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聯結束回到學校，學校里已經停課鬧革命了，後來又複課鬧革命，反正停也好、復也罷，一直都在鬧，課是上不下去了，就這樣一直鬧到1968年底，老三屆該畢業了。先是66屆，再是我們67屆和68屆，積壓了三年的中學畢業生一批一批地被打發到工廠、農場、建設兵團、街道生產組去了，還有更多這些地方容納不下的人就被安排到農村去插隊落戶。
當時極少有人自覺自愿到農村去插隊，但我是這極少數中的一個。倒不是我的思想比別人好，而是因為我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儘管我並不理解這三年來所發生的一切，但我還是相信毛澤東所說的知識青年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下鄉插隊可以讓妹妹和弟弟畢業後留在了上海，後來果然如願以償。所以如果以家庭為單位計算，我一個人去插隊還是合算的。
到安徽宿縣大店公社插隊以後我觀察農村、了解農民，學習農活、模仿農民的生活。為了和農民打成一片，我買了一匹老鄉織的老粗布，做了一身土布衣服。我學習當地的方言，沒過幾年就能說一口可以亂真的淮北話，和農民在一起的時候也和他們一樣滿口的俚語和粗話。然而幾年下來我深深地感到現實的農村、農民、農業和我在報紙上看到的、在課堂上聽到的、在書本上見到的並不一樣，於是我陷入了從未有過的困惑。為了擺脫文革的迷茫和現實的困惑，我開始認真地去讀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希望從中能夠找到答案。我模仿列寧的《哲學筆記》大段大段地抄錄原文，並在旁邊寫下自己的體會和想法，這樣的筆記我總共記了兩本。從這些筆記的旁批中可以看出，在農村的幾年我的思想已經從堅信漸漸地轉變為懷疑了。
1971年在沒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突然發生了「9？13」事件，已經被中共九大確立為副統帥和接班人的林彪居然叛逃了。聽到這個消息，如同五雷轟頂，以前建立起來的神聖光環全部化為了泡影，曾經以為是堅定不移的理想信仰頃刻之間煙消雲散、灰飛煙滅。我終於明白了，我們以前一直痴迷的紅太陽上面原來是有許許多多黑子的，平時之所以看不見黑子是因為它們被太陽的光輝掩蓋了。當黑子集中爆發的時候會引起強磁暴，它會把我們的生活攪得一團糟，而當太陽被月亮擋住的時候天空又會漆黑一片，就像夜晚一樣什麼都看不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政治上的日全食，而在此之前強磁暴是經常不斷的。想通了這個道理，我頓時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從此以後我學會了獨立思考，遇到如何事情我都一定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再也不輕信盲從任何自命不凡的偉人了。
後來有人把我們這一代人稱做是「信仰崩潰的一代」，其實崩潰的只是別人灌輸給我們的那一套並不正確的信仰，而在清除了舊信仰的同時我們又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屬於自己的信仰。其實馬克思早就把「懷疑一切」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懷疑一切」是指不要迷信一切權威。在鄉下插隊的時候我還只是懷疑舊信仰，新的信仰還不是十分清晰。文革結束後我考上了大學，看到了馬列經典以外的許許多多新的著作，眼界大開，我又明白了，原來解放後那麼多年我們竟然一直拜倒在馬列的腳下再也沒有向前進過。
前幾年一位大學的同學送我一對印章，印文是「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典出於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寫的墓碑。不管人們對王國維先生的評價如何，「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永遠是不錯的，所以我十分鐘愛這對印章。
上書
林彪之死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震驚，喧囂的社會漸漸沉寂下來，人們在默默地反思：這些年來我們究竟幹了些什麼？一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思潮悄悄地在社會上蔓延，於是1973年下半年從上到下掀起了一場把林彪和孔子聯繫在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當時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大塊文章，有批判林彪的，有批判孔子的，有批判周公的，有批判儒家頌揚法家的，還有把一部中國史說成是儒法鬥爭史的。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文化就成了革命的對象。自古以來人們都一致譴責秦始皇焚書坑儒，而文化大革命卻比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書是焚不完的，儒也坑不絕，但是在那個年代的確是很難看到書了，圖書館都關門了，新華書店裏除了毛澤東著作就是大批判資料，自然科學的書因為和反動學術權威扯在一起，幾乎沒有了，文學藝術的書更是認為毒草叢生而被拔得乾乾淨淨。上高中的時候我是一名偏科的學生，數理化的成績特別好，每次考試都是120分，因為附加題我都做得出來，可是語文成績卻很差，每學期做八次作文，偶爾有一次4分，其餘的都是3分－－剛剛及格而已。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數理化是一點用也沒有了，而小說又找不到，於是我就只能從親戚那裏找一些哲學、邏輯、歷史之類的書來讀，我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就是這樣奠定的。從1966年以來已經八年了，八年裏我們只能看到八部樣板戲，精神世界本來就極端空虛，現在一下子冒出來那麼多講歷史的文章，我就拿來一篇篇地閱讀，聊補無米之炊。
有一天在《紅旗》雜誌上看到一篇《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的文章，看完以後總覺得對這一段歷史不應該是這樣評價的，於是就心血來潮地寫了一篇與其商榷的文章《也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及其它》。我這個作文從來只得3分的人第一次出手居然寫的就是史學論文，難道這是我後來走上研究歷史之路的先兆？
