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菜
我們插隊的淮北地多人少，我們剛到隊裏，生產隊就分給我們每人半畝自留地，兩個人有八分田和兩分菜園。因為是春天給的地，田裏就只能種高粱了，那麼菜園裏種什麼呢？我們一點經驗也沒有。俗話說「傻子過年看隔壁，別人咋過我咋過」，看着農民種什麼菜、怎麼種菜，我們也依樣畫葫蘆地種。我們向農民要些菜種，到集市上買些菜秧，居然也把菜園種滿了。
淮北農村比江南農村要窮得多，生活也要簡單得多，就說這蔬菜吧，主要也就是蘿蔔和大白菜兩樣，連我們平時常吃的青菜都沒有，更不要說別的花式菜了。農民家家戶戶都要種一大片辣椒，到秋後摘下來曬乾，串起來掛在屋檐下，這一串紅辣椒是他們常年要食用的，可是這不合我們的口味，而我們喜歡吃的圓圓的菜椒當地根本就沒有。我想，如果把上海的蔬菜帶到淮北來種，不是可以改變這裏的生活方式嗎？
我的外公住在太倉，回上海過年時我去看望外公，就從太倉買了各種各樣的菜種帶回隊裏，第二年種在自己的菜園裏，把菜園種得琳琅滿目，引得農民都跑來看新鮮。
我不種當地的尖辣椒，改種上海的圓菜椒。菜椒和辣椒長的樣子差不多，只是植株更粗壯，葉片顏色更深，可是等到第一批菜椒結出來以後它就停止生長，也不再結辣椒了，不象當地農民種的辣椒那樣長得很高大，還上上下下掛滿了辣椒。農民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缺肥的緣故，我想有道理，於是就學着農民的樣子也用高粱杆圍了一個茅廁，以便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從上海帶來了萵苣和蠶豆，這些蔬菜在當地都沒有的，可是發現萵苣一長大以後就缺棵了，一問老鄉，原來是給小孩子偷去當水果吃了。還有番茄也老是掛不住果。番茄當地倒是有的，但是青番茄長成後老是不肯紅，等呀等呀，還沒等到番茄紅呢，就給小孩子偷摘去吃了。在農民們看來，偷這種好吃的東西不算偷，再說小孩子也都是同姓本家的，又不是外來的小偷，種了而不能保證收成，這就是他們不種這些可以生吃的蔬菜的原因。於是我們就只能在青番茄長成個以後就摘下來，結果那一年吃的番茄都是青澀的。自己種菜自己吃，也是別有一番樂趣。種菜吃與買菜吃不一樣，我們平時炒菜都喜歡用兩樣搭配在一起燒，比如毛豆子炒鹹菜、番茄冬瓜湯等等，可是自己種，那些菜卻不是一起成熟的，有毛豆的時候鹹菜還沒醃，有番茄的時候冬瓜還沒長成，所以這些菜都只能單獨燒來吃。說到種冬瓜，那是我們種得最成功的蔬菜了。我在菜園周圍搭了一個籬笆，在籬笆每邊栽兩棵冬瓜秧，讓它搭在籬笆上長，平時根本都不要管。等到小冬瓜長成個了，就摘下來，一隻冬瓜可以吃幾天。八棵冬瓜此起彼伏，那年從夏天到秋天我們幾乎天天吃冬瓜，炒菜也是冬瓜、燒湯也是冬瓜，連擀麵條都切點冬瓜片下在麵湯里，因為冬瓜切開後容易爛，所以只能拼命吃。到冬天我還留了兩個老冬瓜切碎了放在醃的醬豆子裏。也許因為那一年冬瓜吃得太多了，所以現在看見冬瓜就興趣索然了。
住在生產隊裏的時候我年年都種菜，我覺得種菜比種花有意思得多，種花只能看，而種菜還能吃。在鄉下時我總是幻想着將來回到城裏如果有一片園子，我一定種菜而不種花，等回到城裏後我住在二樓，種不成菜了，可是我還常常夢見自己回到鄉下去種菜了，還每每在夢中為耽誤季節而犯愁。也許種菜已經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成為一段揮之不去的情結。
植棉
我們剛到農村的時候，淮北的農業生產技術還很落後，就說種棉花吧，他們是前面用牛拉犁穿一條溝，跟在後面的人就往溝里稀稀落落地丟棉種，第三個人用腳把泥土蓋上就算完事了。等到棉苗出土以後去勻一次苗，長大一點耪地鋤草的時候再間掉一些，棉花長得稀稀拉拉的，既不打杈掐頭，也不施肥噴藥，棉株長得只比膝蓋高一點，一年畝產只有二三十斤。
