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的「紅衛兵」經歷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便也想當紅衛兵。當我戴上自製的紅袖章，立馬迎來工農子弟的冷眼，我心裏沮喪，感覺自己的地位從此不一樣了。好在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很快分成了兩派，造反派從屬於「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不太講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會畫畫，組織了「鋼刀」木刻戰鬥小組，創作了不少版畫宣傳品，數《造反有理》最出名。記得那天，我把整張的膠合板鋪在地上，隨便畫一畫，就拿木刻刀刻起來，再用全開的大紅紙印出，畫面上紅衛兵右手高舉《毛澤東選集》，左手緊握「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大旗。沒過幾天，來了一位老先生，說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專門收集紅衛兵的作品，我就給他了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號《人民畫報》封底整版登載了這張畫。
我有一位從小就同學的親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稱姑太太，同里弄住着，與我常常見面，十分親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掃地「勞動改造」，我見到她，察覺到她想與我打招呼時，會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間：她迅速地垂眼低頭，轉過悲悽的臉。前不久方群與我聊及「文革」瑣事，見我誠懇反思當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樁被我完全遺忘的醜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學，據說是張春橋質疑王孝和烈士有變節行為，才改為建設中學。曾是新四軍幹部的倪愛史書記，有一天看見我在畫石膏素描，大加讚賞：「你好好畫，將來可以成為好畫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難逃磨難，那回全校批鬥校領導，方群看見我躲在主席台邊緣，當眾人高呼「打倒倪愛史」時，負責押解的紅衛兵按下倪老師的頭，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頭頂，不重，只是輕輕一碰，隨即收回。我被提示後，隱約想起似乎有過那個情景，很像我的行徑，符合我的下意識：我不忍下狠手，她畢竟是我尊敬的師長；我想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便得有所表示。那時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為骨幹分子，猶如以往一貫的我，總想擔任主角。雖然「狗崽子」的陰影約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現自己的革命性，我會義無反顧。猶如學雷鋒運動中，我曾拼命想出點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鋒那樣將所作所為寫入日記、寫入思想匯報；二是不會單獨行為，帶領同學們一起干。總之，不能白干，要讓人知道，如同當下作秀。我還記得，「文革」初，在學校里我無法盡興表現，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會主任建議，要將全里弄地富反壞右分子集中起來遊街，張主任為難地望着我，突然反問道，是否也讓你爸爸一起出來呢？頓時我頭腦空白了幾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遊街麼……」聲音低沉了不少，張主任拍拍我的肩膀，離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內心深處喃喃自語：謝謝你張主任！
1967年7月，《紅衛戰報》從「紅革會」、「紅上司」手中轉變為「紅代會」的機關報。報社一開始設在《文匯報》社，後來到《解放日報》社，再後來是陝西南路團市委，最後落腳於《青年報社》。我在《紅衛戰報》當美術編輯、攝影記者，因「出身不好」，心裏忐忑不安，覺得是「混」進了《紅衛戰報》。我和《紅衛戰報》的頭頭兒李銳說了自己的憂慮，他說其實我們這裏好幾個人出身都有問題，我也就放心了。《紅衛戰報》期間，經歷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聯司」，我潛意識到這類事件危險，沒有到現場。那天傍晚我路過平涼路許昌路口，發現乘載大量拿鐵棍工人的卡車由東往西行駛，我當時的立場當然是站在「工總司」一邊的，發現有很多路人謾罵車上的工人，有工人下來對罵，路口開始混亂。我記得我是跑了五個街口，一直奔進學校，把建設中學的「紅東北」和長陽中學的「紅東北」召集起來，以方陣隊形分別沿平涼路和長陽路跑步到現場，將圍攻「工總司」的那些人抓起來，現場就有人拿鐵棒打他們。當時我心裏很難受，因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這場面卻是我造成的。
後來我還知道，這個事件發生時，毛澤東也在上海，他坐在轎車裏面，在外灘觀望市革會門口的工人武裝隊伍，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澤東，第一次當然是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期間。9月份我去了南京，親戚對我講，你千萬不能北上，西城糾察隊等着你呢，他們等的就是你這樣的狗崽子。我嚇得從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覺得不至於那麼猖狂了，應該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沒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從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時，到北京兩手髒兮兮，像熊掌一樣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區委的大禮堂，我第一次見識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習慣。感覺齊齊哈爾人像農民，驚奇他們的「裸睡」。只見他們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褲在腰圍處不斷抓東西往嘴裏送，我不知道他們吃什麼，像吃花生、瓜子，後來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幾個福建人發生口角。他們第一句就問你是什麼出身，其實我可以說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謊，說是職員，他們馬上質疑我：「什麼職員，職員最複雜。」這幾個小子，本來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這一下就把我鎮住了，我作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開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我們3點鐘起床，來到長安街的東邊，在那兒排隊等着，好幾個小時過去了，9點鐘，隊伍開始行進。等經過天安門，大家已是淚流滿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萬歲」了。我只望見天安門城樓上有兩個色塊：毛澤東的紅臉，林彪的白臉，別的什麼也記不住。天特別冷，到接見那時辰還好些，一定是毛澤東的陽光把我們給罩住了。一邊仰望毛澤東，一邊問別人幾點，再低下頭在語錄扉頁寫上「11月25日上午9點40分16秒，我見到了最最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在《紅衛戰報》工作的時候，還經歷了炮打張春橋事件，我端着相機，好像在公共汽車上，外面的牆上只要有大字報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麼在校園裏也是坐在車上。反正復旦大學被我拍了個遍，用去三卷135膠捲，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張春橋的標語和大字報。《紅衛戰報》不會主張炮打，我們是把它當「罪證」收集起來。那時候我愚忠得很，覺着我只要好好畫畫，好好拍照，已經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現在想來，那種滿足感一直伴隨着惶恐。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為獲得那種滿足，有時會主動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懾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話，也可以和「紅五類」同學一樣，去抄別人的家。那時，我家經濟條件差，媽媽在里弄門房看大門。有一天晚上，來了一隊紅衛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認識。我媽媽請他們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鍋紅棗赤豆湯，由我端去做他們的夜宵。領頭的是我小學同學，是成績很差的那種學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紅衛兵隊長，那天他卻不好意思，始終不敢抬頭看我，我心裏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陳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參加我們「紅代會」成員會議，說了許多，我只記得一句：「你們要準備當一名職業紅衛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們堅守崗位，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久，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上海招兵，我作為記者在台下聽得真真切切：「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按徵兵標準招收兵團戰士！」我的心涼了半截，徵兵時我因為出身問題未被錄取，好容易有進兵團的機會，又泡湯了。我夾着自己的畫作和照片去滬東工人文化宮招兵辦事處，負責人見了我的作品馬上表態：「你被錄取了。」「我父親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現。」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雖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當過大隊長、上海市優秀少先隊員、學生會幹部、紅衛兵機關報編輯，現在無需政治審查就可以當上兵團戰士，我一定不辜負毛主席對我的信任，下鄉繼續革命，與農村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以此作證：我下鄉並非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紅衛兵的姿態去農村繼續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們穿軍裝，戴紅花，在公共汽車上招搖過市。楊浦區的平涼路上儘是夾道歡送的人群，到火車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車。車上，我依然是《紅衛戰報》的記者，還沒有完全卸職，帶着相機一路拍攝過去。兵團的人要留我在團部。我想他們是看中我的相機了，需要我做宣傳工作，需要我去畫畫。我把相機交還給了隨車一起來的《紅衛戰報》的李平，然後就和團里招兵的人說，我沒相機，不去團部了。最終和建設中學的同學們一起去了最遠的沒有電燈的20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