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歧視」在中國並未遠去，遇羅克的《出身論》依然值得今天的我們品讀。
距今整整59年前，正是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後的「紅八月」，一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橫行一時。24歲的北京學徒工遇羅克寫下長文《出身論》，向中共實行多年的階級路線也即出身歧視政策，發起了最有力的挑戰，在那個至暗的時代，發出了爭取平等與人權的最強音。一個「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當時造成了震動全國的效應。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沒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羅克被捕入獄。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年僅27歲。
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後，就對它定義的階級敵人（這個定義後來還不斷擴大）實行嚴酷的鎮壓與剝奪，同時也對這些階級敵人的子女實行種種歧視。按說，隨着時間流逝，政權穩固，這種歧視應該逐漸弱化，但事實是，在進入1960年代後，中共對階級敵人子女的歧視反而變得更嚴重。這一來是因為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第二個「拿不上枱面」的原因，據我作為親歷者的感受，是因為我們那一代青少年和「紅二代」是同一代人，大家都面臨着升學、就業和社會地位的競爭。而「老革命們」發現，他們的子女在學習成績等各個方面的表現都差強人意。共產黨不好公開搞特權，於是祭出「階級路線」這把尺子，把家庭出身當作首要評判標準，這就使得紅二代在競爭中穩操勝券，中間家庭出身的子女倍受排擠，「階級敵人」的子女則淪為最大的犧牲品。
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在毛時代，出身歧視是何等的普遍，何等的嚴重，以及何等的荒謬。文革前，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子女就備受壓抑。在貫徹階級路線的名義下，黑五類子女更是處處遭受排擠，什麼好事都輪不上——出身不好就是低人一等。
文革的爆發，更把這一切推向極端。1966年「紅八月」，以紅二代為主體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登上政治舞台。紅衛兵大力宣揚「無產階級路線」，提出按家庭出身劃分紅五類（工人、貧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和黑五類——後擴大為黑七類（增加了資本家和走資派）。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從而傳遍全國，公然把出身黑五類的同學當作批判鬥爭的對象而百般羞辱打擊，不少地方都有黑五類學生被打傷打死或被逼自殺。北京大興縣發生了持續5天的針對黑五類及其子女和親屬的大屠殺，殺死了地富及其子女和親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但不久之後，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紅衛兵攻擊黑五類子女有「轉移鬥爭大方向」之嫌；又因為不少紅二代自己的父母被批鬥，他們對運動有牴觸，變成了「保爹保媽派」，更不為偉大領袖所喜。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作報告，其中專門提到前述對聯，批評這副對聯是鼓吹「反動的血統論」。隨着全國對這幅對聯的批判，黑五類青年頓有解放之感。
1959年遇羅克一家的合影。前排（從左向右）：王秋琳，遇崇基。後排（從左向右）：遇羅文、遇羅克、遇羅錦、遇羅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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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羅克1942年出生於北京，父母都曾經到日本留學。父親遇崇基是工程師，母親王秋琳是私營工廠廠長，父母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遇羅克品學兼優，於1960年參加高考，因為家庭出身未被錄取。1962年，他又考了一次，仍然未被錄取。遇羅克勤奮自學，關心天下大事，在1966年「紅八月」最猖獗的時候，醞釀寫作《出身論》。
1966年10月，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和遇羅勉在廣州把《出身論》油印了幾百份到處散發。北京四中的高二學生牟志京在「紅八月」最猖獗的時候就反對前述對聯，讀到《出身論》後如獲至寶，立刻和遇家兄弟合作，創辦了鉛印小報《中學文革報》，創刊號出版於1967年1月18日，用整整三個版面全文發表了《出身論》，作者沒有署名遇羅克，而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出身論》一問世，立刻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此後，《中學文革報》又出版了6期，每期都有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也即遇羅克的大塊文章。《中學文革報》在街頭出售時，因買報的人太多，以至於要排長隊，還要限量；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多到讓郵遞員無法遞送，只好由遇羅文每天蹬着三輪車去郵局取。在小報與紀念章的交易市場上，《中學文革報》最珍貴，一份原來只賣兩分錢的報賣到兩元錢一份。在很多城市，都有人抄寫張貼或翻印。
文革爆發那年，我就讀於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屆，也就是1966年畢業。我的家庭屬於黑五類，所以我對出身歧視的感受非常深。譬如1963年我初中畢業考高中，考試成績在全市名列前茅，可是我報考的成都幾個重點中學都不收我。我被分配到離家很遠、教學質量在全市倒數一二的學校。在我準備考大學時，一位長者對我說：「以你的成績，全國沒有一個大學考不上；以你的家庭出身，全國沒有一個大學會收你。」
1966年8月，那副對聯也傳到了成都。十九中的紅衛兵組織了一場所謂階級路線辯論會，實際上是批鬥會。不少出身黑五類的同學被叫起來當眾「承認自己是混蛋」。三天半的辯論會有差不多三天的時間是批判我。我對階級路線有很多思考，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上台發言，反駁對聯。這次辯論會給我的巨大壓力，永生難忘。
1967年2月初，我在一位外校同學的宿舍里，讀到了載有《出身論》的《中學文革報》。感覺不像是在讀別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讀自己的思想。我飽受出身歧視之苦，有過和文章作者相似的經歷和思考。我第一次發現在階級路線的問題上還有別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樣，而且表述得那樣嚴謹、清晰、深入與精闢。接下來，我和同學們商量，辦起了一份小報——那是成都市中學生的第一份鉛印小報，轉載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文章。
第一期《中學文革報》上刊登了《出身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