雖然我從來沒有種過田，但是也看得出來這樣種法實在是太粗放了。正好那一年公社農技站要培訓農民植棉技術，生產隊長說我們知青有文化，就派我去了。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並不喜歡生物學，我的強項是數理化，但是文革以後所有的自然科學都被冷落了，那些年裏我們一直在胡鬧，革文化的命，寫一些自以為是的大批判文章，現在能有機會學學植物、配配農藥，也很不錯。要知道在那個年頭，生產隊裏除了老牛拉犁以外就沒有什麼像樣的農業機械了，就象趙本山的手電筒是唯一的家用電器一樣，手壓式噴霧器也算是生產隊裏唯一的農用機械了，所以每當我們背着噴霧器在田裏打農藥的時候，農民們都會投來羨慕的眼光，我們心裏也感到特別自豪。
通過學習我才知道原來種棉花也有那麼多的學問，我還讓家裏買了一些關於種棉花的書寄來。這倒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知識青年種田與老農種田的不同。第二年生產隊讓我和幾位村裏的年輕人組成一個植棉專業組，專門負責管理棉花。我們根據書上的要求進行合理密植，按時進行整枝打杈、噴灑農藥、掐頭去尖，當年棉花的長勢就超過了往年。到秋天摘棉花的時候是全隊人一起去的，看着齊胸高的棉花，大家都說從來也沒見過棉花長得那麼好，當年畝產就達到了七八十斤。第二年我從隊裏買了幾斤棉花，彈了一條棉被，蓋在身上特別暖和，倒不是因為棉花是自己種的，而是因為以前在上海買的棉被都是用次級的棉花彈的，高級的棉花都拿去紡紗織布了，而我們是拿最好的棉花彈的棉被，質量當然就好了。
後來公社把我們幾十個知青集中起來辦了一個知青農場，我還是負責種棉花。知青農場的條件比生產隊好，自己有拖拉機耕田，化肥也比生產隊更充足，所以我們種的棉花長得比人還高，象青紗帳一樣，在田裏打藥時都見不到人，可是等到結了棉桃以後卻接二連三地掉，那是因為瘋長了，結果每畝只收了一百多斤，沒能創造出新的記錄。
從1969年1月下鄉插隊到1978年1月考上大學回到上海，我在淮北農村整整呆了9年。不管是在生產隊還是在知青農場，我一直在種田，除了沒有學過使牛耕地耙地以外，什麼農活都幹過，不要說打場揚場，連用耩耬播種也能來兩下子。雖然論體力活我們干不過農民，但是我們比他們有文化，在科學種田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強。1973年我父親的工資恢復了，家裏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我就讓他買些有關農業技術的書寄來，他把新華書店裏能買到的種糧食的、種棉花的、種各種各樣蔬菜的、看雲識天氣等等的書都寄來了。當我考上華東師大歷史系回上海時就把這些書都送給了隊裏的年輕人，竟然裝了幾個紙板箱呢。
挖河
有一年冬天縣裏規劃要在符離集那邊挖一條很大的河，任務攤派到流域內每個生產隊，我們生產隊也攤到了一段。我從來也沒有參加過挖河，就準備不回家過年，留下來跟着隊裏的農民一起去挖河。老鄉們勸我別去，說那活太累，你們上海知青吃不消的。可是我想這正是一次難得的體驗生活的機會，就堅持要去，最後隊裏終於同意我作為輸送給養的後補隊員參加後半程的挖河。
我們的生產隊位於宿縣的東邊，離城有60多里，挖河工地在宿縣的北邊，也有幾十里路，我們七八個人拉着板車，滿載着工具、材料、行李、糧食、柴禾沿小路從斜刺里直穿過去，也走了整整一天半才到達工地。到了挖河工地，老鄉們忙着卸車搭建住宿用的庵棚，我插不上手，就懷着極大的好奇心跑到大堤上面去看已經初具規模的挖河工地。
