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任《黃河》雜誌副主編，著有《禁錮下的吶喊——1976至1989年的中國報告文學》、《逝去的年代》、《儲安平與<觀察>》、《教授當年》等，主要致力於近當代知識分子研究。他的文章平穩舒緩，但在平緩背後隱藏着深沉的思想和個人風格，被摩羅譽為"現代隨筆新三家"（謝泳、林賢治和余杰）】
知識分子與政治、知識分子與體制、知識分子與社會變遷，這似乎是一個永遠沒有盡頭的話題。謝泳曾說"多數知識分子面對新時代的政治要求沒有表現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們後來悲慘命運的開始"，他也說"不信任知識分子是新時代的基本特點"。時代的洪流中，無處躲藏的啟蒙者、教育者和書寫者們曾一度被擠向一道道牆，和一條條擊在心上的皮鞭，"我們的文學為什麼進步不了？因為作家們在寫作的時候沒有自由的心靈"。
如下為謝泳參與"問診知識分子"訪談中，與騰訊文化對話實錄：
體制曾讓人無處可逃
騰訊文化：我看到您之前接受其他媒體採訪的時候曾否認自己是"體制外的學者"，也看到您說1949年以後，知識分子的意志受到了很多制度限制，很想請您談一談，我們建國以來，知識分子與體制的關係有哪些變化？不少脫離體制的學者，比如說被媒體報道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的鄧正來老師，也有很大的成就，您如何評價這個現象？
謝泳："體制內外"，在中國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嚴格說在目前中國體制下，沒有內外區別，這是集權社會的普遍特徵。所謂"體制內"在目前流行的觀念中，它主要指個人是否具有公職，而有中國，公職即有具體領取薪水的地方，而這個地方是公家單位，此外有再好的收入，也是沒有"公職"。按漢娜？阿倫特的觀點，中國是依靠意識形態管理的國家，意識形態提供全部社會生活的價值和目標。所以在中國談"體制內外"，通常只具有職業意義，而不具備其它政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意義。中國所有與意識形態相關的事業，完全由國家壟斷，在這方面私人（包括法人）基本沒有活動空間，凡從事與此相關事業的人，無不可以視為"體制內"，無論你是什麼身份。
我過去在山西省作家協會工作，這是一個正廳級單位，此類機關的行政首腦，如果有好有一比的話，應該是山西省文學廳。我在這個機關當了二十多年編輯，當然不能說是體制外的人了，我是國家正式公職人員。有些人把我視為"體制外"的人，可能是感覺我有些學術觀點不是很主流。1949年以後，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最要命的事是與他們專業和理想相關的職業出路，全部都堵死了。比如知識分子天然有結社的偏好，中國古代詩人即有結社的習慣，但這個習慣在1949年後，事實上是不允許了，或者這樣的活動有極大的風險。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海有一個著名的"樂天詩社"，得到當時文化部的認可，參加者有相當多是當時在政府有職位的舊詩愛好者，但後來它還是被解散了。因為其中一個成員借紀念他父親的名義，聯絡了全中國相當多文朋詩友題詞作文，有關方面感覺到這樣的文人聯繫不合適，所以以後此類社團就慢慢消失了。文人團體尚且如此，其它就更不論了。
還是有就是教育，完全有國家壟斷，私人不能染指，這樣知識分子生存的空間就相當狹窄。就好比你一生的教育都在努力學習打鐵，但當你完成這個職業訓練以後，國家不允許有鐵匠這個行業了，所以你只能改行。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以後，作為學科，法學和社會學被取消了。那你說過去這個專業里的人去哪裏吃飯？多說沒有吃飯的去處，人都活，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語。因為早期中國社會學和法學學者，以留學歐美的為多。但很快中國和美國交惡，英語也不能教了，學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國知識分子1949年後的基本生存空間非常有限，這就是體制的厲害之處，你無路可逃。馮友蘭當時受到很大壓力，他還曾想過離開大學，過自由職業的生活。這其中都是自己以往生活經驗的直觀反映，那時中國基本沒有自由職業，要飯還需要大隊批准，哪裏有什麼自由職業。只有公家沒有私家，只有國家沒有社會，這是當時最簡單的社會體制。人無處可逃。鄧正來先生一度沒有正式職業，其實這個說法也不準確，我們所謂的正式職業，還是剛才我提到的"公家"，很長時間內，中國人還沒有建立起現代的職業觀念。還是認為只有給"公家"幹活者有職業，你給民營私營工作，不叫有職業。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公務員"如此受人青睞的內在原因。它的特點是"可靠"，所謂有"保障"。鄧先生始終在做他的學術工作，比如他與高校、出版單位、報界的合作，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但他沒有"單位"也就是沒有"公職"，也就是"體制外"。他後來到了復旦大學，也就是有了公職。我們必須清楚，鄧先生的經歷在中國是特例，不是常例。中國民間有鄧先生能力和境界的人也不是沒有，但他們沒有鄧先生的幸運，所以做事的難度就極大。中國現在雖然有了一些空間，不是鐵板一塊了，但你必須承認，只有"公家"這個平台最好做事。鄧先生的經歷我們只能欽佩，不能模仿。他那樣的經歷是可遇不可求的。
制度保障猶如空氣、陽光和水
騰訊文化：有種說法是孔子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知識分子，因為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被他斥為"天下無道"，所以那個時候"道"的擔子就落到了知曉"禮義"的"士"階層身上。而近現代的知識分子產生在鴉片戰爭以後，也就是在中國被強行注入西方文明的影響下出現的，像梁啓超、嚴復等。有趣的是，知識分子群體活躍的年代都恰是時代風起雲湧的變遷階段，像春秋戰國，民國時期，包括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革命時期等。在您看來，知識分子在改朝換代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環境中，應該是把自己擺在什麼樣的地位？為什麼那樣的環境裏出了很多"大家"，其人格與學術高度是我們今天的學術界難以企及的？難道知識分子界的繁榮與社會狀況的穩定是相斥的？