《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的作者是羅思鼎。羅思鼎是當時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筆名，可是我在安徽鄉下插隊，孤陋寡聞又不知道。把批駁羅思鼎的文章修改兩遍後就興沖沖地投寄給了上海的《文匯報》。
當時的《文匯報》已經成了四人幫的喉舌，我把稿件寄給它等於是自投羅網，發表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還被反饋到了公社，公社領導找我去談話，我就如實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大概他們看我並不屬於團伙犯罪，也沒有什麼反革命企圖，只不過是書呆子氣太足，也就沒有難為我。只是從此以後我總覺得別人看到我的時候投來的目光有點異樣。偶爾聽到傳言，說我們公社出了一個小右派云云，我想這應該就是指我。那時我到農村種田已經六年了，招工招生（推薦工農兵大學生）都沒有我的份，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我又不想去當，反正已經掉在社會最底層了，又不想鹹魚翻身，所以我絲毫不為所動，倒也心情坦然。
還好這樣的日子並不長，1976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唐山發生大地震，而更大的震動莫過於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全國人民欣喜若狂。這時我已經知道羅思鼎是何許人了，消息傳來，我一下子如釋重負，心想應該到公社去要求平反，可是人家又沒有給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只不過是打入另冊、另眼看你罷了，我又不能拉一頂右派的帽子給自己戴上，平反又從何談起呢？不過這時再看別人投來的眼光已經完全不一樣了，自己也覺得腰杆子一下子挺直了許多，一種翻身的感覺從心底油然而生。第二年，縣裏專管知青事務的五七辦公室居然調我去臨時幫忙，我想一定是這篇文章在起作用了。在縣裏度過了一段臨時秘書的生活，突然傳來中央決定恢復高考的消息，於是我就辭去工作開始複習功課準備參加考試了。
趕考
1977年8月中央關於恢復高考的會議足足開了45天才結束，10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就今年高等學校招生問題教育部負責人答記者問》的報道，正式宣佈恢復高考，考試的時間定在12月份舉行。期間複習備考的時間只有兩個月。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文化的命都革掉了，一下子恢復高考，連教科書也找不到。文革期間中學倒還繼續在辦，可是那些教材就象是大批判資料，實在沒有什麼用處，更不要說什麼參考書、習題集、AB卷了，於是我就只能翻箱倒櫃找出一切有關的書來看，再回上海找當中學老師的親戚臨時惡補，除此之外就實在沒有什麼辦法了。
十年了，沒有碰過一本教科書，要複習的內容那麼多，時間又那麼緊，所以只能是把以前學過的東西拿來再看兩遍而已，連做習題的時間也沒有。這時我突然發現當年在學校里學過的知識居然還沒有完全淡忘，一複習就全記起來了，後來考試的時候大多數題目都做出來了，數學考試成績肯定在80分以上。應該感謝中學的老師為我打下的基礎，也證明我在中學裏並沒有死讀書、讀死書，而是練就了一身紮實的基本功。數理化我不怕，我的軟肋是語文。於是我就按寫景、寫事、寫人、抒情、議論等不同的要求擬了幾個題目，做了幾篇作文記熟，既是練習，又可以供不時之需，所以考語文寫作文的時候也很順利。當年考場裏坐在我鄰桌的是我們公社的一位本地知青，考完試走出考場後他問我：「你怎麼從頭到尾一直在寫？」這時我才想起來，他老早就在那裏抓耳撓腮咬筆桿子了。
讀大學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可是這個願望已經熄滅了十年，當死灰復燃的時候我已經30歲了。按照我的興趣與特長，如果不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誤，肯定要考理工科的，可是現在填報志願，理工科都有年齡的限制，30歲的大齡學生雖然可以參加高考，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要有特長。我有什麼特長呢？我實在一無所長。記得粉碎四人幫以後公社知青辦主任大概想要起用我來干點事情，也問過我有什麼特長，我歪着頭想了想回答他一個字：「想」，把他笑得彎了腰：「『想』算什麼特長呢？」可是我是認真的，因為我真的說不出自己有什麼其他的特長，但是這十年來我的思想始終沒有停止過，我一直在思考、在探索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且越是難的問題我越來勁。我的座右銘就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從小喜歡看科學幻想小說，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每本我都看過，而最愛看的是《科學家談21世紀》，所以我的腦子裏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幻想。長大以後又有許多奇思妙想、胡思亂想、開天異想、聯想與狂想，總之我相信自己的腦子比別人靈。直到現在我還是思如泉湧，眼睛一睜腦子就在動，眼睛一閉馬上就睡着。現在考大學報志願要有特長，「想」當然是不行的，我突然想起前兩年寫的那篇批判羅思鼎的文章，雖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再次投給《歷史研究》人家仍然沒有用，但是現在卻可以拿出來派派用場了。於是我就以此為證說自己在歷史方面有特長，就報考了歷史系。結果果然考取了華東師大歷史系，從此我就走上了研究歷史的不歸路。我們歷史系77級一共有93位同學，畢業後許多人都改行了，在大學和中學裏教歷史的最多只有10個人。所以老同學聚會時那些早就跳槽的同學常常和我開玩笑說：「你還掉在屎（史）坑裏沒跳出來啊？」我就和他們打哈哈說：「是啊，我這一輩子就吊死在歷史這棵樹上了。」
1977年全國參加高考的有570萬人，錄取了27萬本專科生，錄取率還不到5%，和今天的錄取率高達60%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我們公社參加高考的大約有幾十人，總共只考上了兩個，一個是我，另一個女生也是上海知青，考上了安徽師範大學阜陽分校（現在的阜陽師範學院）美術系，畢業後她成了我的夫人，也算是插隊九年的一段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