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朱大可的描述充滿文化張力：『高度閉抑的華夏農耕模式和戀土格局，直到明清才開始發生動搖，出現了華夏居民向海外移遷的緩慢潮流。點燃這種"出洋"欲望的，無疑是"鄭和下西洋"事件⋯⋯移遷的暗流一旦開始涌動，便勢不可擋，並在帝國衰微時刻匯成宏大潮流。福建廣東居民，以客家人（主要成員為造反失敗後殘留的太平天國將士）為先驅，背棄世界中心（"中國"），向東洋、南洋、西洋和北洋四個方向出征，形成"四洋移遷路線圖"的主體敘事框架。』然而，這股晚起的「出洋」文明，並未拓展華夏文明，徒然只以「華僑社會」疏散了大陸的人口膨脹危機，而離棄母國的四路移民社會，無論落腳何處，均未逃脫諸如「豬仔」、苦役、奴工、反華屠戮等悲情慘禍，無疑印證了來自黃土高原的這支農耕文明，與海洋無緣之宿命，甚至，自晚清以來的學術文學，也鮮見有關「出洋」的研究與書寫，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對此也是冷漠的，為何？無人給出答案。】
「公元1405年，一支十五世紀全世界無與倫比的龐大的船隊，乘着強勁的東北季候風，浩浩蕩蕩地離開福建五虎門，在歷史給予的大選擇之前，率先駛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對這支船隊的遠航目的猜測紛紜。由鄭和率領的這支船隊，前後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跡遍於東南亞和南亞，又橫渡印度洋，航程遠達阿拉伯和東非海岸。然而，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過這樣一次毫無經濟目的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它是一次幾乎純而又純的政治遊行，它要施恩於海外諸國，以表達中國皇帝對它們名義上的最高宗主權。多麼慷慨溫和的君子國行為呵。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和貿易。可是，太平洋邀請來的中國人，竟是所謂「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謙謙君子。中國人即使來到海上也還是不能超越陸地上那種有限的思想和行動的圈子。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僅僅幾十年後，代表着弱小的資本主義的四艘小帆船，在葡萄牙人達∙伽馬的率領下，為尋找財富和市場駛入了印度洋。那時，龐大的鄭和船隊已經從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而歐洲人卻開始了地理大發現的偉大探險。這既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河殤》）
陸地思維走向海洋，由中國提供的著名例子，自然是六百年前的鄭和下西洋。
鄭和不止是個太監，還是個回回；
他下西洋不是探險也不是擴張，而是尋找失蹤的建文帝，
然而敘述中國的海洋事功，不能不從鄭和說起，至今歐美人還頗為鄭和抱憾：他已經航行到北非海岸，卻如今只從那裏發掘出幾隻破陶罐，否則今天的非洲遍佈中國人，如同南洋。
一、鄭和與哥倫布的區別
近年來中西話語中，皆出現一種「哥鄭比較說」，即比較哥倫布與鄭和二人的「大海航行」性質，乃是兩種文明的差別，如有「當代達爾文」之稱的賈德戴蒙，在其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中便先問道：為何當初是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而不是美洲的原住民跨海發現歐洲？然後他就比較葡萄牙、西班牙與明朝兩種文明對航海探索事業的制度性控制。
戴蒙說，中國的發展條件相當不錯，譬如象兩河流域的「肥沃月灣」那樣早就發展農業；從南至北，從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穀物、動物和技術；地大，可養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灣」比較，沒有那麼乾燥，生態環境沒有那麼脆弱，令中國的密集農業可垂一萬年之久。這些優勢令中國一度在科技發展方面領先全球。直到15世紀初，中國派鄭和起七下西洋，在1405年的首航中，有「寶船」62艘，最大者長44丈、寬18丈，隨行27,800多人，比哥倫布早八十年，規模亦非哥倫布可及萬一。但其後由於權力鬥爭而「罷寶船弊政」，中國的航海探索事業進行二十八年後戛然而止。對於這段歷史，中國民族主義者無不扼腕嘆息。
歐洲四分五裂，哥倫布才成功！
但是戴蒙發現，原來哥倫布的航海探索事業也一波三折。生於意大利的哥倫布為了張羅船隻出海探索，轉而效忠葡萄牙國王，但葡萄牙拒絕給他船隻出海時，他去請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後，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後跑去西班牙國王那裏要船，國王拒絕了他，但最後讓他上訴，並予接納。
戴蒙說，要是當時歐洲由頭三位拒絕哥倫布的統治者任何一位一統天下，歐洲人的美洲殖民歷史怕要改寫。他說，正因為歐洲四分五裂，哥倫布可以周旋於各國之間售計，就像中國春秋戰國時的思想家和謀士周遊列國、大放異彩那樣，當西班牙開始殖民美洲時，其它歐洲國家眼見財源滾進西班牙，其它六國也加進殖民美洲的事業，情況跟歐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電燈、印刷術的引進一樣：最初某些地方或會由於一些古靈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創新，但在鄰國的壓力下，還得就範。
