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國科學院這個國家級的科學殿堂，一批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壇。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頁——尋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劉治平》近四萬字長文中，討論了這一歷史現象。
有讀者告訴我，文章太長不能吸引年輕人。為此，我寫了這篇相對短一些的文章，將劉治平的故事獨立出來；針對官方記錄里劉治平「為父報仇」這種唯成分論的偏見，我從第三節開始，補充了新的分析。從更大範圍來看，在鎮反運動中，很多青年大學生的家庭受到衝擊，有些人永遠失去了父母；然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成為共和國的新生代，最終以黨的兒女自居。這種階級出身與政治認同對立關係，恰恰顛覆了批判中對他們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釋了他們的悲劇命運。
附錄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寫長文時遍查網絡無覓處的重要記錄：一科技史研究學者熊衛民提供有關1957年中科院北京區人員統計的相關史料。二中科院物理所杜鈞福老師所寫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硯磐簡歷，1957年朱硯磐被劃右派後，忍辱負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盡。三作家、科技史研究學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國科學院京區單位右派名單》，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學系所和部門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類統計，還有中科院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統計。
附錄中這些珍貴史料，為進一步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新的線索，衷心感謝三位專家老師！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從中科院反右開始的追尋
一誰是劉治平
我寫那篇長文，前後幾個月，篇幅將近四萬字，為了搞清楚劉治平是誰，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學家中反右的一潭渾水。
在修改長稿和寫這篇短稿的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讀書」上聽書，這本書是蓋伊·薩傑（Guy Sajer）《被遺忘的士兵：一個德國士兵的蘇德戰爭回憶錄》（Le Soldat Oublie），一個年輕的德國小兵，在二戰的歷史上原本如同炮灰，無足輕重。但他從血肉橫飛的戰爭地獄中偶然地倖存了下來，並寫下了他三年裏的親身經歷。那些血腥、絕望和殘忍的畫面，在我的腦海里留下殘影，其中浮現出另一個時空，這裏沒有炮火硝煙，卻同樣殺聲雷鳴，無數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筆，做刀槍」，向自己的同胞衝刺過去。
關於反右，官方統計出來的右派是55萬人，加上他們的家人，還有數倍於這個數字之外的「中右」「右傾」「反社會主義分子」等同類人物，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這是一個殘酷的比喻，細想一下，並不恰當——作為右派一類的受害人沒有武器，完全談不上兩軍對壘。唯一的關聯在於，如同戰場上被遺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誰能記住那些永遠沉默下來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劉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學術圈裏，也要算一個小人物了。他的職稱級別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級研究實習員。劉治平的同學李淑嫻記得，他來自福建，1952年進入北大物理系時，是班上最年輕的一位。在兩份1958年的官方記錄里，他的年齡分別被標註為21歲、23歲。中國人有虛歲的算法，折中來算，我推測他可能出生於1936年。
儘管年輕，劉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嶄露頭角。大學三年級結束時，他在導師王竹溪（1911-1983）的指導下完成論文，發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學報》上。《物理學報》創刊於1933年，如今是中國唯一被SCI收錄的中文物理類綜合性學術期刊。王竹溪那時已經是中科院數學物理學化學部委員，1957年獲物理學諾獎的楊振寧是他在清華大學指導過的研究生。劉治平得名師指導，並在權威刊物上發表了論文，標誌着這位尚未畢業的大學生，已經站在了一流學者的起跑線上。
楊振寧在「物理學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致辭（圖片來自北京大學新聞網）
劉治平1956年夏畢業，進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開始了。1957年7-8月間，劉治平被定為物理所頭號右派（「第一個點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間由中央媒體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單位右派分子紛紛現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欄目里播報此文，對劉治平的點名批判，佔了整整一個段落。
劉治平從鳴放到反右期間的言論，被詳細輯錄在《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的第二冊中。他先在物理所內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與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為中科院北京區四千人大會連續四天所謂「辯論」會上的批判對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對106名右派分子處理的意見》一文中，21歲（文中標註）的劉治平名列前茅。在對右派的六類處理中，他得到的是最嚴重的一類處理——勞動教養，其中，又有開除公職和保留公職兩個級別，劉治平屬於後者。