在上海的時候見過黃浦江、蘇州河，那些自然形成的河流都是彎彎曲曲的，而眼前這條河卻是筆直筆直的，聯想到去崇明農場的同學那裏玩的時候，在海灘上看到被潮水沖刷出來的水溝也都是彎彎曲曲的，我恍然大悟，原來那些直來直去的河道都是人工開鑿的。眼前的這條人工河是一條主幹河道，河底寬就將近百米，兩邊是一比三的斜坡，從平地到河底至少也有兩層樓那麼深。因為河很大，而挖河的土方又是按人頭分配的，所以每個生產隊分攤到的河段只有幾米寬。這幾米寬的河道就是各個生產隊的作業面，大家的任務就是把自己攤到的河段里的泥用獨輪車運上來，堆到河口外二三十米遠的地方，堆成一道堤壩，堤壩內的河岸就成了河灘。我到工地的時候河道已經成形，從我的腳下向東西兩邊延伸出去，極目遠望，哪邊都見不到頭。河筒子裏是密密麻麻的一隊隊的人，井然有序地把自己作業面上的泥土往堤壩上面運。有時候在兩個隊之間會留着一道矮牆，那是他們的邊界，等着技術員來測量，決定應該屬於誰挖。要知道把每一立方土從河底運到岸上都要付出艱巨的勞動，所以誰也不願意多干。看着河道里熱火朝天的場面，我腦子裏突然出現了一幅古代戰場的景象，我想古代打仗的時候兩軍廝殺一定也是這樣的，只不過今天是兩隊人馬分別把土往兩岸運，而當年應該是大家都往中間沖吧。
堤壩外面就是挖河民工的住地。其實那裏原來也是農田，平整一下用粗木棍搭成人字形的支架，鋪上秫秸，苫上麥秸，就成了斷面為三角形的庵棚。因為挖河民工太多，附近的村莊根本無法接待那麼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是自帶建材搭庵棚露宿野外。好在北方的冬天不大下雨，只要能遮擋一下露水就行了。這種庵棚還沒有一個人高，要低着頭才能進去，底部的寬度不到兩米，正夠一個人橫躺，在地上墊一層秫秸，上面再鋪些麥草，人就睡在上面。
因為每個生產隊的作業面只有幾米寬，所以住地也只有幾米寬窄窄的一條，大的生產隊可以在上面搭兩排庵棚，小的生產隊只能搭一排。從堤壩上望下去，一排排庵棚鱗次櫛比，雖然簡陋土氣，但是集聚在一起倒也十分壯觀。這一場景又使我想到了古代的軍營，那時軍營里的帳篷一座接一座肯定也是這樣的。一個庵棚里能住七八個人，一個生產隊要搭好幾個庵棚，最裏邊靠近堤壩的一個庵棚是廚房，離開最外邊庵棚幾十米遠處是用秫秸圍起來的臨時廁所，幾十個人個把月也能積不少肥呢。等到挖完河回家的時候，帶來的糧食吃完了、柴禾也燒光了，板車騰出來的地方正好把肥料運回去。
挖河是樁苦活，那年頭也沒有什麼機械，全部靠人力挖、用獨輪車推，一比三的坡並不算陡，但是一個人已經無法把泥從下面運上來了，這就要由兩三個人一起來拉，挖到河底深處坡度就陡了，連拉也不行了，就要用滑輪由人往下拽才能把車拉上來。掌車把推獨輪車是技術活，我還不會，就只能幹這拉繩拽車的活。挖河用的是拼體力的人海戰術，早晨天不亮就出工，晚上一直要干到斷黑才收工，叫做兩頭不見太陽。我第一次那麼長時間干那麼重的活，累得一停下來坐到地上就睡着了。儘管如此，大家還是拼命的干，因為誰都想早一天幹完活回家，沒有人願意在工地上多待一天。
其實農民並不都想逃避挖河這份苦差事，很多人是樂意幹這個活的，因為一來挖河掙的工分高，二來挖河吃的是公家飯，可以省下自己的口糧，何樂而不為呢？至於苦和累，農民們早就習慣了。但是挖河對於生產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因為要準備幾十個壯勞力的口糧。儘管要保證挖河的民工吃飽，但是全部吃細糧還是辦不倒。我們吃的饃都是用一半麥面一半山芋粉或高粱面攙合在一起做成的，蒸熟以後是淺棕色的，不過還是比在家吃的全部用山芋粉或高粱面做成的深棕色的餅子要好吃得多。民工幹活累胃口大，所以伙夫就把三個刀切饅頭粘在一起，蒸出來的饃象一個小枕頭似的，我平時最多吃兩個刀切饅頭了，可是現在轉眼就能吃掉一個小枕頭。淮北農民炒菜不用油而用水，等到蔬菜煮熟了再淋一點麻油，所以炒出來的菜都沒有什麼油水。湯里倒是有點油水，但是都漂在面上，經過先盛的幾個人一撇，剩下來的就是清湯了。我挖了大概半個月，我們的任務完成了。竣工後為了犒勞大家，隊長特地讓廚房去買了幾隻豬頭，燒了一鍋豬頭肉，為了做到絕對公平，切碎以後用秤稱，每人七兩。我以前從來不吃豬頭肉，可是這一次吃得特別香，七兩豬頭肉一下子就吃完了，要知道幹了半個月那麼重的活，這還是第一次吃到葷腥呢。可是有的農民只嘗了幾片肉解解饞，就用報紙把剩下的肉包好藏了起來，準備帶回去與家人分享。人雖然很窮，但是舐犢之情卻是一樣的高尚。
