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過年，幹校的新校址終於靠勞動者們的雙手建設起來了。那一排排新落成的小平房星散於高低錯落的紅土山坡上，綠樹掩隱下的紅牆灰瓦分外耀眼，給長滿荊棘、茅草的廣袤原野平添了一處新的景致。
這年過年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我們分得了一間屬於自己的住房。屋子裏潔白的牆面，明亮的窗戶，晚上的電燈光照亮了整個屋子，比起錦江鎮的那間小黑屋子真可謂天壤之別。我們一家三口加上我肚子裏的小寶寶高高興興地搬進了新居，從此我們有了一個安穩的家。
蔣是幹校有名的「能工巧匠」。他來到江西後，最先分派在採石排，開山取石，後來他帶着幾個人搞技術革新，建立了一個砂輪製造「廠」，「發明」了一種採石機，大大加快了採石的速度;採石結束後他又調往木工排，上樑、蓋屋頂、做門窗;接着同人大的工人師傅一起為所有的新建房拉電線、裝電燈;最後又被派去管理水電站。總之，哪裏最需要他就被調到哪裏。這使我們的小家也沾了點兒光，他用零星的木料做成了用餐的小飯桌、小凳子和擺放碗筷的小櫥櫃。儘管室內依然是紅土地，我們卻把它填得平平的，灑掃得乾乾淨淨。蔣為了照顧我和孩子們的營養，從附近的老鄉家悄悄買來新鮮的雞蛋。沒有食油，我們就採用過去用過的老辦法，從食堂打回來的菜里揀出一些肥肉把它熬成油，用它來煎雞蛋。物質生活雖然艱苦，但日子過得和和美美。這在當時，我已經非常知足了。
我們還是照常出工幹活，一心一意準備在這片紅土地上迎接未來的小生命。我懷着孩子的肚子越來越大，到後來連我自己都害怕了。我想做一次檢查，但幹校原來的那位婦產科大夫已奉調回京;我想去鷹潭醫院，但路程太遠，我已無法步行，當然也不能使用幹校的交通工具，我是無權使用的。這時我遇到了一位好心人，她是剛從北京調來的一位新任幹校校長的夫人，她過去曾經是一位助產士。經她的診斷，發現我的胎位不僅偏移，而且是倒置的，如果不及時糾正會有危險。她說這是我懷胎後從事同一種體力活、長時間得不到休整所致，因此必須立即停止體力勞動。她用了許多辦法給我糾正，如晚上跪趴、香艾薰腳，都不見效。最後不得已，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手把胎位板正。可是沒過幾天，肚子右邊又鼓出來了。她再來時，見狀不禁笑了，說：「你這小寶寶也真調皮，在你肚子裏來回遊泳。這次我要不客氣了。」在把倒置的胎位再次矯正過來後，她又用白布帶把我的肚子牢牢地捆綁住了。這招還真靈。
然而，我仍然沒有被免除體力勞動。在那個時候，無論是各級黨政領導，還是普通的群眾，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通過勞動來改造自己是第一位的，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誰要是逃避勞動改造都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我曾想過向領導打一個報告，希望能准許我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輕活;但我不願意讓別人說我嬌氣，更不願意低三下四地去看那些領導的臉色，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在離開幹校回北京之前，我一直沒有停止體力勞動。
1972年全體「五七戰士」苦戰三個月雖然把一大批房子蓋起來了，卻有好幾位四五十歲的「戰士」接連倒下了;他們有的是突然發病猝死的，有的是久病得不到醫治被耽誤而死的。此前，在幹校的所謂「清查」運動中還逼死了好幾位教師。這一連串的死人事件引起了五七幹校的人心浮動，校領導也十分緊張，生怕再發生類似的事件。為此，北京人大校部的第一把手、校革委會主任親自來江西幹校坐鎮，就幹校的勞動和醫療條件採取了一些措施，並把一些危重病號轉移到附近的大城市去治療。當時有人勸我回北京去分娩，但我不願向領導開口，從心裏說我也捨不得離開剛剛建立起來的小家。我決定在幹校生下自己的孩子。為此蔣專門把他的母親從江蘇無錫老家請到了幹校，準備由她來照料我坐月子、帶孩子。
大概是我無意中透露了我過去分娩時曾有過血液不凝固引起大出血的病史，這引起了一些熱心公益的老大姐們的關注。她們把我的情況反覆向軍宣隊作了反映，並一次又一次地來到我家裏勸說我返京分娩，但都被我婉言謝絕了。我和蔣在北京都已經沒有家了，兩人月工資加起來才124元人民幣，雙方都還有老人要我們贍養，平時只能勉強做到收支相抵，怎還有多餘的錢來負擔回京的路費和在北京安頓下來的費用呢?就是再苦也讓我們苦在一起吧!
這件事驚動了剛從北京來幹校的軍宣隊第一把手、校革委會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幹校黨委作出決定：指派蔣專程護送我和大孩子及剛來幹校的婆婆回北京;我產後不必再回幹校，在北京校內重新安排勞動;蔣在我分娩滿月後即回幹校繼續從事勞動;公家給予報銷三張回京的硬臥火車票，另外補助50元作為我婆婆的路費;回京後的住房由在京的「五七辦公室」安排。這在當時，可以說是最大的照顧了，我心裏唯有感激還能說什麼呢!
