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當局將我們轉移到甘肅安西縣踏實農場，那是個老農場，已經有兩百多上海移民在那裏生產生活。我們最初去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葉子，我父親的狀況好轉一些了，能下床，能扶著牆慢慢走路。母親也得勞動換取食物。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編筐子，大弟弟也跟着母親一起編筐。
「踏實農場」一百來個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讀書，雖然名義上有個「職工子弟小學」，但管理學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學校而無學生。他們成天提着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當時也能賣一點錢補貼家用。小女孩，十五六歲就急着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飯吃了，是條出路。當時最搶手最吃香的是司機，因為有車到處跑，總能拿回吃的用的。嫁給一個司機，全家人都能跟着沾光吃飽。
長期的飢餓，讓許多人身體出現了問題，營養不良、貧血、肝腫大、胃病，浮腫、黃瘦等。女性們幾乎全部停經，當時叫做「干血癆」。根本沒有女人生孩子。全農場只有一個新生兒，是從上海來時就已懷上的，那個小姑娘長到兩歲，雙腿還是軟軟的，絕對無法站立。
我們到達「安南垻農場」後不久，我看到一份過期舊報，說全國大學將招生不足，《人民日報》要求各地「千方百計發掘考生來源」。我就試試到場部找書記請他允許我報考大學。書記一聽哈哈大笑，以為我在痴人說夢。「你這個張老師，我實話跟你說，你來這裏了，一輩子哪裏都不要想去了，就在這待着吧。」我這才恍然大悟，當局移民我們到這裏來，就是要讓我們死在這裏。
寫出大饑荒小說被判刑十六年
依娃：我知道，你在年僅二十一歲的時候，寫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揭露了三年大飢餓的真實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麼會看出饑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張方晦：我寫這篇小說是一九六三年。農場解散後，我們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報入戶口的，戶口就在自己口袋裏，叫「袋袋戶口」，最後勉強落戶在我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當農民種地為生。父親因為不堪精神打擊不堪飢餓疾病，一九六一年底獲准赴滬看病，五十七歲逝於上海，我趕回去的時候只見到一盒骨灰。
我是幾乎被迫害漩渦吞噬掉的人，經歷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齡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農場的時候，我曾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和一個中年男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蹲在牆角，又餓又乏。據別人說，這對父女是河西走廊張掖的農民，因走投無路，離鄉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設兵團」而免於餓死……我老大不忍，給女孩找來一雙弟弟的舊鞋，場部給他們十來個饃就打發了……這個畫面讓我耿耿於懷，回到海門後就以這對父女的故事為題材創作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
依娃：你這樣寫，意識到危險性嗎？
張方晦：我當然知道。我對母親說，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進爐膛，一把火燒掉。我那時年輕耿直血氣方剛，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寫出了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這個社會這個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間秘密傳閱。後來因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們交往做朋友，我們一共七人於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統統逮捕。小說手稿曾在設於上海師範學院的「鎮壓反革命展覽會」上當作「罪證」陳列展示，當時轟動上海，全市大、中學校師生一概被當局安排集體前往參觀。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余間我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長寧區體育館召開萬人審判大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級法院宣告撤銷原判、無罪釋放。高院給了我四百元人民幣，說道，「這些錢，既不能解決你的問題，也不能滿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這些年，我時時刻刻都在絕望之中，時時刻刻都感到會被處死逼死。因為長期飢餓，營養嚴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經長出過很多淋巴結核的腫瘤，也曾大量便血，人乾瘦得皮包骨頭，幾度掙扎在死亡線上。
但是我不後悔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情。我長期想不通的是：全國那麼多大科學家大作家大學者，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都一直歌功頌德、緊跟當局，違心地指鹿為馬，怎麼會看不出我一個十八歲高中生憑直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大躍進放衛星，那樣離譜，怎麼沒人看出是虛假欺騙？
五十年過去了，直至今日，我還時常會在睡夢中忽然驚醒，突然看到一個餓死的人的臉，那種神魂不寧的痛苦對誰去說？中國歷史幾千年，有哪一個暴君哪一個昏君曾經草菅人命到這種地步？喪失人性到這種程度？
我小時候，父親曾給我讀過一本書，是蘇聯馬戲馴獸專家杜羅夫寫的《我的會演戲的鳥獸》，說他訓練動物的一個訣竅就是不給它們吃飽，那樣它們就會百依百順地聽從指揮；在它們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動作後，才給一點食物，但仍不讓它們吃飽，它們才會永遠俯首貼耳順從如奴──那個時代的農民，還不如馴獸師籠子裏的鳥獸。
那段歷史不能忘記，值得留下真實的文字，讓我們的子孫後人牢牢記住，以史為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