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聯合國特別報告員：中國必須維護被監禁人權捍衛者的權利
本周，聯合國人權維護者處境特別報告員瑪麗·勞勒(Mary Lawlor)發佈了一份聲明，要求中共當局維護遭監禁的人權捍衛者的權利。本次聲明的特別之處在於，勞勒要求中共當局立即提供有關「知名人權律師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據悉，這是聯合國人權高專辦自高智晟律師2011年服刑以來，第三次對其處境公開表示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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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政府在先前的答覆中稱高智晟未被羈押在中國境內的說法，勞勒要求當局提供詳細信息，說明其為尋找高某和確定其所在地點所採取的具體措施，以及針對其強迫失蹤案件所啟動的調查工作。
聯合國人權專家表示：「高智晟失蹤已近八年，中國政府始終拒絕就其強迫失蹤問題進行對話，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果他沒有受到拘留、監禁或軟禁，那麼當局必須披露已經採取了哪些措施來查明其下落。」
高智晟
勞勒表示，「她對於自己多次要求獲得關於高智晟失蹤案件的最新調查進展但迄今為止未收到任何信息感到失望，並再次呼籲中國政府查明其命運和下落。」
據悉，多個人權捍衛者家屬和公益組織向聯合國指控中共當局對這些人權活動人士實施酷刑或虐待。因此，今年2月，特別報告員曾致函中國政府，要求其提供關於丁家喜、黃琦、黃雲敏、伊力哈木·土赫提、秦永敏、張海濤和趙海通的健康狀況和治療情況的詳細信息，包括最近一次接受醫療評估的日期。然而，報告員表示僅收到了其中兩人的具體信息。
勞勒表示：「我對接連收到關於中國境內被監禁人權維護者所受待遇的指控感到不安，其中包括與酷刑、剝奪獲得適當醫療服務及探視等權利有關的侵犯行為。」
最後，聯合國人權專家呼籲中國政府應該「確保這些被拘留者能夠獲得家屬探視、法律援助以及適當的醫療服務，同時將其關押在官方認可的拘留場所，並向擁有合法權益者提供關於其命運和下落的信息」。
二、謝菲爾德大學：以維吾爾僑民為例，針對中國的跨國鎮壓「可防可治」
編者註：前兩期的《CDT報告匯》欄目介紹了中共當局的跨國鎮壓行為。本期我們介紹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最新研究報告，報告證明，只要東道國政府干預，中共當局的跨國鎮壓行為完全「可防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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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一所中國研究機構（INCCS）發佈了一份報告，在揭露中共當局對維吾爾和哈薩克僑民跨國鎮壓的同時，介紹了如何防止和反制跨國鎮壓。
報告方面
該報告採訪了位於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和英國的30多個組織。
報告首先詳細闡述了中國等威權國家針對倡導人權的公民社會團體實施跨國鎮壓的手段，包括網絡騷擾、監視和家庭恐嚇等。「公民社會組織(CSOs)是威權國家騷擾的主要目標，中國黨國推動了跨國鎮壓的全球增長。中國對維吾爾和哈薩克僑民的鎮壓，是其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政策』的延伸，也是中國境外驅動『軟實力』的關鍵方面，這些做法將威權主義呈現為民主的仁慈替代品。」
該報告還分析了如何預防和應對跨國鎮壓。例如，報告發現，「從事維吾爾相關問題的公民社會組織面臨加劇的跨國鎮壓，並發展出自己的緩解策略，包括諮詢網絡安全專業人士、與地方當局互動，以及避免在線發佈個人信息。這些策略通過增加知識分享、培訓和監測的協調，可以作為預防策略更有效。」
具體而言，針對公民組織個人方面，報告表示這些組織應該努力確保網絡安全，保護個人私隱，經常更換電話號碼和尋求東道國政府的幫助。另一方面，東道國政府也應該提供足夠的網絡安全支持，並消除物理監視和物理暴力等。
報告還認為，東道國政府往往只重視那些涉及國家安全威脅的跨國鎮壓，而忽略了對這些組織個人權利的侵犯。報告批評這樣的思維方式並不正確，並強調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就是國家安全威脅。
此外，報告指出，東道國政府不應該成為跨國鎮壓的幫凶，相反應該成為這些組織的「避風港」。例如，報告批評了哈薩克斯坦政府，指出一些來自新疆的哈薩克人因為抗議而導致被遣返。
此外，報告還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動機：「北京的策略源於其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民族政策』及其全球『軟實力』目標。中共官方通信指示官員監視海外維吾爾人，將他們標記為『失聯』，並通過威脅其親屬鼓勵他們返回中國。」它指出，中共將維吾爾團體視為人權信息的「關鍵節點」，使用間諜、恐嚇和虛假信息對其進行打壓。
最後，報告敦促各國政府將跨國鎮壓視為國家安全問題，並同時優先保護人權捍衛者。
三、中國的「周邊傳播」正在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
本周，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旗下的「邊疆研究項目」發佈了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正在將其對外宣傳工作的重心從全球轉向其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增加地緣政治影響力。
這份報告深入探討了由北京大學學者盧荻首創的「周邊傳播」概念，這一概念被視為一項新興的研究和行動領域，旨在影響鄰國對中國的論述。
報告封面
該報告的核心論點之一是，中國正在尋求基於「親和力」和「包容性」等文化共性，來打造一個「周邊命運共同體」。這一共同體將服務於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通過推廣一個「中國新時代對外話語體系」，講述中國善舉的正面故事。
該報告指出：「這種方法將『跨界民族』視為一種可利用的資源，因為共享的文化特質，如服飾、食物和語言，可以作為連接周邊地區的橋樑，使當地民眾更容易接受國家精心編織的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敘事。」這一策略的實施，旨在通過文化軟實力，潛移默化地塑造周邊國家的觀念，使其更傾向於接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主張。
報告提供了多個具體案例來闡述「周邊傳播」是如何付諸實施的。例如，一家位於尼泊爾加德滿都的「中國西藏書店」，它被描述為一個「對外宣傳的前線」。這家書店的使命是「推動中國文化元素深度融入當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場景」。這種文化滲透不僅僅是推廣書籍，更是通過具體的生活場景，讓當地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和熟悉中國文化，從而在情感上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此外，報告還討論了地名使用的轉變，例如從「西藏」（Tibet）到「西藏」（Xizang）的轉變，以此作為削弱西藏獨立理念和彰顯其國家歸屬感的一種方式。這種語言上的微小調整，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在文化和政治領域施加影響力的深層意圖。
報告還指出，在技術層面，中國正在利用人工智能來持續生成動態、算法化的宣傳內容。學者劉元和陳思強調了一場正在出現的「認知戰」，其戰場就是周邊國家民眾的思想。他們認為：「這一策略的實施，不僅包括傳統的媒體和文化交流，還正在向數字領域延伸。通過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中國可以大規模、自動化地生產針對特定受眾的宣傳內容，從而在信息戰中佔據優勢。」
報告表示，這種利用先進技術進行宣傳的方式，使得信息傳播的效率和精準度大幅提升，從而能夠更有效地塑造和引導輿論。
最後，該報告總結道，這些舉措共同構成了中國在周邊地區擴展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綜合戰略。相較於其之前的「全球戰略」，「周邊戰略」相對成功，影響深遠，值得國際社會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