我白天和農民一起挖河，晚上和農民一起睡在庵棚里，大家擠在一起，倒也不冷。白天幹活累了，晚上倒頭就睡，什麼也感覺不到，可是等到挖完河回到家裏，卻老是覺得身上癢，仔細一檢查，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棉毛衫棉毛褲的每一條衣縫裏都擠滿了密密麻麻的虱子。我趕緊在鍋里燒了一大鍋開水，把全部內衣都放在鍋里煮了一個透，這才放心。
後來合併到知青農場後又遇到了一次挖河，但是公社沒有分配給知青農場挖河任務，不需要我們去了，但是領導我們知青農場的場長是位老農民，他看到了其中的「商機」，就組織我們男知青到挖河工地去拾糞。於是我們每天一早就背着糞箕到工地外圍去轉悠，見到有人蹲着拉屎，就如獲至寶地遠遠候着，等他一走開，就馬上上去把還冒着熱氣的大便扒回來。「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農業生產離不開肥料，老場長讓我們這麼做當然是不錯的，但是他有沒有讓我們通過拾糞來改造思想的想法，我就不得而知了。
讀經
我雖然出生在資產階級家庭，但是從小學到中學卻一直是接受無產階級的教育。在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薰陶下，我以為自己已經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於是在1965年讀高二的時候加入了共青團。
1966年盛夏，學校組織我們一批男生到松江農村參加支援夏收、夏種、夏管的三夏勞動，突然有一天廣播裏傳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大字報的消息，又聽說毛澤東也貼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我們有點按捺不住了。那年8月的天氣特別熱，即使不幹活的時候我們也光着膀子，但還是熱得汗流浹背。北京爆發的革命正好成為我們返城的理由，於是我們堅決要求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就提前結束三夏勞動回到了上海。
以後發生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說句老實話，開始的時候我真的是抱着十分虔誠的信念投入到這場運動中去的，真的以為這麼做可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社會上開始轟轟烈烈破四舊的時候，我就和姑媽在家裏把存放在一個柜子里的國畫和對聯全部取出來撕掉燒了。雖然這些字畫都是一些祖先的遺容肖像和客人們贈送的賀表壽幛，但是如果留到今天的話也都是近代文物。然而自我革命並不能免除被抄家的厄運，接下來是全家被掃地出門。我家五口人只給了17平方米的房子，一直住到80年代修高架路拆遷為止。我媽媽是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她供職的上海培明中學只是一所初級中學，哪裏有什麼學術權威？但是不知道她得罪了誰，結果被推出來當作替罪羊，被剃陰陽頭，衣服上經常被潑墨水，成了無知的初中生的批判對象。雖然我無法接受這種事實，更無法理解這種侮辱人格、剝奪人權的「大革命」，但是我和當時大多數人一樣仍然崇拜着紅太陽。為了解除自己的迷茫，在大串聯的浪潮中我獨自一人混上火車到了北京，在各所大學裏晃悠了一個月，收集了一大堆傳單和資料，但是並沒有找到真理，所見到的只有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