話多的是，當地有種小蝦一寸多長，一斤一元錢不到，可俞老先生買蝦並不論斤，問人家一個多少錢？賣者說你看着給，他竟以三分一個買了50個，還不足半斤之多，但已大大超出一斤的錢。年輕人錢少，就吃便宜的，動作也快。星期天去包信、新蔡，趕一個集，偷偷吃一頓回來了。
「學部」能保全下來，多虧了周總理對這批知識分子的關懷。按「四人幫」的想法，就地解散，就地安插。總理指示「先集中起來學習、批判。」軍、工宣隊這才決定遷至明港。
1971年初，遷到明港軍營。那裏原是解放軍的一個炮兵學校，不知怎麼空了，我們就住到那裏去了。「9·13事件」之後，這裏成了我們戲稱的「泡」校。明港離息縣50多公里，是京廣鐵路線上的一個小站。軍營離火車站四五里地。我們撤離息縣，把所有的東西都處理掉了，包括蓋的房子、機器，開墾出來的稻田、菜地，全都一古腦地廢掉了。想當年，下去安家，僅買田、路費、安置費、生活費，就花了六七十萬！一撤到明港，什麼都不要了，也什麼都要不了。走的時候，各村的農民全體出動，老老少少，圍在一邊看。有的老太太膽大，就過來問，這個不要了吧？有的還硬拉，你這別要了，把這東西給我吧。一塊鐵皮，一張塑料布，一片爛蓆子，連一根棍，一根柴禾，都要。去明港兩三個月，就傳來消息，說那邊被他們掃蕩一空。先拆門窗、房梁，再拆磚，蓋的房全被老鄉拆了。
到明港不久就發生了一件轟動性的趣聞。有個姓胡的副教授，女的，50年代從海外回來。她從來未下過鄉，只聽說下面窮，不能穿好衣服，穿好了就是資產階級小姐，所以比誰都穿得爛，又舊又破，滿身補丁，但卻是個腰纏萬貫的人。下「五·七幹校」是全家遷走，誰也不知道是不是還能回北京？這種擔心，使她把畢生的積蓄兩萬多元全部帶在了身上。現在聽來兩萬元算不了什麼，可在當時兩萬多元，作為個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比現在百萬還管用。東嶽乃窮鄉僻壤，小小信用社，她沒敢存。銀行見其挾帶巨款，身着破爛，疑其來路不正，通知派出所，將其扣押。儘管她說破了嘴皮子，人家也不信。派出所查明身份證件，又與學部軍宣隊核實無誤，這才允許宣傳隊派人將其領回。據說嚇得她整天提心弔膽，一星期也沒緩過神來！
我在幹校記憶最深的，似乎是兩件事。養狗和抓「5·16」。先說養狗。我養了一隻「小黑」，算我們一排的。去明港前，「小黑」差不多兩歲了。因為軍宣隊不准帶狗，在我們走的前兩天，「小黑」全明白，它焉了，也不吃東西。我看在眼裏，可又想不出什麼辦法。走的那天，我們忙上忙下地裝車，「小黑」遠遠地站在空無一人的房門前，定定看着。臨上車前一分鐘，軍宣隊正好走到一邊去了。我靈機一動，朝它一招手。嗨！它撒腿飛跑過來，跳上車就靜靜臥着。一路上，它一動也沒動！到了明港，卸車時，它圍着車又蹦又跳，結果被軍宣隊發現了，問，是誰的狗！誰帶的？我說，我們一排的！軍宣隊又說了，把它處理了！沒辦法，第二天，我和另一個同志蒙着它的眼，把它抱到五六里地外一個老太太家。過了兩天，夜裏我已睡了，有東西拱我的被子。一看，是「小黑」，它又找回來了。沒兩天，「小黑」又被軍宣隊發現了，命令三排的人打「小黑」。有人趕緊來告訴我，我急了，出去嚷嚷，我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知道老子外號叫什麼！誰敢動我的狗一根狗毛，我就把他的頭打扁了！」我這一鬧，沒動靜了。我是陝西人，綽號「二愣」，什麼都敢說。但是軍宣隊更邪乎。到了星期天，我不在，軍宣隊找了一幫人把「小黑」打死了！回來以後，找不到「小黑」的影子，我就覺得大事不好。但誰也不跟我說「小黑」的事。過了一天我才知道。為此我有事沒事就罵兩句出出氣。
為了「小黑」，我沒少跟人吵架。「小黑」是我在東嶽時從老鄉家抱回來的。那時它剛一尺多長，我們全排都給它吃點這個那個的。因為無聊，所以颳起一股養狗的風。我們連有個「田十萬」，也是學問好，號稱「十萬」。但比不過「張十萬」。他是河南人，跟老鄉搞得比較熟，經常給連里買草蓋房子什麼的。大家說到要小狗，他說：「我有那麼多老鄉，要一條狗容易得很！我要一條狗來，把你們全都鎮了！」他說周圍幾個村子隨便要。過了兒天，他沒要回來，別的人都要回來了。我也要了「小黑」，一身黑毛，毛茸茸的，很可愛。那天，「小黑」在宿舍里，正是吃晚飯的時候，它在大家面前搖着尾巴撒歡兒，東吃一點，西吃一點，就在這個時候，一位老鄉給「田十萬」送狗來了。出乎他和所有人的意料，老鄉送來的這條狗，是一隻獨眼龍！因為平時他吹牛，結果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說這個狗真漂亮，是把別的都「鎮」了！
