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劉治平成為鳴放先鋒，他受到當時蘇共批判斯大林獨裁思潮的影響，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加以改善，納入民主自由的價值。這裏有他對現實中缺乏民主的切身體驗，更是受到黨的激勵。讓我補充一句，蘇共開始去斯大林化的過程，固然給國際共運帶來了震撼，但那還是在體制內的調整，並非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何況黨正發出「百家爭鳴」的召喚呢？劉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學鮑誠光起草的文本：《一切為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在這篇文章結尾，兩位作者確信，他們的政治倡導，也是回應黨中央毛主席對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建設起來，只有這種政治制度才能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在我們這樣一個沒有對抗性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建立比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表示黨中央領導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設自由的社會主義大道上，人們久遠是你們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黨這一次回敬給他們的是右派帽子，劉治平更為不幸，他終於被推倒在他父親一邊，成為一個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難者。
如此，一個新的問題產生了：既不能做所謂剝削階級家庭的孝子賢孫，又做不成黨的兒女；如果怎麼做都不對的話，一個人如何與那個時代相處？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寫到過，這個問題本不應該向受害者提出。試想，對於納粹時代的猶太人，應該問的不是個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滅絕營；而是應該追問，為什麼會產生納粹主義，如何在大屠殺之前阻止其發生？
從個人命運來講，劉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確是一曲悲歌，說起來一波三折：一個人被剝奪了平等權利，亦無法追蹤父親的死亡真相，儘管他選擇匯入時代的主流，卻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壇；但是，從他留給難友王書瑤最後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樣屈辱的勞教環境裏，在被科學界權威和同行排斥與遺忘的十年間，無論是飢餓還是勞役的痛苦，都沒能中止他對科學問題的思考，沒有磨滅他的知識追求。他以頑強的堅持，表達了對命運的不服從。這令我震撼，也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開提出組建「勞動黨」的主張，結果，不僅被打成右派，還因「反革命」罪被判了無期徒刑。他的獄友嚴昌在回憶中寫道，1970年中國的第一顆衛星上天，管教幹部專門帶人去訓斥他道：「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後，徐璋本淡淡答道：「慚愧，慚愧！」
「慚愧」二字，在獄卒聽來，或許是階下囚的唾面自乾，是無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這兩個字裏讀到的，卻是中國科學家的悲劇里，一句充滿反諷意味的台詞，令人回味無窮。
時間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學報》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劉治平和徐璋本分別發表了自己的研究論文；
劉治平最後的科研記錄，停留在1957反右的劫難到來之前他的畢業論文《玻色-愛因斯坦凝結的雙氣體解釋》，在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57年第1期上發表。
這是分屬兩代的兩位物理學人留在科學星空最後的高光時刻。在他們隕落之後，人民公社、大躍進的鬧劇接踵而來，繼而是幾千萬中國人在大饑饉里喪生。當年的青年五右派之一何犖（原中科院物理所）說過一句話：「不是知識分子脫離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脫離知識分子」，這是他被痛批的言論之一，卻被歷史的慘痛所證實。知識精英是怎樣開始崩潰的，理性思考怎樣全面讓位於絕對權力的狂舞，而整個社會又怎樣在鞭撻下被馴服，回顧劉治平的故事和中科院反右的歷史圖景，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2025年10月23日再改
附錄：
一1957年中科院研究人員的確切統計
我的長篇文章《中科院反右消失的一頁——尋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劉治平》在「新新新默存」微信公眾號上發出以後，科學史研究學者熊衛民老師告訴我，有關1957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員，有如下確切的統計數字：
「科學院研究人員已從1952年底的1292人，發展到目前的5500多人。研究機構已從1952年底的31個，發展到目前的68個。」
——《中國科學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成就1958年1月2日中國科學院負責人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見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1957.第285-2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