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初，我跟隨重慶市北碚區第一批知識青年在震耳欲聾的歡送鑼鼓聲中離開城市，乘坐解放牌卡車前往大巴山區插隊落戶。
大巴山脈是四川（包括現重慶市）、陝西、湖北三省的邊境，四川盆地和漢中盆地的界山，海拔1300-2000米。山區土地不算肥沃，出產也不算豐富，主要農作物有水稻、小麥、玉米、紅苕和少量的各種豆類。
我們下鄉的時候，分配的口糧有一多半是紅苕，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時間要天天頓頓吃紅苕。煮紅苕，酸菜紅苕稀飯，炒紅苕絲，貼紅苕餅，蒸紅苕饃，在當時的條件下能想到能做到的都吃過了，到後來，紅苕在我這裏成了一種異物，一吃就卡在喉嚨上咽不下去。這種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強烈排斥一直持續到現在，我見到紅苕就堵得慌。
蒼溪農村的大秋作物，只有水稻和紅苕兩個品種。因為是山區，紅苕的種植面積很大，如果碰到栽秧時雨水不充足，收了小麥的旱田無水栽秧，最後只能全部種上紅苕。
國家徵收公糧，紅苕自然是不要的，既不好保管又不好運輸，而且城市裏的人不可能像農民那樣一年中有半年靠紅苕填肚子度日。生產隊收穫的穀子，首先要保證上繳國家的公糧，紅苕就只有種田人自己消化了。我落戶的水文六隊，每年的人平口糧折合穀子400斤左右，其中有一半甚至更多是紅苕充數。
我在農村的最後一年，紅苕分了一千三百多斤。當然，到二三月間青黃不接的時候能有紅苕充飢，對於飢腸轆轆的人們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同時還要感謝老天的恩寵，因為，幾乎沒有哪戶人家的紅苕能夠完好無損地保存到那個時候。
紅苕的儲存相當困難。
當地農民家家戶戶都有存儲紅苕的窖。一般是在家裏廚房的空地上挖一個長方形的坑，底部和四周用石板砌上。存放紅苕的時候，先在窖底和四壁鋪上當年的新稻草，放入紅苕後用稻草蓋上，上面撒許多稻穀的秕子，不但要保暖還要透氣，讓紅苕能平平安安在裏面過冬，不至於捂爛也不至於凍壞。最後再蓋上木板做的窖蓋，防止人不小心跌入紅苕窖里。這樣的方法不知是從哪個年代傳下來的，存儲紅苕也有一定的效果，運氣好的，可以保存部分到第二年度過春荒。
但不知什麼原因，好像每年都有那麼一兩戶運氣不好的人家，整窖紅苕在兩三個月後突如其來地全部爛掉。不是紅苕窖有問題，因為爛紅苕的事「風水輪流轉」，並不總在一戶人家發生。紅苕爛掉了，一家老小半年的口糧一夜之間變成了豬都不能吃的垃圾，那年月，除了忍飢挨餓，幾乎沒有辦法可以補充口糧的不足，運氣不好的人家只能以呼天搶地的哭聲來昭示他們巨大的不幸。此時，全生產隊的人都深為同情，卻沒有能力相助。紅苕保存得最好的，每年能有三分之二吃到嘴裏，就相當不錯了。
為了保存這點口糧，農民們想盡了辦法。比如，在剛分到紅苕時就將它切片，曬成紅苕干，放到春荒時磨成麵粉，可以蒸饃、貼餅、或加酸菜煮成糊糊。收完紅苕的那一個多月里，滿山遍坡但凡裸露着的大石頭上都攤着紅苕片。但川北山區的深秋時節老天爺不怎麼開眼，常常大霧瀰漫，太陽露臉少，偶爾出來打個照面很快又縮回去了，紅苕片基本上不是曬乾的，所以春荒時吃的紅苕麵粉都有一股霉臭味。