大家七嘴八舌連說帶笑，老田自覺栽了面子，惱羞成怒，二百五脾氣也犯了。這時，「小黑」跑到他面前，衝着他搖尾巴。他一腳把「小黑」踢開，還說：「這是誰的狗！再跑來，我就把它踢死！」我在一邊說話了，我說：「田老兄，我在這吃飯可沒言語一句吧？你老吹牛說要搞一隻漂亮的狗，結果你的狗這副樣子。今天大家都看你的狗，是單眼。人家說，我沒說什麼吧。你幹嘛衝着我的狗嚷嚷？狗本來就是到處跑的，你憑什麼踢我的狗？！」他沒理了，還說：「我就是要踢，踢死它！」我的火也上來了，說：「你過來試試，踢得死嗎？誰踢我狗一腳，我就把他踢扁嘍！」排里的人都知道我喜歡體育，會摔跤。老田也知道要打架不是我的對手。他不言語了，端着碗進裏屋去了。於是有人說，「二愣子跟二百五幹上了！」
這就是那時可以開心取樂的事兒！這種事像是大人幹的事嗎？像是知識分子幹的事嗎？就是窮極無聊。從這裏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的心態來，就是發泄情緒！
「小黑」沒有了，我心裏空落落的，似乎無猴可耍，排里也少了一番樂趣。
再說清查「5·16」。什麼清查運動啊，打擊一大片！我們歷史所260人左右，幾乎全都是「5·16」。軍宣隊那一套是硬逼，逼得人胡說八道。還有人說，劉重日是一個分隊的小隊長，有我的材料。不過軍宣隊不相信，怪不怪吧。辦「5·16」的學習班，我就勸他們，搞運動就是這樣，遲早會水落石出。你也別抗。寫什麼不寫什麼，你自己看。整得苦悶了，我還去跟人家聊聊天，解解悶兒。有人打小報告。軍宣隊也沒少找我。我說，做思想工作總可以吧？那時，我認為要清查的應該是上邊胡搞的人，不是下邊的這些人。我成天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文革」初，聽傳達江青在首體的講話錄音。聽完之後，我跟一個同志說過：「什麼自封的旗手、革命家？江青至多算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害狂熱病！」這是很嚴重的「現反」言論。我睡覺都在擔心這事。因為我們單位一個人曾說過，京劇改革樣板戲，不好看，只有古裝的傳統的才好看。舊戲出來，身段好看，武打很精采，樣板戲就不成。如《沙家洪》的武打場面，槍戰，槍一響，人就趴在那兒，有啥看頭！就這一句話，就是反江青，反偉大旗手，反樣板戲，整成現行反革命。
清查辦學習班，軍宣隊也是命令式的，知識分子根本不習慣。有些頂撞的，軍宣隊就說，「臭知識分子，不老實。腰裏別個手榴彈，撲楞撲楞的！」他的意思就是你們隨時都想叫勁，不老實，不聽他的指揮。其實沒理解政策的指揮，沒有水平的指揮，全是瞎指揮。所謂審查問題，一上來他就劈頭一句：「你是交待問題，還是交三毛錢？」開始誰也不明白，什麼交三毛錢？後來才知道，槍斃人的時候，一顆子彈三毛錢，還要犯人自己交！
到明港後，軍宣隊安排整天開批判會。哪有那麼多人發言呢？我去找軍宣隊老王，他說，我們部隊有句話，叫做：「匯報匯報，連編帶造！」於是我也如法炮製。我們排有兩個人是四川來的，一王一鄧，這兩位特能說。一次要開學習批判會，一上午得有三小時發言，要是沒人講，當排長的怎麼辦？於是我就找到這位鄧，他答應了，保證應付場面。那天，他發言了，那是整整兩個半小時！不是瞎聊。全得長篇大論的套話，所以比瞎聊還困難。我們住軍營式的房屋，一排一排的。前排房裏是語言所，相隔就十來米，開着窗，全能聽見。開完會，語言所的排長過來問我：「老劉啊，你們排發言怎麼那麼熱烈？一個接着一個的。我還發現你們排的四川人怎麼也挺多的？」我把手一遮嘴，悄悄跟他說：「對不起，就這一個人！」
「文革」後，歷史所同仁對我這一段有評價：劉重日雖然愣，但各方面沒什麼可指責的。在劉排下面過日子最舒服。
恢復《中國史稿》寫作，我屬第一批回京。約1971年上半年間。回來之後，又是林彪事件，跟「校友」通信，聽說那裏什麼都不幹了，整日吃喝閒聊。讀書反受到批評，被視為臭老九「心猶未死」！於是我在「校友」的一首詩上注曰：「狠抓一個吃字，突出一個睡字，落實一個胖字，立足一個滾字。」後來，到1972年6月，我還有一首詩給他們畫像寫照：
《七律》
今聞明港學部幹校清查運動完全停止，吟詩一首。
濃茶淡酒消日閒，身入瑤池蓬萊間。
坐看灶爐煙火盛，臥聽杯盤醉語喧。
釣罷歸來夕陽後，布棋酣戰三更前。
柔媚熹光人未醒，清風吹夢到枕邊。
好一派田園風光！好一個閒散自在無所事事的日月！其實這裏邊充滿了知識分子扭曲心理的種種狀態，是滿腹空虛和痛苦的下意識表現。
選自《無罪流放》，賀黎、楊健著，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