有知情人告訴我，劉治平先是被發配到黑龍江興凱湖的農場，那裏本是勞改農場，1958年3月開始接收來自北京中央機關的右派，包括勞動教養人員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從二類到六類不同級別的處分）的人員。其中，中科院右派（二類處理，即監督勞動）多數在853農場。大概在1960年10月，因為中蘇交惡，倖存下來的勞教者被看作危險分子，遷回至天津境內的清河農場。這兩處農場，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轄之內。
相對於劉治平作為右派的高曝光度，關於他的死，我沒有查到任何官方記載。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說法：一說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說是吃了七個餃子而死——他原本因工傷住院，又發現被病毒感染，吃餃子引發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惡化。因他已癱瘓數月，農場的醫生也沒有搶救。
時值1967年過年，被劃為右派將近十年，劉治平葬身於清河農場的鹽鹼地，死時不過30出頭。
二喪鐘為誰而鳴？
中國1957年反右以後的十年，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在運動中被整死、自殺者不計其數。右派、勞教分子和就業人員的劉治平，沒有遺言，沒有遺物，死得無聲無息，這種情形並非罕見。我奇怪的是，劉治平並沒有被開除公職，但查不到1979年以後中科院為他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沒有物理所為他恢復名譽或開個追悼會的記錄。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學和清河農場個別難友提及，這一切就像從沒發生過一樣。這是怎麼回事？
當年，劉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時，牽連過一位遠在蘭州大學的研究生，他的同學顧雁。僅因為和劉治平的通信，顧雁被劃為右派，這改變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勞動考察，後與張春元等人共同創辦地下雜誌《星火》，被判處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蹤劉治平的故事，就是從這裏開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劉治平是誰？為什麼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結果發現，他是這麼年輕和優秀的科研人才，不僅如此，我還看到另一幅詭異的圖景，即科學院以區別對待的政策保護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國家有需要的資深科學家，卻將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壇上。他們成為自然科學家中右派的主體，代表了自然科學界反右鬥爭的戰果。
60多年過去，有媒體在報道中科院反右時，重在讚美當時科學院領導和高層的溝通，強調對自然科學家採取了區別對待的保護政策；可是，像劉治平這樣一批無辜受害的年輕科研人員，他們的生命代價被抹殺了。這種讚美，還催生了另一種更簡單化的論斷，仿佛科學院得到過一面盾牌，自然科學家可以自外於反右運動。
事實是，1957年反右，不僅在科學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應該成為科學共同體的科學家一次大分裂。當然，讀者還可以問，在從肅反延伸過來的反胡風運動中，有藝術家共同體嗎？有文化工作者共同體嗎？有知識分子共同體嗎？其實也是沒有的。但1957年反右運動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規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學家不可能倖免。反右所針對的言論領域是如此廣泛，從公開的鳴放意見到私人空間的個人交談，從大字報、辯論會到日記書信記錄等，我在那篇長文里有具體分析。從中可見，與基層鳴放中較少政治表達的情形不同，在國家級的科學殿堂，這些科學研究人員討論了很多政治話題，包括肅反、反胡風運動的錯誤，蘇聯對斯大林獨裁的批判等。他們呼籲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要求廣開言路，加強法制，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他們還探討了關於人事制度、幹部政策、黨員作風等許多問題……而反右開始後，這些言論全都成為罪證。
我也設想，劉治平，如果他不問政治，能不能躲過一劫？
我覺得，我們設想一位科學研究者要靠隱藏思想、莫談國事的態度來求生存，這又怎麼談得上忠於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學精神呢？還有，儘管你不想過問政治，但政治還是會來過問你，因為1949年以後的政治運動不斷，政治掃蕩着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沒有什麼人可以自外於政治。
劉治平在1952年進入北大，現在來看，只是一時的幸運；因為那時大學錄取還沒有實行嚴格的政審。但他父親在鎮反中被處死，早已開始牽連到他——還是一個中學生時，他曾因此被開除團籍；北大肅反期間，他又受到審查。當他被中科院當作右派典型拋出時，在《人民日報》的報道和後來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親的「罪行」和下場當作他本人思想反動的根源。可見，無論他怎麼努力，實際上逃不脫被劃入另類的宿命。
是不是將劉治平這類人物清除出去，科學界就得到了純潔忠誠的群體，受信任的科學家就能高枕無憂了？短期看來似乎如此，長遠來看，卻是無效的。1967年初，當劉治平在勞教農場的醫院裏奄奄一息時，「文革」浩劫已經到來，那些批判過他的人們，自己也陷入了滅頂之災。
