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摸著石頭過海
鄧小平有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改革開放」思路，我改一個字，用來歸納這三十年中國的一種例外，即它從封閉、落後，走向發達、富裕，卻維持了一黨專制，甚至可以說，中共創造了一種經濟開放條件下的升級版的專制體制。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的冷戰之後的一個例外，是一條跟俄國和東歐不同的道路，也是對歐美所提倡的民主體制的一種挑戰。
鄧小平並沒有什麼海洋意識，他最大的想像力是"開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開始還只敢開放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黨內保守集團陳雲等人還反對他。鄧小平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國軍艦轟開廣東的通商口岸相比，差得並不算太遠。
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當總理，負責對外開放，而趙紫陽也不過是借鑑"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的現成經驗，搞"來料加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說法，"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場都是外國的，中國只出廉價勞動力，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奇蹟"的訣竅，所以有人說，趙紫陽才是"改革總設計師"。
1984年鄧小平膽子大了一點，他讓谷牧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不出五年發生了天安門屠殺，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執行鄧小平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下台，鄧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他向西方大開國門、大舉引進外資，瘋狂地把中國變成一座世界大工廠，所以我說他是"跳海"，接替趙紫陽的朱鎔基，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又任憑"圈地"賣地、國企"斷奶"私有化，都是為外資進入而"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是更徹底地拋棄"社會主義"，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國內老百姓稱為"新三座大山"，最後落實到中國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身價千萬的富豪"，只佔總人口的0.023%。
另外還有一個可怕的代價，就是"世界工廠"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垃圾場，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污染，四億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霧霾底下；中國出現一個"毛派"，喊出了抗戰時期的一個口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海"，最初想過代價問題嗎？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自然資源的枯竭，才變成它走向海洋、進軍全球的需要。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在國際分工上是"低技術"一端，此種經濟體的科技發展、國家安全皆受制於人，因此中國要使用國家力量向高技術一端轉移，不惜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發生衝突；其次，低技術又伴隨高消耗，即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於是"中國崛起"的題中必有之義，就要問鼎這個行星的資源分配；第三點是中國過剩產能和資本的出路，產生"一帶一路"戰略，涵蓋了60個國家、數萬億美元投資、44億人，世界經濟體量的40%，據說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經濟項目。
對中國新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西方分析家蠻贊成"一路"而批評"一帶"（海上絲綢之路），說中國計劃在中亞地區開發一條通向歐洲和中東的新"絲綢之路"，可以替代過度依賴脆弱海上航線的"一帶"——其實"一路"穿過社會秩序徹底瓦解的戰亂中東，恐怕更"脆弱"。不過這是中國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癢；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中亞怎麼玩，都不會輸掉什麼。
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在第一個千年裏，不知道海洋是什麼；到唐朝中期才發生一個重大轉變，即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才開始面對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舊恐懼海洋，一貫實行禁海政策。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撚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中國買辦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今天中國面臨海洋，首先發生的是它與邊陲的衝突，中國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國與香港、台灣之間，只有嚴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國不解決獨裁制度問題，它跟這四個邊陲地區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所以，習近平跟清朝一樣，也面臨着他的"回亂"——新疆的抗爭和分離，這正是北京設計"新絲綢之路"的基本動機；而西藏、新疆兩地，囊括中國四分之一領土、大部分礦產和戰略資源。其實上疆藏問題，也就是內亞問題，都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漢族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設計一個平等的聯邦制方案。
"六四"合法性危機，使北京喪失了對邊陲的凝聚力，也引發了"邊陲對中心的恐懼症"。疆藏兩地抵死（自焚、武力）抗爭；香港人則從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懼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淪陷，又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讓國民黨丟了江山。繼而，東南亞和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也感染了中國邊陲的恐懼症——這恰是"中國崛起"的本質：中國不僅不會"分裂"，這個壞制度得勢了還要開疆闢土，對外擴張，於是東海南海從此不靖。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
以壞制度統合邊疆、民族地區，是近年來中共的成功經驗，因為它無須以老百姓感受為準，而是以試煉體制壓制社會的"馬基雅維利式"技術為準——今天我們看到，在其徹底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已近絕望，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拖成一盤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緣而在無操作性的"獨與不獨"之間掙扎；北京唯有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中國其實沒有什麼"海洋戰略"，它只是搞定了四個邊陲，心裏說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潑？