按照現在的健康標準，這樣的紅苕麵粉是絕對不能食用的，而飢餓年代，人們需要的只是填飽肚子。晾曬紅苕片時，如果遇上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就什麼也收不回來了，所幸那只是一小部分口糧，和整窖紅苕爛掉相比，損失還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我對「忍辱負重」的理解，是在三年的知青生活中，通過跟農民的零距離接觸和對農民的了解，才達到了一定的深度。農民們眼睜睜看着已經到嘴的口糧被壞天氣糟蹋了，最多只是詛咒老天爺不長眼睛，從來沒聽見有人抱怨政府或城裏人：為什麼我們辛辛苦苦種出了穀子，卻只能吃紅苕？而今回憶起來也倍感酸楚：對比吃霉變紅苕麵粉；對比多數時間只能以紅苕充飢，甚至紅苕也常常吃不到肚子裏的鄉下人，享受公家旱澇保收口糧的城裏人（儘管也僅僅是維持溫飽），日子或可貼上歲月靜好的標籤。
當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同樣能詮釋那個年代的「歲月靜好」——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有人在替你負重前行。負重前行的，是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卻饑寒交迫的莊稼人。
現在我居住在德國，看見蔬菜市場上也有紅苕賣，德國人稱之為甜馬鈴薯，3點幾歐元（相當於人民幣30元左右）一公斤，比好多蔬菜都貴。當年我們在農村，一個人一年分五六百公斤紅苕，拿去場鎮上賣3分錢一斤，總價錢和現今德國一公斤紅苕的價錢差不了多少。紅苕在這裏逆襲變身，成為了華麗的蔬菜貴族。
1969年，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新指示，城市裏的中學生基本沒有選擇，除了少數有特殊背景的學生通過不一般的途徑參了軍，絕大多數普通百姓的子女要麼到邊疆農場當農工；要麼到各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雖然也有自願報名這一環節，但那不過是和作秀差不多的一個過場。
報名的時候，相當一部分學生（特別是年紀相對小一些的初中生）把到農村插隊落戶類比為在校讀書時的支農勞動，沒有認真對待選擇落戶夥伴的問題，我和我妹妹也屬於這樣的情況，沒有從多個角度考慮問題，就分別在自己的學校和自己的同學組了戶，下鄉了。
我所屬的西南師院附中是重慶市的一所重點中學，接收知青的蒼溪縣在安排問題上會不會因此而有所照顧，我不知道，但我們學校的學生們確實都安置在了蒼溪縣排位前幾名的富裕地區——元垻區和岐坪區。
我們組成一戶的四個同學，被分配在歧坪區南陽公社五星大隊第四生產隊。這個生產隊不算最富裕的，全年分配原糧550斤，包括稻穀350斤左右，麥子80來斤，豌豆胡豆綠豆玉米等雜糧約20~30斤，還有大約相當於100稻穀的紅苕。
後來我轉到浙水公社水文六隊，每年分配的糧食就只有原糧400餘斤了，除去1000多斤紅苕和夏收的麥子，稻穀不足200斤，碾成米約120多斤，平均每天不到4兩米，還不夠我們在中學讀書時中餐一頓飯的量。每天如此少的一點糧食，即使煮稀飯也只能煮成照得見人影那種，飢餓成了家常便飯。
記得有一次，我妹妹秋收農忙之後到水文六隊來探望我，進門後她揭開桌子上蓋着的飯盆，眼淚就撲簌簌地滾落，那樣的飯，我們在學校接受階級教育時，從控訴舊社會黑暗和勞動人民苦難的各種故事裏聽到看到過很多。想不到是，那些故事裏的事會從虛擬世界穿越而來，落定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並且成為一種常態。