但中國則全國一統，任何一個命令，無論何等荒謬，都得舉國奉行。戴蒙說，即使現代中國還擺脫不了這種遺毒，譬如文革期間領導一聲令下，全國學校即關閉了十年。因此，他說，要破解中國最終被歐洲凌駕之謎，竅門就在於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這跟葛劍雄教授在《分裂與統一》巨著中提出的「亂世的魅力」之說，交相輝映。若以金融投資譬喻，歐洲的發展屬於分散投資型，不會全敗，也不會全勝，正如十個統治者不容易個個都是廢人痴漢屠夫，也很難個個是聖人，但長遠而言，分散投資通常是大贏家。中國的全國一統、極度集權則屬於孤注一擲型，一贏全贏，一輸全輸，屬病態賭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擲或有曇花一現的燦爛，但從中長期言，傾家蕩產、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後來嚴家祺進而詮釋明代「鄭和下西洋」與今日「一帶一路」的歷史同構，比較鄭和與「一帶一路」，也是明朝與中共制度同構的一種絕妙歷史透視，不少史學家早就斷言，中共在歷史上最像朱明：家天下、殘暴、太監（近臣）當道、毛澤東亦步亦趨學朱元璋。
六百年前明朝曾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可是，「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然而，跟鄭和那一次正好相反，這次卻是「中國人選擇了歷史，偏偏歷史沒有選擇中國人」。
歷史常常跟中國人開玩笑地作「圓圈遊戲」！
二、鄭成功四百年前也未能逃脫中國魔咒
1992年《天下》雜誌有一個『發現台灣』特刊，以從未有過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沒的「蔚藍色」——那時節我剛逃出屠殺後的中國，在普林斯頓被人揶揄我說的「蔚藍色」時，讀到這個特刊，順手留下一文《鄭成功差一點就是查理曼大帝》，不過專寫海盜鄭成功逃不出「中國格局」的悲劇，以及中國「中心衰落」與大結構破碎的前景，不料歷史趨勢果然如此，然而那島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捨不了中國，恐怕還會重複歷史悲劇的。
八世紀西羅馬已經被匈奴滅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葉派橫掃地中海沿岸，漸漸逼近西歐。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戰，剽悍的法蘭克國王"大錘"查理（Charles，'the Hammer'）擊敗穆斯林，逼其從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進入西歐。偏安於戰亂頻仍的昔日"羅馬世界"之外的西歐，因此自成格局，進入封建社會。
這叫做「古代世界的終結」。
「對我這個愛爾蘭人來說，羅馬帝國的完結是無所謂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對我們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專治古代史，1989年發表一本專著，題為《古代後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這本書提出一個看法，從公元一世紀到八世紀，許多古代文明毀於蠻族鐵蹄，過去史家都認為，世界漸漸進入無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紀。但恰好在這個時期，從古羅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東正教（東歐和俄國）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構成一個新的文明格局。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今天。
布朗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公元475年西羅馬滅於哥特人之手，這個龐大政治結構的終結，意義何在？史學界對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難解的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歷史是一個連續的歷史（羅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歐的文明恰恰又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才成長起來。如何解釋這種連續和斷裂？
那天布朗教授應邀來給我們講演，他先向我們推薦了另一本書，《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大帝》。此書成於1935年，作者亨利•皮倫（Henli Pirenne），是一個比利時的反日耳曼主義者，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書寫完十天後，皮倫去世。此書以極豐富的材料，證明西羅馬滅亡後，羅馬的經濟和文化並沒有完結，而是在比較小的結構中存活下來，演成新質。特別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戰，橫掃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蘭克國王"大錘"查理（Charles，"the Hammer"）擊敗，從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進入西歐。偏安於戰亂紛飛的昔日「羅馬世界」之外的西歐，因此自成格局。皮倫此說，一舉將中世紀史提前了三百年。
這裏產生了一個課題：即大結構控制力可疑。我專門寫過一文論述它：《換一種思路看中國——帝國的解體與災難的神話》（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0039910303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