《河殤》當年沒說，黃河其實沒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歷史學家余英時曾提出他的一個觀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從西北，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一個過程。最初從漢代帝國唐代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到唐以後，遼、金、元都是從東北西北，都是從不靠海的內陸開始，這是一個壓力，是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地把漢民族從黃河流域推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逐漸向海洋發展。余英時說這是一個從內陸來的政治壓力，一個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從西邊向東邊，然後從北邊到南邊，慢慢地越來越接近海洋，這種發展一直沒中斷，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響時就有轉折。
他舉例，第一個轉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樂的心裏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對大知識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國的制度，自漢唐以來對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後來這些嚴酷的制度，當然是從內陸民族帶來的，最早是金人，後來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人繼承下來。但到明朝，向海外發展已經很大了，永樂有鄭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藝覆興的，研究航海歷史的，都承認中國可以向西發展，它何以沒發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樂的宮廷政治不允許這樣的海外發展。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着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擾。余英時總結：
「我覺得海洋和內陸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是被內陸所左右的，經濟文化是慢慢向海洋發展的，所以政治與文化，經濟與文化有一種衝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個衝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說包括共產黨。它真正的基地是陝北，是在最貧窮的、也最能滋養原來內陸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土地上發展的政權，有一種封閉性，就是關門主義，對外面是恐懼的，不放心的。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藉。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陝北娃子，你不應該看成是一個偶然。
七、造島：內陸型思維來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誘惑是石油。八九年鄧小平殺了人就說："必須把經濟搞上去"，於是將中國轉換成一座"世界工廠"，近二十多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發展，搞得資源匱乏非常嚴重，必須到海外去搶了。一個海洋地質學家大聲疾呼："鄧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韜光養晦，不與人爭利。但現在不行了，中國的石油有一多半都從國外運來，貿易也要依靠外國市場，如果再不爭取海上利益就會為人所制。"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
可是南海既無島嶼，更無土地，如何說它"自古屬我"？中國喜好搬出歷史來證明領土歸屬，乃是一種標準的內陸性思維，因為華夏漢族兩千年來，便是從北方乾旱的黃河流域，漸次墾殖到潮濕的長江、嶺南、雲貴地區來的，這種文化是離了土地就心虛的，腳下無寸土甚至不敢強詞奪理，哪裏像橫行大洋的海盜，搶到你家門口也理直氣壯。
所以中國南海造島，立馬勾起我的一個回憶：當年在山東煙臺，我坐上一條小船，划過蓬萊水城的拱門，一看到黃海就想：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海來打明朝，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連想都沒想過要去日本看看究竟？為什麼歐洲的海軍炮艦可以全球遊蕩，而中國的戚繼光只知道把長城修到海邊來？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島是一個"維護國家面子、但缺乏戰略邏輯作支撐"的政策，因為即使中國把整個南海變成它的內湖，也確保不了從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灣的各條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資研發新導彈對付美國航空母艦，對於解決中國的潛在安全難題作用不大，反而無端引發美國的對抗。
可是中國的想像力只有島，只要在海上堆土，心裏就踏實了。中國並沒有從大陸運載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國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鯨"號，以"吹填法"，採用南沙礁盤周圍大量的海砂造島，但依然造價不菲，據《金融時報》報道，以永暑礁為例，工程總造價約為736億元，連國人都驚呼：這哪是造島，分明是造大陸。這造價是個什麼概念？就算折價美元一百億，恰是美國地產大亨川普的身價——這爺們只值南海一個人造島。
南海危機，說到底就是海洋和內陸的問題。
八、「大一統」思維蔓延到海上
九十年代初，人們預測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東亞崛起，將是下個世紀高度發展的地區。1993年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指前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中國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
誰知中國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島鏈"，其中台灣島扼其咽喉；再往東又有第二島鏈，從日本群島向南連結印尼群島，封住了關於太平洋的一切。我們不妨以此來解釋近兩個十年裏在東亞和兩岸發生的所有摩擦，諸如台海"導彈危機"、"釣魚島"紛爭、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圍堵戰略"、中國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壞事變好事，這也給中共創造了一種極好的外部環境，它對此的投資極具"戰略眼光"，將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兩個島國，盡力釀造仇外情緒，馴化大眾的狂熱民族主義，恰好可以轉移他們對內部腐敗、專橫、不人道的憤怒，因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這裏還有一層歷史鋪墊：新中國對太平洋只有痛苦記憶，毛澤東1950年派兵攻打台灣而全軍覆沒；蔣介石從台灣派飛機深入大陸，據說是激怒毛澤東搞"大煉鋼鐵"要造航母的誘因。情緒化常常是歷史的真正奧秘。
2023年夏天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長皆失蹤，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而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使不上。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然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還得從鄧小平說起，要說晚了一步，從他那會兒就稍遲了點。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
雖然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裏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裝備各類艦艇837艘，總排水量約265.36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戰鬥艦艇493艘、航空母艦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艦）、驅逐艦43艘、護衛艦93艘、導彈艇81艘、兩棲艦艇169艘、常規動力潛艇61艘、核潛艇18艘，大量水面艦艇如同「下餃子」一般駛入太平洋，這就像「大煉鋼鐵」那會兒一樣……。
時下，只有美國總統川普拍胸脯、咬牙印：我能嚇阻習近平攻台！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就只能成他手中的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