下鄉後不久，我步行120里去妹妹落戶的五龍區浙水公社新民五隊「串門」，看到她們那裏的情況就開始有了擔憂，我沒想到她們落戶的公社和我們落戶的公社差別那樣大，山高路遙遠離縣城還不通公路，一年分配的口糧也遠遠低於我所在的歧坪區，把她一個人丟在那個地方實在讓人放心不下。
當我們離開城市離開家，被拋到了偏遠落後的大山裏面，兄妹親情在苦難的背景中就有力地凸顯出來，相互的關愛和照應成了內心最強烈的願望。去過妹妹那裏兩次以後，我下了決心，放棄條件相對優越的南陽公社，轉去妹妹落戶的浙水公社。
在歧坪區南陽公社的時候，我因出工積極幹活能吃苦身體還比較強壯，生產隊給了我當地男性全勞力的待遇，出工一天記十個工分。當地的婦女全勞力一天記九個工分。
剛剛下鄉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知青都按全勞力對待，我妹妹她們三個女生就因為很多農活不會幹，生產隊只給記八個工分。她們很快就聽說分配在新民六隊的幾個同班女同學從出工勞動第一天開始就記的全勞力工分，而六隊的同學也不見得會幹多少農活，生產隊卻很照顧。這個差距讓她們心中憤憤不平。有一天晚上，生產隊開社員大會，她們藉機發難，質問生產隊的幹部：六隊的知青和我們是一樣的，為什麼她們可以拿九分，我們只能拿八分？末了還特別用帶點威脅的口吻說，要是不給加工分就要告到公社去！
我第一次到她們生產隊時，比照我在歧坪南陽公社的待遇，覺得生產隊對她們幾個女孩子不那麼好，生活上沒有照顧，家具和農具都不能滿足基本需求，安排活路也不管她們的年齡和體質。
雖然，當時國家按人頭給農村生產隊劃撥了知青安家費，但真正把這些錢完全花在知青身上的生產隊極其個別。我妹妹她們的全部生產生活用具只有：三張床（其中還有一張又舊又髒不知什麼人用過的床）；一個看起來年代十分久遠被廢棄的糧食柜子；一張農村特有的擀麵大案板、一隻裝水的黃桶和一對挑水的水桶是新的；一口生產隊公共養豬場煮豬食的大鍋，好幾個月以後，經她們一再催促才買了一口真正煮飯的鍋。
農具有兩把特別笨重鋤頭，是農民家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也不願意用那種；三把鐮刀——無論怎麼磨也不鋒利，農民告知是鋼火不好，但生產隊為什麼不買鋼火好的，卻沒有解釋；此外還有一對挑糞的桶是新的。
我妹妹在農村待了五年余，五年間，幾乎所有的農具都要向農民借用。農具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天天找別人借，箇中的滋味也一言難盡。
看到妹妹她們的安置現狀，我一衝動，就採用了當時男知青們流行的方式和生產隊長激烈爭吵起來。我和隊長爭吵時，漸漸圍過來好些人，都是生產隊的男壯勞力，手裏拿着鋤頭，把道路上的石板戳得「嗵嗵」地響。這陣勢讓年輕氣盛的我火氣蹭蹭地往腦門上沖，我也擺出了不懼他們人多的架勢，雙方開打只差最後一粒火星。好在有個別頭腦清醒的人在一旁勸解，架沒打，我和農民們關係卻因此變得緊張起來，還埋下了日後衝突的伏筆。
我正式辦完轉調手續離開歧坪區南陽公社，是下鄉當年的七月。本以為落戶在妹妹所在的生產隊，天經地義，當時兄弟姐妹組戶的很多。不曾想和新民五隊生產隊長發生衝突的事迅速傳到了公社，我被鎖定成為調皮搗蛋的典型。其實，我在岐坪南陽公社時間雖然不長，卻因能夠吃苦耐勞而被評為知識青年先進代表，短暫地紅過一陣子。那次爭吵的結果，是妹妹她們生產隊拒不接受，另外找一個生產隊安置，公社也拖着不辦。
回到原來的公社已經不可能了。當時有政策，知青可以從相對富裕的地區轉到貧窮的地區，但反過來卻不行。我就這樣被晾起來，成為了「黑人」，連以參加最原始最粗笨的體力勞動來換取維持生存最基本口糧的資格，都沒有了。這個局面大大超出了我對農村各種困難的預期，想不到在農村這個社會的最底層，一個被剝奪了城市戶口的知青竟然也會找不到一席安身之地……
