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職官志》總結明朝的行政權歸屬，說：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天下事就由各部尚書負責處理。大學士當顧問，皇帝自己做決定。這時候的大學士很少能參與決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間，大學士因為有太子的老師的資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經在六部尚書的地位之上了，內閣權力也從此超過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嚴高用事，其地位已經赫然為真宰相。不過，內閣的擬票權，不得不決於內監的批紅權，於是，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裏。
不知不覺中，朝廷決策，官員進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許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紙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卷八講了一個宦官對這種權勢變化的親身體會。嘉靖年間接一位宦官說：「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復矣。昔日張先生（引者註：內閣大學士中的首輔張璁）進朝，我們多要打個躬。後至夏先生（首輔夏言），我們只平着眼看望。今嚴先生（首輔嚴嵩）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
這套體現在鞠躬拱手上的禮節變遷，實際上標出了明朝行政權力的變遷。名義上權力在皇帝手裏，但是皇帝不能幹、不肯干，這時候，在沒有合法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條件下，行政大權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顧問和隨從手裏了。這是潛在的規矩，卻是真正管用的規矩，不懂得這個規矩的人將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究竟是公開代理的宰相制度好，還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開代理好歹還有個公開推選宰相的過程，悄悄代理則全憑個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劉謹那種引導皇上玩鷹玩狗討皇上歡心的手段。
話扯遠了。簡單地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裏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同時也就取消了灰色權勢集團的肥缺索取權，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籤和當事人的手氣決定。這個抽籤制度建立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在這種盛讚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嚴重程度。
三
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考察了論資排輩的由來。論資排輩制度和抽籤制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功能的官員選擇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製度。這兩種制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得上你抽籤。有意思的是：在論資排輩制度的源頭，顧炎武看到了我們在抽籤制度的源頭看到的景象。
顧炎武說，如今談到論資排輩制度，都說起源於北魏的崔亮。讀讀崔亮的本傳，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據《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記載，崔亮當吏部尚書的時候，正趕上武官得勢，太后下令要選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作官。但是官位少，應選人太多，前任吏部尚書李韶按照老辦法提拔人，眾人都心懷怨恨。於是崔亮上奏，建議採用新辦法，不問賢愚，完全根據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於是久滯官場的人都稱讚崔亮能幹。
崔亮的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對舅舅的做法很不滿，就寫了封信規勸崔亮，大意是說：古往今來，選用官員一直由各級政府推薦，雖然不能盡善盡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現在朝廷選擇官員的方式有很多問題，選擇標準片面，途徑狹窄，淘汰不精，舅舅現在負責此事，應該改弦更張，怎麼反而搞起了論資排輩呢？這樣一來，天下之士誰還去修厲名行呢！
崔亮寫信回答說：你講的道理很深，我僥倖當了吏部尚書，經常考慮選賢任能，報答明主的恩情，這是我的本意。而論資排輩，實在有其緣故。今天已經被你責備了，千載之後，誰還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說，過去天下眾多的賢人共同選擇人才，你還說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選拔的任務專歸吏部尚書，以一人的鏡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這與以管窺天有什麼區別呢？如今在戰爭中立下功勳的人甚多，又有羽林軍人選，武夫得勢，卻不識字，更不會計算，只懂得舉着弓弩衝鋒，追隨蹤跡抓人。這樣的人怎麼能治理好天下？再說武人太多，而官員的名額太少，即使讓十人共一官，官職也不夠用，更何況每個人都希望得一個官職了，這怎麼能不引起怨恨呢！我與上邊當面爭執，說不宜使武人入選，請求賜給他們爵位，多發他們俸祿。但是上邊不接受。所以用了這個權宜之策，用年頭限制一下。這就是我的本意，但願將來的君子能夠明白我的心。
顧炎武評論說，北魏失去人才就是從崔亮開始的。不過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當時的形勢，羽林之變並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濫給的，崔亮用這個規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現在上邊沒有那些立下功勳的人壓着，下邊沒有鼓譟的叛黨逼着，究竟怕的是什麼，還用這論資排輩的辦法呢？
顧炎武說得很清楚，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的讓步。我們也從孫丕揚的故事中看到，顧炎武所說的「現在」——明朝末年，也同樣面對着權勢集團的壓力。抽籤等等也是不得已的。孫丕揚和崔亮這兩位吏部尚書相隔一千餘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自然也差不多。一個很明白的問題竟然用一千年也解決不了，真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四
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任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和抽籤，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託，或者叫走後門。
明朝小說《醒世恆言》卷三十六介紹了一種在吏部走後門當官的規矩，名字叫「飛過海」。明朝沿襲元朝制度，吏員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為考滿，考滿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選當官。但是有了資格並不一定能當上官，人多位置少，什麼時候能上崗是很難說的。於是就有人發明了一種搶先的辦法，這便是「飛過海」。
《醒世恆言》中說：「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做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麼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里，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
當然這也不能怨紹興人。紹興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總要謀一條出路。（明）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山陰、會稽、餘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連一半的人口也供養不起，於是聰明敏捷的人，就進京當了都辦，從要害部門到閒曹細局，到處都是這一帶的人。——全中國的大小衙門裏充滿了紹興人，原來是生存環境逼的。而從紹興人的角度看，「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託制」的運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