從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這樣的教訓——文明的堤壩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擊穿它的底座。而此時，那些先就被碾壓的受難者，則成為更脆弱和易受傷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會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來當典型，其中之一徐芻，被劃右派後送勞動教養，在「文革」中喪生。中科院被劃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專業前途。那些被調出原單位，在勞教農場或其他地方監督勞動的右派，那些被驅遣回家自謀出路的人，他們個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傷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從其他人的回憶里可見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後回到科研或教學崗位，還有一些人，沒有在網上留下任何痕跡；即使他們倖存下來，顯然已流失在社會底層。只有被送興凱湖或清河農場的勞教人員和被監督勞動的右派，我在同樣流放到這兩個農場的倖存者如戴煌、巫寧坤、殷毅、楊崇道、馮志軒、從維熙、辛秋水、趙文韜、王書瑤等人的回憶錄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劉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於他們回憶中的記錄。
三摒棄親情與政治認同
前面我設想，如果劉治平不問政治，能否逃過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被歸之於「反動官僚」家庭所屬的階級，是需要清除的所謂「殘渣餘孽」者。然而這裏還隱藏着另一個問題，限於篇幅，我在那篇長文中沒有展開；要理解劉治平的冤案，卻是絕不能迴避的要點，那就是他的階級出身與政治認同。劉治平在現實中所發表的言論證明，他的思想基礎，與他父親沒有關係；這種思想的底色是20世紀50年代的紅色主旋律——共產主義，這個現象又意味着什麼？
從官方記錄中我們讀到，劉治平的父親在1951年的「鎮反」運動中被處極刑，在《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對106名右派分子處理意見》一文中，這一事件，被歸入劉治平「歷史上的主要問題」之一，但對這位父親，只有兩句說明：「曾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中統特務」，以下沒有列出他的任何具體罪行。我認為，如果劉父真的負有血債，這裏列出來，才能說明罪大惡極。但此處沒有列，那麼也很有可能，他僅僅是因為所任職務被處決。
福建鎮反運動中，對「反革命」處決比例較大，這在毛澤東轉發福建省公安廳關於鎮反情況報告的批語（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認的。而福建鎮反中有錯捕錯殺，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確定。高綿在《解放初期福建鎮壓反革命運動述評》一文中寫道：福建的鎮反運動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華東局的肯定，並獲得毛澤東的讚揚。毛澤東並將「發動最廣大群眾參加鎮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組下去巡視鎮反工作」，作為最值得重視和推行的福建經驗。這種「群眾專政」的方式，如今我們看有關暴力土改的訪談，可以得到相關認識。
高綿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鎮反的必要性和意義，但他畢竟也不能不承認，在轟轟烈烈的行動中，鎮反也出現了偏差：「部分幹部和群眾滋長了『左』的情緒，企圖單純以殺人解決問題。由於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處決了一些可殺可不殺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張冠李戴誤傷好人。」（《黨史研究與教學》1998年第1期，第50頁）。文中有一個統計數字，從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種反革命分子85293人，處決26129人。我根據這個數字來計算，處決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由於看不到這26129人的案情記錄，因而無從得知究竟哪些人屬於可捕可不捕、可殺可不殺者。如果這裏的誤捕誤殺全都由「偏差」二字來籠統概括，而實際上沒有進行過對每一個人的具體甄別，那麼我們也無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麼？涉及到多少條人命？又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偏差？應有的法律程序在哪裏？
再說劉治平，他父親被「鎮壓」（鎮反運動中對處決「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說法）時，他才十四五歲，尚未成年。少年喪父，自古以來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後的新時代，中國的很多家庭，對親人被「鎮壓」這般不幸，是存而不論的。因為那種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和雷厲風行的處決過程，已經震懾了所有人。被處決者的家庭或已分崩離析，孤立無援，或為保護子女，只能噤聲。而未成年子女勢單力薄，不會也不敢去核查事實。我們如果閱讀1951年的吳宓日記，可以看到與土改和鎮反相關的多條記載，其中有很多殘忍的暴力行為和家破人亡的慘劇，在校師生受到影響，以至於自殺和精神失常，都是他親眼所見。吳宓的繼任妻子鄒蘭芳兩位兄長被鎮壓後，她本人，繼而是吳宓不得不承擔起養育、接濟鄒蘭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負。當鄒蘭芳「泣謀葬兄」，吳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縯遇害時淚濕枕席，庶能免禍而全身云云。」（《吳宓日記》續編第一冊，1951年2月28日記）
像吳宓這樣飽經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畢竟也不敢公開表達。而年輕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創，由於追求進步，或為了爭取個人前途，絕大多數人，除了擁護新社會，並無其他道路可走。吳宓從學生代表發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學生，兄被槍決，父服毒自盡，「而杜生怡然學習，毫不動心改容，認為父兄咎有應得，足征進步云云」，吳宓日記中按語：「杜生之真意如何，吾儕實未知。」但在公開場合，確實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家庭的子女，無論情願或不情願，都必須表態與父母的罪惡切割。爾後，在強大的政治攻勢和黨的教育下，產生了這樣的共和國新生代，他們背棄家庭，與父母劃清界限，最終以黨的兒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劉治平怎樣度過了父親之死的心理關卡，可以看到的是，他憑自己優異的學習成績，自尊自強地存活下來。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團，將自己融入剝奪他父親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顯示出共產革命中常能見到的「大義滅親」之舉。