後來，還是由於縣知青辦的多次敦促，公社才把我安置在距離妹妹的生產隊20幾里崎嶇山路以外的水文六隊。到了水文六隊我埋頭苦幹了好幾個月，慢慢改變了公社對我的不良印象。
下鄉當年，經過了夏秋兩季的「雙搶」（搶種搶收），從來沒有這麼勞累過，我妹妹和她的幾個同學想借國慶的機會回一趟重慶。臨行前一天晚上，她們邀我一起在新民六隊知青戶聚餐，記得她們殺了雞，包了餃子，以當時的生活水準來衡量，非常豐盛，七個人大快朵頤之後，剩下的還足夠我一人飽餐一頓。第二天上午我把她們一行送到河邊搭上了去縣城的船，之後折返新民六隊，打算把頭天剩的「美食」掃光，住一夜，天亮後再回我自己的生產隊。
新民六隊知青住的院子叫「黑塘溝」，她們的住房正對着四合院的大門。那夜，我剛剛睡下就聽見外邊人聲嘈雜，開始還以為是他們生產隊晚上開社員大會，就自顧自地睡覺。不一會兒有人大聲吼叫，陳曉敏她們幾個咋個不出來開會？把她們喊出來！
應答，她們幾個都不在，是五隊那個蔣蓉的哥哥在裏邊。
又吼，那也要喊他出來！緊接着就有人過來把門捶得「咚咚」的，山響。我沒搭理，想息事寧人。可是，外邊的吼叫聲捶門聲非但沒有因為我的隱忍而平息，反倒是步步升級，終於升到了敵我矛盾的高度，他們七嘴八舌亂鬨鬨惡狠狠地大喊大叫，喊他出來！把他拉出來！捶門也變得非常粗暴：開門！開門！再不開就把門砸了！就像屋裏藏着青面獠牙的階級敵人。
我這才感覺不對勁，六隊的知青回家是向生產隊請了假的，怎麼會晚上突然來找她們幾個開會呢？何況，我從河邊返回黑塘溝進院子的時候，很多人都看見了，還和我打了招呼。不知道眼下門外大呼小叫要抓我的究竟是誰們？抑或是曾經和我發生過衝突的新民五隊那些人（新民二隊和五隊、六隊總稱X家灣，是一個龐大的家族群）？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知道屋裏只有我一個人，合計好了要來找我打架——秋後算賬！
我被招工到煤礦以後，聽從豐都縣招來的知青說，在他們下鄉的地方，發生過一起農民和知青之間的殘忍械鬥：一個生產大隊數百個農民手持鋤頭、砍刀、扦擔（當地用於挑稻草麥草和柴禾，與一般扁擔的區別在於它兩頭削尖並包上鐵皮），追殺落戶在這個大隊的十來個知青，之後寡不敵眾的知青全部被打死了。當然，這件事的真實性我不敢保證，豐都知青並未告知出了這麼大的事件，當地的公社和縣革命委員會的反應和進行處理的情況。
那晚，我的遭遇卻和傳說中豐都知青的遭遇高度重合。
在門外的一片叫罵聲中，我腦子裏的第一個念頭是「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謹遵古訓避開他們的鋒芒好一些。不過躲在屋子裏肯定避不開，他們完全可能砸開門湧進來，甚至「上房揭瓦」居高臨下地展開攻擊，那樣的話，我就真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離開，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我穿好衣服走到門邊鎮靜了一下，趁着農民們吵鬧成一團亂麻的時候猛地拉開門。我的舉動遠遠超越了他們的預測水平和想像力——這種人多勢眾的情況下我孤身一人居然敢出來！房門突然洞開造成了他們思維梗阻，轟轟烈烈的「劇情」一下子斷了片，院子裏安靜下來，他們全都懵了，怔怔的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我抓住那短短几秒鐘的空白，一步躍出房門，衝出四合院的大門向野外奔去。
