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幾天上面又下達指示，要將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這麼幹，沒有這些照片我怎麼畫林禿子漫畫呀？」領導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畫參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嗎，怎麼將林彪看走眼了呢？這是我第一次對他老人家有了一點點懷疑，但很快被自己糾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來了，只是想讓林彪暴露一下。再後來江青被判處死緩，我不明白了：對毛主席那麼忠誠的中國老百姓，為何對他的老婆卻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麼連最親愛的人都管教不好？黨中央文件又糾正了我：「林彪、『四人幫』利用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幹部，製造混亂……」
扭曲的英雄主義
我在團部宣傳股幫忙，主要是寫標語、畫幻燈，至今有印象的只有兩部片子。一部宣傳表揚因排除啞炮死去的韓春照，另外一部描寫35團打火英雄集體。死了14名，負重傷者是7名來自北京門頭溝的俊男美女，我看着這些英雄燒傷前的照片，想像着他們的臉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臉上留下坑坑窪窪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邊畫着他們的壯烈，一邊慶幸自己沒有那樣的遭遇。聽說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離原貌相差甚遠。其中一位年紀最小的因臉龐醜陋找不到對象，某夜，他偷窺了女廁所，好在沒有人責難他！
四年前，我認識了三師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燒傷，另外兩位女戰友當場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認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傳，只作事故死亡論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場途中並不恐懼，簡直是不管不顧地撲向殺人的烈焰。她以為這是一次機會，一次可以表現她同「反動」父親劃清界限的機會。後來她當然後悔，她渴望愛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淚洗滌着自己見不得人的臉面，她將一生的全部積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終究與曾經的美麗無緣，她年過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創作一幅油畫，畫中人是成佛的金訓華，他合十端坐。畫的兩邊有對聯：記住我！別學我！
同年另一件事發生在團機關附近，記不得是什麼單位失火了。我們聞訊衝進火場，傳遞着裝滿井水的畏德羅（水桶），不一會，我聽到褲腿咔咔作響，只見大家都一樣，被井水濕透的褲腳，凍成了盔甲。團部現役軍人大個子參謀長也來指揮救火，火場中傳出一聲聲「毛主席萬歲，不要管我，救火要緊」的呼叫聲。煙火中一位哥們兒，雙手抓着一根橫在半空的長木條，齜着牙，使勁嚷嚷。參謀長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媽了個×呀，你離地就一米高，你他媽的給我下來！」年輕的讀者不要見怪，那時代就是這樣，些許事實比想像的還要稀奇古怪。再舉例，記不清哪個糖廠也着火了，報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內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卻被逮捕歸案——他是縱火犯！查出事端的關鍵是人們在展覽他的被燒壞衣褲時，發現內衣褲的損傷面明顯大於外衣褲的損壞面。他為了當英雄，在弄虛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夠嚴密，否則他的「英雄」形象不知會贏得多少人的眼淚。
談及當英雄，我記起另一件由我們幾位教師直接參與的救人趣事。
記得是冬天，我路過機關食堂，只聽得救命聲從地底下發出，我循聲前往，認定是食堂門口水井底下有動靜。我小心爬上井邊的冰坡，探頭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氣無力地發出顫音：「快點兒，我快凍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幾位知青老師，找了一根粗繩甩下井去，井下這位發出指令：「同志們拉吧！」我們四條漢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繩，使勁後仰。他個頭不高，也不壯實，但泡過水又掛着冰碴，重量倍增。我們眼瞅着他快有出頭之時，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澤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累得屁顛屁顛的，他卻由受難者突變成了呼口號的英雄，我忘了誰使了個眼色，八隻手同時鬆了繩索，只聽「通」的一聲悶響，他又跌落井底。我們喘着氣問他：「還下定決心不？」「不行了，快凍死掉了。」第二次減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實在是邊笑邊拉怎麼使得上勁兒呢。我們的惡作劇導致我們的救生壯舉未獲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義情結也受到了挫傷。
思慮中的繪畫歷練
1972年，我調到師部當美術創作員，任務就是尋找美術骨幹，組織成學習班。我負責輔導學員們將草圖修繕成畫稿，然後把畫稿送到佳木斯兵團總部，再挑出優秀的作者參加兵團的美術學習班。負責兵團學習班的是北大荒版畫中最年輕的郝伯義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調令，到黑龍江省美協當專業畫家，直接由農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1979年，我與調入哈爾濱市美術工作室的劉宇廉、陳宜明一起創作了連環畫《傷痕》、《楓》與《張志新》。