那時離產期已不到一個月，一些好心人怕我生產在旅途中，幫我們作了妥善的安排，一批又一批「五七戰士」一連幾天前來向我們話別，我切身感受到了那種「戰友」之間特有的真摯情誼。終於在4月里的一天，我們帶着深深的依戀離開了那間尚未住夠的充滿暖意的小屋，登上了北去的列車。
回到北京，校革委會「五七辦公室」把我們一家老小安置在工人住宅區的簡易樓內——北三樓底層的一間小屋子裏。那是一間與廁所相鄰、久置不用的破舊危房，地面很潮濕，天花板也已裂縫，一面牆上掛滿了由廁所滲透過來的尿鹼結成的白色粉末。我心裏明白，這是給予我們「臭老九」的「特殊優待」，當然不能有任何怨言。在那個年代，毛澤東和他的助手們的口號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對於我們這些被一種強加的「原罪感」折磨得幾乎成了賤民的知識分子來說，能得到這樣的賜予就已經是一種幸運了。起初我們顧慮重重，擔心工人階級鄰居們會把我們當做「專政對象」來對待，因為在「文革」期間我們目睹了工人們在軍、工宣隊的鼓勵下對知識分子的羞辱和殘害。蔣在「文革」初期就曾被學校里的工人無緣無故暴打了一頓，後來只能到校外同學處躲了一個多禮拜。可是我們住了一段時間後，發現我們的鄰居們並沒有把我們當做異類。一些工人家屬知道我臨產了，常來我家問寒問暖，給予了我們很多關心和照顧;我婆婆不會說普通話，她們就常常帶着她一起去買菜。數月後蔣患重病從江西五七幹校歸來，我們一家搬離了這個工人住宅區，但我與他們之間的友誼始終未斷，尤其是十七年後他們看着出生、長大的連兒遇難後，他們又再次給予了我很多安慰。如今不少老人已經作古，但我還是常常懷念着他們;他們的子女一旦在校園裏與我相遇也還總是要親切地叫我一聲「阿姨」!我深信人性本來是相通的，只是因為受到諸如「階級鬥爭」和「革命」、「專政」等等意識形態的蠱惑，才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分裂，以至使人類從文明倒退到了野蠻。
我們用短短几天時間安頓好了自己的家，等着迎接即將出世的小生命。但是，一直等到過了預產期，仍不見有絲毫的動靜，而且我還出現了血壓遽然升高的症狀。為防止意外，我托人說情住進了東城區騎河樓的市婦產醫院，由蔣每天騎車從西郊人大到醫院來照看我。一晃住院又過去快20天了，仍不見動靜。大夫認為再拖下去對母嬰都有危險，於是採取了各種藥物和人工的催產措施，但都不見效。那是一次難產，大夫不得不動產鉗，緊緊夾住胎兒的大腦袋，才終於把他拽到了這個世界上。我眼見大夫把他放在旁邊秤上量體重，只聽得她們驚呼：「好傢夥，這麼重!8斤2兩。怪不得這麼難生!」大夫旋即把他抱給我看，只見這個小傢伙大大的腦袋，圓圓的臉，既無頭髮也無眉毛，兩隻眼睛一睜一閉。我把他托在手裏沉甸甸的，根本抱不動，忙把他還給了大夫。大夫怎麼拍他的小背，他都不吱聲。啊，他不會哭!我有些着急了。大夫臨床經驗豐富，我只見她不慌不忙地拿來一管長針，往小傢伙的腦部深扎進去，又迅速拔出針來。他哇的一聲哭出來了。這聲啼哭標誌着這個小生命終於降臨到了這苦難深重的人世間——儘管他是那麼的不情願。他出生的時間是1972年6月2日傍晚6時25分。
作為證據，他的額頭上留下了一個5分鎳幣大小的產鉗印記，這個印記一直到他十七年後遇難時都沒有完全消失。然而在當時，我和他的父親卻是把他當作上天的獎賞來歡迎的，因為我們曾為他的降臨人世付出過太多的艱辛。
那年我36歲，是我的本命年，因此我們母子的屬相都是鼠，只是我出生於清晨，他出生於傍晚。遠在江蘇老家的爺爺曾經是一位道教大法師，他為剛出世的孫兒算了一卦，親自用毛筆寫信告訴我們，說他孫兒是「出洞的老鼠，一生衣食無憂」。我知道他老人家是因為高興，想討個吉利。老人1949年以後就沒有過上好日子，如果他的後代能夠吃穿不愁，對他來說也就心滿意足了。如今祖孫倆均已不在人世，如果他們地下有知，不知又將何言以對?
我和丈夫為剛出生的孩子想了很多名字，但都沒有太滿意的。丈夫的好友張惠仁，一位五十年代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寫得一手好字和首首好詩的高材生，從五七幹校回來看望我們，我們就請他為孩子起個名字。他靜思片刻，說就叫「捷連」吧。我們深會其意，張最了解我們結合之不易與生產之艱難，但再大的難題，不都一一解決了嗎!這個名字大概既有這樣的寓意，也有對孩子未來的美好祝福，而且叫起來上口，還有北方的兒音，於是就選用了張取的這個名字;小名就叫小連、連連、連兒。
後來小連不幸走後，我有時精神恍惚，甚至從「封建迷信」里去尋找答案。小連出生在我的本命年，「捷」與「劫」同音，以致兒子自從來到這個世界上起，就劫難接連不斷，最終死於上一世紀的劫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