有人清醒過來，大聲喊，追！
幾十個人隨即衝出來，一邊跑一邊喊，抓住他！打死他！
狂奔了一陣，我回頭瞄一眼，手電筒和火把在後邊晃得殺氣騰騰的，他們窮追不捨。
我沒有任何照明用具，又不熟悉地形，這樣被追下去很有可能就跑不掉了。無比危急或者說生死攸關的時刻，武鬥時期練出的功夫救了我一命。我迅即躺倒就勢滾進路邊一條溝里，趴在溝底一動不動，呼吸的氣息和節奏都被我竭盡全力控制住。只聽見亢奮的叫喊聲和急促的腳步聲從我頭上掠過，他們雖然人多，手裏還拿着「武器」，很有氣勢但有勇無謀，我這一招他們絕對料想不到。
一群人跑遠了，我沒動，繼續在溝里匍匐，等待他們無功而返。果然，過了一陣子就聽見那些人三三兩兩地往回走，邊走邊爆粗口，媽那個×的，讓他狗日的跑脫了，不然抓住他，捶死他！
此起彼伏的罵聲、呼哧呼哧的喘息聲和雜亂無章的腳步聲漸漸遠去，完全消失了，剩下死一般的寂靜和無邊的黑暗。我從溝里爬出來，悄悄潛到我妹妹她們的住處。她們住的不是四合院，離生產隊農民主要集居的四合院比較遠，她們的住房左邊只有兩戶人家，也沒養狗；右邊是一大片分屬幾戶人家的自留地，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去。
那晚我並沒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是多麼危險，事後回想才有些後怕。荒山野嶺，漆黑如墨，我一個人赤手空拳面對幾十個人，他們手裏拿着鋤頭扁擔，是否有刀斧也未可知，如果被他們追上了，不但無法招架，而且呼天不應叫地不靈，若我被打殘甚至打死了，估計連個兇手都抓不到。慶幸我曾經經歷過武鬥的戰地培訓和真槍實彈的考驗，反應敏捷技戰術良好，否則，我的下場可能就是豐都知青講述那個寡不敵眾械鬥的蒼溪浙水公社版。
很多年後，我妹妹買了一些關於知識青年的紀實文學書籍，書里真實地記錄了遍佈全國各地的知青們悲慘的命運：男知青被捆綁、關押、毒打致死；女知青被侮辱、強姦，為了回城不得不屈從各級農村幹部和某些招工人員的利誘威逼……書中記述的事實讓母親心驚肉跳。
母親看過書後曾對我們說，簡直不知道你們當年在農村是這個樣子，要知道了，哪裏還敢讓你們去。其實當年就算家長們知道農村的實際情況，也絕對沒有人敢頂着不讓自己的子女下去？那些在各地農村和邊疆農場由於各種原因失去了年輕生命的知青們，他們的家長在後來漫長的歲月里，不知內心是怎樣的悲傷和創痛！
當年，毛澤東在他的最新指示里特意強調了「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各地農村也不得不遵照指示接納和安置如此眾多的中學生。
我們重慶知青下鄉的地方，大多是貧困山區，比如屬於武陵山區的酉陽秀山彭水等地和屬於大巴山區的廣元蒼溪閬中等地。知識青年的到來加重了農村的負擔：在土地沒有增加，糧食沒有增產，公糧沒有減免的情況下，接收知青的生產隊突然就多出來幾個非自然增長亦非親非故的人口，糧食從哪裏來？當然只能從農民的碗裏硬分出來。
那個年代，貧困的山區所產的糧食本來就不能滿足當地現有人口需要，第一次見到農村如此貧窮的現狀，讓自幼就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各種美化宣傳洗腦的我們也無比震驚。要說衣勉強蔽體食未必果腹極端貧窮的農民，對知識青年從天而降這回事毫無怨言，那才是天方夜譚。