「文革」中的中國美術，所有的畫都變成了宣傳畫，只能為政治服務。要麼歌頌毛主席，要麼打擊敵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單一、剛硬、壯烈，沒有私人情感，否則就是立場問題。毛澤東過世，「四人幫」倒台，我們畫《傷痕》、《楓》的時候，開始回歸符合人性的思維方式。《傷痕》發表以後影響很大，獲全國連環畫評選一等獎。《楓》講的是一對互相愛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兩派，武鬥中互相勸降。女生是戰敗的一方，跳樓自殺，男生後來也作為「加害者」被槍斃。其實武鬥的真正原因與爭權奪利有關。革命委員會成立了，誰在裏面佔多少位置，造反組織要分贓了。為了分贓，大家就要凸顯自己對毛澤東的忠心，比誰更忠誠。講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問題。對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講，沒有想過這一層，他們想到的是對方有問題，認為對方對毛主席不忠，認為對方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威脅，而只有我們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們在畫《楓》的時候，藉助小說的平台，力圖再創作，力爭畫出小說里沒有提及的場景、隱喻。我當初在「紅代會」和張春橋合影過，還給他拍過照片，《楓》的第一幅畫就是參考「紅代會」成員簇擁張春橋合影的狂熱場面，極正面地表現他們，因為那時他們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是正義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畫成藍色調。另有幾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頂上，「萬壽無疆」的標語下儘是紅衛兵屍體。
當時《連環畫報》是中國美術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時候油、國、版畫沒有市場，不可能買賣，畫家就靠畫插圖、畫連環畫掙錢。你要出名，就先畫一套彩色連環畫，經《連環畫報》推出，迅速揚名畫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楓》的《連環畫報》引起轟動，同時有人寫信給中宣部，說這套畫為「四人幫」翻案。其實畫中缺王洪文。讀者提出我們表現的太正面了。「這麼一來，我們將來怎麼教育孩子？我們怎麼對他們說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第八期《連環畫報》停刊了。要是現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氣了。可當時的《連環畫報》編輯吳兆修女士，以編輯部名義寫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後中宣部將《連環畫報》的編輯找去討論這部作品。結果是收回禁令，繼續發行。結論是作品的好壞不作定論。當時胡耀邦還寫了批示，有點兒模稜兩可，都是不作定論。這麼一來《楓》名聲大震，後來入選全國美展得了一等獎。一等獎只有三個，一個是版畫，一個是國畫，還有一個就是連環畫《楓》。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教授還拿我們的《楓》做蒙太奇教材。遺憾的是，中國美術館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張，其餘在6年後被人竊取了。去年應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畫重新複製了一套。經全國三地巡展，現已出版問世。
1980年我畫了油畫《捨得一身剮》：紅衛兵文鬥彭德懷的場面。那幅畫參加全國青年美展，得了二等獎。1982年我進入中央美院油畫研修班，兩年後畢業。1985年我開始申請出國。因為美國拒簽，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兩年。一年學日語，一年在東京藝大進修。1989年4月中旬開始，我幾乎沒畫畫，買了一個大彩電，邊看邊錄像。最後的那個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哀終於爆發成失聲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國，2000年乾脆回滬定居。現在我全心全意地畫自己想畫的畫，題材多與反思歷史有關。
除了創作，我還參與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敘事——知青油畫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屆油畫研修班展覽。
呼喚反思的感言
我寫下以上的記憶片段，是希望年輕人能體味我們這一輩人在浩劫年代裏，曾如何心悅誠服地捨棄個人價值，自以為獻身給了人類最偉大的「解放」事業。後來我慢慢覺悟，敢於解剖自我了：我承認在那反人性的歲月里，自己充當過狂熱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內的「階級敵人」施行過語言暴力。部分原因來自於所謂革命理想主義的驅使，但不可否認，內心深處有損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絕無惡意，只是想表明像我這類的人不在少數，是差不多幾代人，在禁錮自由思想與辱沒獨立人格的極權制度下，為出人頭地做出的另一種惡性表演。
知恥近乎勇！寫出我的痛悔，是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歲月知青生活，幫助我看到了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真實景象，為後來的藝術創作積累了豐碩的靈感與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謂「成功人士」為例來肯定上山下鄉運動，沒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沒有知青運動的災難，必然會產生更多的人才！這場災難埋沒了上千萬知青的青春年華，剝奪了他們上學深造的權利。好比地震之後倖存者治癒傷痛，努力再造家園，我們應光大這些人的頑強意志，但不可對地震予以歌頌與感恩。我不明白，為何有些老紅衛兵、知青朋友至今還會自覺不自覺地頌揚這場浩劫與災難。我們反感日本極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國神社前高唱軍國主義戰歌、祭拜戰犯，反感他們無視侵略戰爭曾給中國、亞洲、太平洋地區帶來生靈塗炭的反人類罪孽，然而面對自己國人的執迷不悟，聽到有人至今還會在懷舊集會上高唱個人崇拜意識甚濃的老歌，呼喊「青春無悔」的口號，藉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時代的「革命」價值，我們是否應抱有一絲警覺？我們刻意閃避反思「文革」，掩蓋「文革」浩劫的反人類罪孽，難道不怕被鄰國取笑，被後人反感嗎？記憶有助於梳理自身的心路歷程，反思可為後人留下經驗與告誡。一個民族不敢正視曾經黑暗的歷史片斷，是不會真正崛起的。德國是我們的榜樣，日本是我們的教訓！
《記憶》2013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