謝泳：凡適於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總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私有社會，經濟獨立，個人財產有保障。二是自由結社，個人的團體活動有保障；三是職業技能自由對應行業管制，比如學新聞的，可以自由辦報辦刊辦出版社等，學教育的，可以自己辦小中學大學等等。你提到的那些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可能有很多缺點，但我說的這幾條都是有保障的。為什麼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產生那種讓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因為時代變了。沒有制度性保障知識分子自由發揮專長的時代，不可能普遍產生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界的繁榮與社會狀況的穩定不是相斥的，但必須要基本的制度保障，前面我說的那些條件，對知識分子來說，猶如空氣、陽光和水，可是我們現在沒有。好在網絡時代適時到來，讓知識分子說話的空間沒有完全消失，但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必須以獲取最基本的制度保障為歸宿，不然他們的努力很難產生遠大的社會影響。
管制不變良知還可以在
騰訊文化：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這樣描述過知識分子：它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自由飄遊、無所依附（free-floating）。從這裏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遊的集團。如果說1949年以前的社會中，因為言論出版的相對自由、私立大學的存在、允許私人報刊等這些條件使得當時的知識分子比較少的受到制度制約，獨立的空間比較大，那在當下的環境中，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制度下，知識分子又如何做到不觸碰底線，又能保持自己的風骨？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應秉承怎樣的倫理原則，應該怎樣平衡社會上不同的力量關係？
謝泳：我同意你的基本看法。我們從一般知識的角度觀察，中國是完全依靠意識形態管理的國家，這沒有錯。但不等於在這樣的控制下個人和私人空間沒有一點縫隙，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的民間力量還是在慢慢增長。具體到大學來說，目前的情況是它以職業為第一保障，也就是說，所要在這裏生活的人，職業是其首選因素，也就是說吃飯第一。但任何機關的情況都有相當的複雜性，特別是文化機關，要讓所有供職的成員都說一樣的話，做一樣的事，在管理上就不可能做到，或者說這會極大提高它的管理成本，所以中國的大學裏，在職業第一的普遍狀態下，還是有說真話的人，有做真學問的人，有自覺選擇邊緣化的人，有保持良知的人。而中國大學對於消極的知識分子來說，還多少保持了一些容忍。只當飯碗不保的時候，才會有主動的妥協，大部分的情況下，是消極為首選。說實話，在目前體制下，只有極少數人，特別是在經濟上可以自由獨立的人，才有主動選擇放棄大學職業的可能，比如陳丹青。對多數人來說，離開這個職業機關，他們沒有其它可以選擇吃飯的去處，當然這是在一般意義上說。對於報界，也包括你們網絡，雖然管制無處不在，但在事實上管制是管制，但你做事的人還可以保持你的良知，區別在於是主動還是被動，為了吃飯而稍有妥協是常態，但你內心的良知可能會受到傷害，如果還在承受範圍，則得過且過，如果越過了底線，則可以選擇逃離。不過說實話，中國常常是無處可逃的。
時代已變"屈原精神"不可再現
騰訊文化：有人認為屈原身上體現了"文化創造"和"反抗絕望"的批判性和抗爭性，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特徵普及到近現代的知識分子身上？如果可以，那在您看來，當下的知識分子又肩負着什麼樣的責任？
謝泳：屈原就是消極反抗。他那樣的精神不可能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出現了，這是時代條件決定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都是自覺選擇的，國家沒有讓你承擔什麼責任，你事實上也不可能承擔什麼責任，國家認為自己是萬能的，無處不在，不需你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來指手劃腳。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或者說擔當，只能在知識和精神上發揮作用，主要是獨立着書立說，說真話，至少不說假話，不說違心的話，不說與自己真實生活感受和知識邏輯相矛盾的話，不吃嗟來之食，不主動投懷送抱，這已經相當難得了。
陳寅恪與錢鍾書：用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
騰訊文化：在您多年的對於知識分子的研究中，有沒有哪位是您個人特別偏愛的，他的身上集聚了您理想的知識分子品質？可否請您講一下您在研究中的心得？
謝泳：陳寅恪。他的優良品質，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體會出來。他是自覺用自己的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說實話，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陳寅恪個人的物質生活堪稱最好。政府在第一時間可以給出的所有好處，他都在第一時間得到。但他不認同，他在精神上保持獨立性，他努力批判那些喪失知識分子氣節的人，尤其是他早年的同事和學生。他貶斥勢利，尊崇節氣。內心始終對於自己在知識和生活經驗上想不通的東西，保持不合作態度。還有錢鍾書，他也是一個在當時環境下，能保持自己知識和良知統一的知識分子，至少他不主動迎合，不主動批判別人。不在外力壓迫下改變自己的知識態度。
保持清醒不授本職外的嗟來之食
騰訊文化：陳寅恪先生說知識分子應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放在當下可以怎樣理解？
謝泳：在職業的意義上，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對職業之外的嗟來之食，保持自己的清醒態度。我們不能主動放棄自己的職業，但我們可以主動選擇不去獲獎；我們不能不謀生，但我們可以不求額外的好處，比如教授這個職業學銜之外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