城市裏的中學生跟下鄉所在地的人們原本沒有任何交集，無冤無仇，可是，被迫下鄉讓他們有一肚子莫名憤怒無處宣洩（至少我接觸到的重慶知青是這樣），剛剛下鄉的時候就有把怒火發泄到當地的意味，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到了當地人的對立面，對當地的農村人談不上尊重更談不上友好。知青的種種幼稚行為，讓當地民眾和領導層的負面情緒逐漸積累疊加發展，結果釀成了一個極大的悲劇。
我們下鄉不久，出了一起殺人案，參與者中有一個重慶23中的下鄉知青。後來聽許多知情人士說，參與了這起殺人案的幾個人中，23中的下鄉知青實際上情節最輕。殺人的緣由我不知道，只聽別人講了大概的過程：幾個知青把一個受害者按在床上用枕頭捂死了，其間，重慶23中的知青按住了受害人的一隻腳。案發後，幾個南充地區的本地知青（包括主犯）有一定的關係網，都通過各種關係逃脫了法律制裁。而蒼溪縣卻堅持，無論如何要殺一個「重慶知青」，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就這樣，這個剛剛離開家鄉離開父母的中學生被槍斃了。
重慶知青被槍斃後，有關部門從各個角度拍了不少死者的照片，印成佈告貼滿了蒼溪縣城的大街小巷，並且明令一個月之內不許覆蓋。可見當時的領導層用心之良苦決心之巨大。事後一個多月，我因事去蒼溪縣城，還看見滿城貼着法院宣判死刑的佈告和這個中學生被槍斃前後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經由我的眼睛變成了腦海里的烙印，幾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栩栩如生常常浮現：中學生被槍斃後，成跪姿撲倒在河壩的鵝卵石灘上，雙手反綁在背後，背上還插着木製的刑標，頭已經被打得血肉模糊，栽倒在一大灘血水和腦漿中。
那次，我久久地佇立在這幅照片前，渾身發冷，哀從中來，悲情如溪流一般在胸中流淌。我並不認識23中這位學生，以當時的知識存儲和認知能力，亦不太可能對一些問題作比較有深度的思考，只是有某種朦朦朧朧的感覺，他的悲劇讓我恍然覺得知識青年被自上而下地批量送到農村以後，就成了一個被放逐的群體，沒有尊嚴，沒有公正，而且，似乎也再沒有任何組織、機構或團體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保護。
……
幾十年過去了，回望我的1969，感慨良多。偏遠落後的大巴山區，民風質樸醇厚，作為個體的農民絕大多數對知青是非常厚道的。大批知青的到來事實上是從他們的嘴裏挖糧食，這對於長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的他們，是一個關乎生存的挑戰，他們有他們的無奈，不太可能在第一時間滿滿地送上春天般的溫暖。但是，在知青落戶塵埃落定以後，他們對這些被迫遠離家鄉遠離親人的半大孩子，充分釋放了他們的善良。他們教給知青們養活自己的基本生產勞動技巧；他們給予知青們許許多多生活上真誠的關懷。
知青們在這片民眾非常貧困的土地上，開始慢慢走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方式，慢慢在這種生活方式中，跟祖祖輩輩生活於這種生活方式中的質樸的人們建立了真摯的感情：如父母，如兄弟，如姐妹，如小芳。不少知青調回城市後把曾經下鄉的地方看成自己的第二故鄉；一些事業有成的人士，還出資幫助當年所在的生產隊發展經濟，資助貧困的孩子上學……
感恩也好，回饋也罷，應該說，所有這一切都只能歸屬於個體的情感和行為，與上山下鄉這場政治運動是沒有必然因果關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