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跑着衝出辦公大樓時，李念還沒完全反應過來，自己剛剛在領導辦公室正式提出了辭去部門負責人職務的請求。
直到跑得夠遠，跑到上午因心悸而不得不坐下休息過的長椅邊，她才真切意識到——「終於為自己活了一次」。
李念今年40歲，在西南某城市的一個公家單位工作近15年。當時，她憑藉筆試第一的成績考入，一步步升至處級。對於一個出身普通工薪家庭、從小縣城考出來的人來說，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就。
李念的母親對最穩定的工作有着一種執念，而這也傳導給了李念。
可真正進入職場後，她發現工作遵循着截然不同的邏輯。升職帶來的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更沉重的責任、更脫離實在感的工作內容，還有拒絕不了的人情世故和躲不過的暗中較量。那些接踵而來的消耗，讓她感到筋疲力盡。
這不是李念一個人的感受。
「80後」，作為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的起點與軌跡曾經無比清晰，也被寄予厚望。生活的答案似乎天生存在，不需要多餘的追問。
面對壓力，他們更傾向於把擔子默默扛下來，再苦再累也先把事情做完。這種順從與擔當，讓他們一度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也讓他們在漫長的消耗中更容易被掏空。
當「00後整頓職場」「95後拒絕升職」成為熱門話題時，看上去更穩妥，且在職場上有所成就的「80後」們，也清晰地照見了自己的處境：他們很少輕易轉身說「不」，卻也越來越難說服自己繼續忍受。
當他們決定去賭一把，說出「我不想幹了」的時候，生活的答案仍不確定，但又好像沒這麼沉重。
接踵而來的消耗，讓職場人感到筋疲力盡/圖源：《歡樂頌5》劇照
累了
處長這一職位帶給李念的，是「非常深刻，且非常具體的痛苦」。
手機必須放在手邊，24小時待命。李念回憶道，哪怕凌晨兩點接到電話，也要立刻起床開始工作，「因為領導馬上就要」。哪怕要求「非常不合理」，也得馬上執行。說一句不同意見，便會被點名批評，從小會說到大會。
李念說，她曾經為了解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花了數月的時間去制定一個辦法。漫長的鏖戰倒也能忍受，痛苦之處是全過程的心理矛盾。
她明知道這個辦法要生效，必須得首先解決很多其他一系列問題，「先把之前那些『跑得太快，繩子沒拴穩』的歷史問題處理掉」，但是那些問題都沒人理會。於是，她和同事們都是在明知做出來毫無用處的心理牴觸之下，硬着頭皮去做這件事。
於是，一切變成了一場消耗。「溝通的成本、人力的成本、部門博弈的成本都在增加，可你拿不出任何成果。」李念說，「一般像這種情況，要麼不了了之，要麼就得想點非常規的手段。」
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天從早上8點忙到深夜12點，調度經濟指標的頻率從每周變成每天，再到「一天無數次」。上班路上，她時常會看着街頭的清潔工發愣：「他們至少能把一片路面掃乾淨，而我手裏，除了『嚇人的數據』，什麼可見的成效都沒有。」
從早上忙到深夜，卻拿不出任何成果，一切變成了一場消耗/顧薌·AI製圖
升到一定職級後，李念開始直面更高位階的領導。對方「推己及人」，將提拔視為「給予的莫大的榮耀」，並「預設每個人都渴望往上爬」。
但李念已經累了。
幾年前，抑鬱與焦慮徹底壓垮了李念。確診、失眠、輕生念頭……李念回憶，深夜睡不着覺得活不下時，她會想到自己年齡還不大的孩子，她琢磨不明白自己為何會陷入如此境地。
李念說，早在疫情前，她就開始思考辭掉處長一職，但真正的轉折只發生在一瞬間，是聽到丈夫說「痛苦已經來了，你為什麼還要忍受呢」的那一刻。當時，她正坐在路邊的長椅上，因為無法呼吸而停下休息。
李念回憶，小時候，自己害怕被困在小縣城裏，害怕沒有機會離開家，害怕未知的未來。懷揣着這份惴惴不安的「恐懼」，她一路向前。多年的求學、體面的工作、接二連三的成績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把她牽到今天。可她沒想到，最終換來的卻是對自己的質問——「我並沒有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那一瞬間的決絕，把李念逼到了領導辦公室門前。她輕聲叩門，收起情緒，先說「有件事一直想當面匯報」，再一點點切入；斟酌着每一個詞，表達自己並不是抱怨，只是不想拖累整體的工作。當時的李念不知道會得到什麼樣的回應，但口中的話停不下來。
李念說，她沒想過領導竟然理解她，這也許是多年認真工作帶來的意外之喜。如今，她被安排到一個「邊緣部門」，辦公地搬到了有些潮濕的新樓層。
偶爾遇到熟悉的年輕同事，有人會裝作沒看見，也有人揣度領導心思，在她面前故意耍些小動作。李念只覺得好笑——「就像小學生一樣」。
新辦公室沒什麼「人氣兒」，但不再「被看見」，也意味着不必再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崗位清閒，李念開始有時間讀書、寫作，陪伴家人。
但她沒有告訴母親自己離開了管理崗位。
不上進
陳晴今年44歲，大學畢業後就來到了東部沿海城市某基層單位工作。她從未想過要往上爬，年輕時總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被提拔為科長，是領導看重她的「踏實與責任心」——即便在被提拔前，她已經委婉推辭過一次。