然而，在官方文件里，我們看到的是，他要求進步的政治選擇被徹底抹殺，他的喪父之痛被強化為「政治污點」，那種無法選擇也無法改變的父子關係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這樣的老謀深算者：「劉於1950年隱瞞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團，1951年在三反運動中，因堅持反動立場、圖謀報殺父之仇，被開除團籍。」所謂「堅持反動立場」，有可能他講過同情父親的話，但若他真的認定父親被冤殺，若他真有為父報仇的志向，又何須入團，追求政治進步？如果他與父親的血緣親情高於他對政治立場的選擇，他又怎會在1957年6月向黨寫出那樣掏心掏肺的詩篇？詩中自稱是黨的「青年兒子」，他要把一顆心「獻給您——黨」/「因為這顆心裏面，/含的是沸騰的愛，還有赤紅的鮮血」。
我還可以舉出另一個例子，以此說明這種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時代意義。1958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楊沫本人和她筆下的女主角林道靜，都是出身於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可是她們克服了種種思想感情的弱點，終於走上了革命道路。這種反宿命論的書寫，彰顯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義上顛覆了唯成分論，鼓舞了無數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學生。在《青春之歌》裏，階級順序是按照革命的邏輯固化的，工農階級處於光明和優越的地位，剝削階級則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潰敗。那麼像林道靜這樣在一個階級混血的家庭里長大的小知識分子，其實也像所有被毛澤東論之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知識分子一樣，何去何從呢？
《青春之歌》把這種階級排序浪漫化，賦予工農階級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於舊官僚家庭的林道靜，通過和這些理想人物結緣而達成自己的政治認同，從而與革命環環相扣，以身相許。我認為，這一主題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歡迎的一個原因；它滿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想像。革命的天生驕子，工農子弟可以在小說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鏡像，而被劃入另冊的年輕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啊。否則，《青春之歌》怎麼能達到這麼高的發行量？短短半年時間，它發行了39萬冊，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發行121萬冊。
同理，當劉治平聽到黨的鳴放號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運動開展起來，他勢必敞開心胸，毫無戒惕地傳遞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開始以後，他還試圖為同道鮑誠光辯護。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調所在，在新中國的頌歌聲中，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不可能將個人前途寄托在已化為枯骨的父親那裏。正因為如此單純和真誠，他也不可能料想到，這場最高領袖發動起來的鳴放將是一場「陽謀」，是引蛇出洞。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在這裏得到解釋，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聞聯播里，《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右派分子紛紛現形》涉及劉治平那一段，是這樣結尾的：「這幾天來在多次會上受到群眾批判後，他表示願意坦白交代，並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除了交代，還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壓態勢下，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還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緊密地向黨靠攏，並且毫無保留。他所交出的與北大好友反右期間的通信，不久到了蘭州大學；於是蘭大的右派名單里，增加了顧雁的名字。
而以親友間書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產革命的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它必須在現實中貫徹「大義滅親」的情感邏輯。所謂「義」，即至高無上的階級性、黨性；在這些觀念操縱下，親可滅，任何人倫關係也可以滅，萬般皆下品，萬物皆可滅。
四抵抗命運
不過，劉治平的故事沒有到此結束。看起來，他對自己的命運幾乎是無法選擇的：黨的階級路線已經預先設定了他之為異類的屬性。可是，在這種不公正的處境裏，我看到了前所陳述的第一個挑戰，這是對自我的挑戰。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黨的懷抱和家庭之間，選擇了背叛家庭。劉治平所謂「隱瞞」出身，「混入」共青團，原本是一場自我革命；這與《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與作家楊沫沒什麼兩樣。他要證明，自己將成為「反動官僚」家庭的逆子，一個共產主義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