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只干兩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錢，二是防百姓造反。帝王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員去承接這雙重任務：控制社會以汲取財富，汲取財富以支撐控制。這樣的循環，便是帝國統治的雙軌制。
所謂雙軌制，一是打造嚴密的控制體系，防止叛亂、維持秩序、保護生產，這是統治的基礎。二是設計強悍的汲取體系，通過汲取人力、物力、財力，來維持龐大的體系運轉，這是統治的目的。就像是人的兩隻手，一手抓控制，一手抓汲取。
控制體系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層級管控，比如三省六部、行省、郡縣等等；二是暴力管控，比如禁軍、捕快、衙役等等；三是思想管控，比如儒家禮教、科舉制度、正史編纂等等；四是資源管控，比如戶籍制度、鹽鐵專營等等。
汲取體系主要也有四個方面，一是賦稅，比如田賦、丁稅、戶稅、商稅等等；二是徭役，無償修水利、築城池，以及大量的官府差遣；三是專賣制度，鹽、鐵、茶、酒等必需品由朝廷壟斷經營；四是官營貿易，朝廷和官府控制關鍵產業和大宗交易，以及海外貿易。
控制是汲取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控制好秩序，才能穩定地徵收賦稅、徵發徭役。汲取是控制的成本和動力，維持龐大的治理體系，需要巨大的資源投入。
這就有兩個困境，一是官員作為連接皇權與社會、執行控制和汲取雙重任務的工具，其自身更是一個需要被巨額資源供養、且極易滋生腐敗和低效的關鍵一環。它的規模和腐敗程度直接決定着汲取的規模和社會的負擔，一旦汲取過度，超過社會的承載力，就會導致體系崩潰。二是被控制和被汲取的對象都是百姓，控制過度、就會失去活力，從而難以汲取，而汲取過度，又會激化矛盾，從而難以控制。
王朝初期，民間復甦，汲取量小於財富的增長量，汲取相對合理，社會因此蓬勃發展。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所謂的盛世，都出現在王朝前期的原因。王朝前期汲取量小，只要君王不喪心病狂，基本都可以達成這個成就。
隨着時間的推進，官僚體系因為腐敗、墮落等因素，效能逐步下降。為維持控制力度，官僚體系便開始膨脹，為維持供養體系，便只能加倍汲取，而且官員集團作為一個龐大的分利集團，他們自然會利用手中權力，在汲取過程中層層加碼、中飽私囊，從而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控制能力進一步瓦解，最終突破閾值，王朝崩潰、皇權脆斷。接着新王朝建立、循環重啟。
比如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費」，北宋中期，官員隊伍臃腫、邊軍龐大，導致財政開支巨大。為應對開支，不得不加重賦稅，擴大鹽鐵專營的範圍，甚至發明「交子」等等紙幣，不惜用瘋狂的通貨膨脹來竭澤而漁。
還比如明末的財政，40%用於供養官員，30%用於供養宗室，10%用於供養皇家，20%用於支付軍費。雖然明朝末年，朝廷的汲取能力依然極強，民間所留十不足一，但是汲取的資源卻沒有到達朝廷，而是被中飽私囊，從而陷入了一個越汲取越沒錢的惡性循環。就這樣，強大的汲取能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崩潰。
這也解釋了大名鼎鼎的「黃宗羲定律」。明末啟蒙思想黃宗羲指出，每一次改革，農民的負擔反而更重，根源正是官員體系膨脹帶來的無限汲取與社會有限承載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李世民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回望歷史的煙雲，帝王的倚仗從來不是水，而是與帝王一條船上的官員，然而官員又不是一個無欲無求的工具，它是一個具有自身意志和龐大胃口的巨獸，只要沒有給它套上韁繩，關進籠子裏，它就會為了自肥而敲骨吸髓，從而掀起覆舟的滔天巨浪。
正如韓非子對帝王的諄諄告誡：明主治吏不治民。帝國若將控制和汲取的雙軌循環奉為圭臬，卻把真正的根基當做予取予求的礦藏，那麼它終將在困境中迎來命定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