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北京城區有近十萬居民被抄家後註銷戶口驅逐出北京，被押送到農村「監督改造」。這個數字占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可是和在校園暴力中受難的老師一樣，這十萬人的悲慘故事一直在關於文革的記載的架構之外。
當時的媒體沒有對這一大規模的對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報道。但是從「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的「第四號通令」，可以了解到這一迫害是怎麼發生的。
「第四號通令」的副標題是「關於對地、富、反、壞、右、資的家進行查抄的意見」。其中分為7節，有七個小標題。最後一個小標題是「七、給出路」。這一節說：
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指標題中的「地、富、反、壞、右、資」六類－－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准，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個「第四號通令」於1966年8月29日發佈，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樣有權力，而且通過紅衛兵的暴力行動施行。其時，紅衛兵正在進行所謂「破四舊」，在各處抄家，打人，焚燒文物。8月下旬，紅衛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數百人，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後自殺，以致儘管焚屍爐把屍體不計姓名地成批焚燒，火葬場仍然有大量死屍堆積。
這個通令制定了對那些沒有被打死的人的處置方法。而當時正在瘋狂進行的暴力抄家，為這一大規模的驅逐行動提供了實施的條件。在死亡的威脅和棍棒揮舞之下，近十萬人被沒收了一切所有物，被掃地出門，離開北京，前往農村。
這十萬人要麼離開，要麼在北京被打死。有的人當時天天被打，或者已經被關進紅衛兵設立的監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打死。離開北京和不離開北京，對他們的生命安全沒有區別。再說，他們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北京的紅衛兵主持了這一大規模的對和平居民的驅逐行動，包括抄家，打這六類人，沒收財產，註銷戶口，處理其中被打死的人的屍體，以及把被驅逐者押上火車。在北京的火車站給這些人設立了特別的入口。紅衛兵在那裏把守。很多人在車站被打甚至打死。大多數人是通過廣安門火車站離開的。這些人的家具都已經被沒收。有些人帶了衣服和做飯的用具。在廣安門火車站，他們帶的衣服被沒收（當時是夏天）。每人只准許帶一隻碗，一家人只准許帶一隻鍋，其餘的炊具都被沒收。
有些人在去農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從北京開往長沙的火車上，打死了一個這樣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人也曾經在火車站看到從火車上抬下來的多具屍體，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這些人到農村後，農村把他們當作「專政對象」對待。這些人中的一些，到了農村被鬥爭，而且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吃的東西，很快就死亡了。有些人活了下來。他們在紅衛兵的棍棒下離開。後來，打人情形比較緩和的時候，1966年年底，他們中的一些人回到北京，進行所謂「上訪」，就是去「中央文革小組群眾來訪接待室」（在陶然亭附近）和「國務院群眾來訪接待室」（在北京西城區西安門附近），申訴他們的問題，說明按照當時的「政策」，他們不屬於要遣返的人員之列，試圖回京。他們沒有地方住，也沒有錢，只好在火車站過夜。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發出「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的佈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須立即離京，違者由革命群眾組織和公安機關強制遣送，無理取鬧和有破壞活動的，根據情結依法處理。」這個佈告列出十類被遣送的人員，比紅衛兵「西城指揮部」的「六類」稍加詳細。這十類人如下：
（一）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
（二）查有確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
（三）表現不好的敵偽軍（連長以上）、正（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份子；
（四）表現不好的反動會道門中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
（五）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
（七）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和解除管制後表現不好的份子；
（八）貪污盜竊份子，投機倒把份子；
（九）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十）有流氓、盜竊、犯罪行為，屢教不改的份子。
從佈告行文可以看出驅逐對象範圍之廣，包括了原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資本家和「右派份子」，甚至包括了「摘帽右派」，包括了「家屬」，等等。當時大量的「小業主」也都被當作「資本家」驅逐。另外，也可看出界線含糊。「表現不好」是彈性很大的詞語。當時社會上的別的人競相顯示自己的高度「革命性」，寧左勿右，怎麼會承認這些人「表現好」。另外，從物質利益的角度講，這些人被強迫離開後，他們的房子已經被別人佔據，那些人不希望他們可以返回。
後來，這些人中有的繼續上訴，因為他們在農村也實在沒有「出路」。但是，在1968年和1973年，這些人的行為被稱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就是現行反革命」。他們的行動不但沒有成效，反而受到新的殘酷打擊。
住在北京東單一帶的一戶人家，1966年時是工人，在工廠做事，他們的「成分」在五十年代被劃成是「小業主」，因為他們有400塊錢的資本在一家出租小人書的店裏。1966年8月他們被當作「資本家」驅逐到山東農村，多次上訪無效。歷盡艱辛，他們在1978年回到北京。在八十年代又不被准許參加「工商聯」，因為他們的資本太少。他們的鄰居只有90塊錢資本，也受到一樣的對待。
毛澤東死後兩年，1978年，被遣返的人中的一些人再次回到北京要求「落實政策」，後來獲准回到了北京。
何潔夫是那些人中永遠不可能回來的一個。
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的職員，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一所大學的會計。他們夫婦被列入「遣返」名單之中。在北京農業大學，1966年夏天有69個人被強制遣送回鄉。
何潔夫夫婦和孩子被遣送到廣西農村。1967年11月14日，何潔夫在村子裏被打死。他們的只有7歲大的兒子看到父親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後來也不能完全恢復正常。
高吉章在文革後回到了北京農業大學。
何潔夫是被驅逐的十萬北京居民中的一個，十萬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