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發生糧荒會怎樣？歷史告訴我們的慘痛

因飢餓而死亡的人，人浮腫到什麼程度？就像將要作繭的蠶，體內蓄滿了漿。（網絡圖片）

按：如果發生糧荒會怎樣？歷史告訴我們的慘痛。因飢餓而死亡的人，人浮腫到什麼程度？就像將要作繭的蠶，體內蓄滿了漿。水分從人的血管里肌肉組織里分離出來，整個人是透明發亮的。在那種時刻面臨死亡的時期，偷盜搶劫受辱賣身似乎都算不了什麼，人變成了動物，只想吃，只為吃，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經不是人了。

時間：二○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地點：紐約市貝瑞吉區

依娃：方晦先生，請先介紹您的個人簡歷。

張方晦：好，我一九四二年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曾任復旦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後因「政治歷史問題」被調到中學任教。母親是律師，一九四九年後任中學教師。兄弟姊妹六人。一九六○年，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肅省阿克塞縣。一九六二年被遣散返回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務農。一九六四年，因常與幾位同學在一起聚談、同時開始文學寫作（包括短篇小說描寫三年饑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團罪」逮捕入獄，在看守所關押長達八年多後，於一九七二年在上海以「現行反革命集團罪」公判為無期徒刑。經過多次申訴，一九八○年由上海高院宣佈無罪釋放。出獄後曾任上海《萌芽》等報刊編輯。一九八七年出版長篇徐志摩傳記小說《飛去的詩人》，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一九八九年來美，就讀於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一九九七年以來出版長篇小說《美國，爸媽不知道的故事》和《這五十年》三部曲。

一家六口從上海「移民」阿克塞

依娃：我採訪的目的，主要是想請你談一談你和家人在一九六○年大饑荒中的經歷。

張方晦：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的家庭先後遭受過三次大難。到了一九六○年，就巢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來源，被迫「移民」大西北。當時公安部長羅瑞卿，下令把城市裏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統統清理到邊遠地區去，節省城市糧食。因為大躍進造成經濟困難。

當時我們的家庭別無選擇。父親是一個體瘦多病、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母親曾經被捕判刑三年，年僅四十餘歲，已中風一次，走路瘸拐。我是家中長子，只有十八歲，四個弟妹，最小的只有五歲。離滬時的二十多件行李到目的地時只剩五、六件，說是翻車行李丟失了。

我們從上海同去的有大約五百多口人，一百多個家庭。最後落腳在甘肅省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安南垻農場」。那地方是一片荒漠，幾乎是與世隔絕。我們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窩子。甘肅移民局已經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灘上挖個深坑，上面蓋上紅柳條和蘆葦席當「屋頂」，這種洞穴一般是放駱駝的牧人的臨時歇息之地，以躲避風沙和炎熱，卻成了我們這些流放者的長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應五百多人的大夥房開飯了，白面饅頭，二兩一個，沒有定量隨便吃，還有燉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噴噴的。大家彼此看看，覺得還不至於活不下去。

僅僅兩天以後，伙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幹部和管理人員的剋扣就開始了。一頓饃饃，一頓玉米面糊糊。饃饃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剛開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糧，漸漸減到一天幾兩，吃飯就像吃人參。當時農村都靠「瓜菜代」，可是戈壁灘上連草都不長，哪來的瓜菜？加上幹部的剋扣，每天每個人能分到一點點羊肉，羊肉湯，戈壁灘上沒有任何蔬菜。每個家庭每天必須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領得到飯。因為挖柴的人多，所以挖柴就越走越遠，越來越難。往往翻山越嶺走出好幾里路，才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駱駝刺的根背回來，為了換到一點饃饃和玉米面糊糊。那裏交通閉塞，火車站在幾百里地之外的柳園，想跑，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沒有出路的，因為搭車要「單位證明」，還要有糧票。所以，死活都離不開單位！

饑寒交迫每天有七八人死掉

依娃：當時死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飢餓嗎？死了人有人埋嗎？有棺材嗎？

張方晦：「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是唐朝詩人岑參的詩，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當不過了。到了八九月，晚上地窩子裏就凍得人發抖，加上長期的飢餓以及高原反應，生病拉痢疾，上海來的人開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戈壁灘上有一種植物，大家叫它沙蔥，吃起來很辣，有蔥味，拿來充飢，一吃就嘔吐腹瀉，進而喪命。

初到時候，農場動員大家種胡蘿蔔，但是那裏根本沒有土壤，長不大，就被人連根帶葉拔去吃了。還種過青稞，也是不行，顆粒無收。又沒有水，大家上山挖水渠，每個人都十指磨爛流血，手腫得比饅頭大。沒有人敢於說一個「不」字。冬天來臨了，伙房的飯越來越「水」，吃不飽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被埋葬。誰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別人的人很可能過兩天被別人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