上任後沒幾年，她就向領導提過辭去職務，得到的回應始終是：「暫時沒有合適人選。」陳晴說，她理解基層人手的短缺，只能硬着頭皮扛下去。只是沒想到這一扛，就是近十年。
可當了科長之後，她的工作開始被「非本職工作」佔據。陳晴說，那時候的她一直是「活人微死」。
最大的壓力，來自頻繁的大型活動。每到這種時候，她要進社區，晚上和村社幹部們擠在同一個大廳里，行軍床一排排擺開，蚊香點着也擋不住蚊蟲叮咬。
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熬夜值守，吃的是千篇一律的盒飯，洗澡只能趁下班匆匆回趟家。即便難得放一天假，也被規定必須待在離單位30分鐘車程內。
陳晴記得，有一次，她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凌晨兩三點才下班，開車回家時遭遇事故。陳晴說，雖然人僅受了輕傷，但留下了心理陰影，很久不能正常開車。她至今都想不通：「這樣究竟有什麼意義？」
但她又會反覆自我修正——或許「上級有上級的考量，或許自己站得太低，看不見全局」。自我懷疑與自我說服，成了另一種消耗。
這些年，她不斷主動把自己往「邊緣」位置放，但實際工作一件也沒少擔。直到近幾年基層人手逐漸充裕，她才終於得以脫身，轉為辦事員。
經驗豐富的她，時常還會為新科長指點一二。年輕同事看不懂她為什麼這麼「佛系」，可她心裏再清楚不過：稍微對晉升展露渴望，就很容易「被領導拿捏」。陳晴說，身邊不少同齡人，40多歲了還在苦苦追逐一個職位，被「反覆畫餅」，她寧願做個「不上進」的人。
如今，她在做自己喜歡的事，過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陳晴看來，如果別人的「優秀」只能靠她的「不上進」來襯托，她也樂在其中。
另一種活法
能辭去中層職務，卻依舊留在原單位工作，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田怡，則選擇乾脆地抽身離開。
田怡今年41歲，在雲南的一家大企業做人資經理，已經幹了十多年。離職前的那段時間，她兩次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鬱與焦慮。最嚴重的一次，她在公司長廊里走着，卻忽然分不清身在哪裏——那是一次短暫的解離。
田怡表示，讓她走到這一步的，有加班的勞累，但更多的是改革帶來的暗流洶湧。
2018年起，原本各自獨立的六家公司，被整合進同一個集團。集團要建立統一的人事制度，從薪酬、績效到考勤，事事都要重新梳理。田怡作為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夾在上下之間：上有集團董事長催着要結果，下有六家分公司各懷立場，頻頻抗拒。
田怡說，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考勤制度，都能引來無休止的反對；績效工資的比例調整，本是為了激勵，卻被分公司領導當作「失去了懲罰下屬的手段」，而被不停地「雞蛋里挑骨頭」。
她記得最典型的場景，是在集團匯報會上，分公司領導臉上的「微表情」，點評時「刻意的語氣」，都讓自己如芒在背。有時候，這些領導還會揪着一些「當下大家都知道無法解決的歷史性問題」不放，指責她工作能力不夠。
更讓田怡無所適從的，是那些「話裏有話」的暗示——有時明明是個簡單的議題，卻被刻意埋坑，話鋒一轉就成了她的責任。在田怡看來，她從不是那種「擅長職場遊戲」的人，她只想把事情做好。反而是手下的一些老員工，常常在會後提醒她多琢磨琢磨。
久而久之，她感覺自己的精神開始「割裂」，直到她意識到自己必須要停下來了。
職場「遊戲」令人喘不過氣/顧薌·AI製圖
但離開並不順利。「我其實從2023年8月份就提出辭職了，」田怡苦笑着說，「但可能是因為沒人幹活了，就得抓着一個人干，就這樣一直拖到11月後才讓我走。離職前，還得把公司的薪酬制度、績效制度全部做完，交接好，才算真正離開。」
田怡說，最初來到這家企業時，她就帶着牴觸。大學時，她順着父母的要求留在雲南的高校；畢業後，她選擇去上海打拼，拒絕過父母安排的煙廠和銀行崗位。那是她為數不多的「叛逆」。但父親身體漸漸不好，母親又再三勸說，她最終還是回到昆明。
在昆明的日子裏，父母年紀大了，她曾慢慢接受過那種極其簡單的未來想像：一份穩定的工作，每月按時領薪，有個家，就是所謂的好生活。
「我從小到大被他們規訓慣了，所以事情都可以妥協。」田怡說，「但我不是沒有底線，比如你要讓我隨便找個人去結婚，我不願意。」
田怡回憶，在這麼多年的人生經歷中，她其實很少想過生活還能有別的活法，「身邊一起長大的朋友同學，不是進銀行、進高校，就是進大企業或國企」。生活似乎就是那樣，連抱怨都帶着一種溫吞感。她也聽過身邊人念叨「想辭職」，卻總能在一句「再忍忍吧」後各自散去。
直到走到這一步，田怡不得不去面對這一切。
辭職之後，田怡一邊治療抑鬱症，一邊嘗試做手工。「其實決定做這件事，是很偶然的。」她回憶說，「有一次我在串一個項鍊，等我串完我才發現天都已經黑掉了，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時間就這樣就過去。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專注地干一件事情。」
到今天，田怡說她仍然要吃藥，偶爾也會陷入無力，但這一次，她願意承認，這也是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