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父親的中年期恰逢中國兵荒馬亂，天災頻發：日本侵華，1942年河南大饑荒，1943年蝗災，國共內戰和「新中國」成立不久的土改。泌陽縣、閃莊和我們家當然不能倖免這些動盪和天災。比如《泌陽縣誌大事記》裏這樣記載了1939年本縣的抗日戰爭：
5月3日，日本侵略軍出動12架飛機轟炸泌陽縣城和賒灣，投彈40餘枚，炸毀民房2100百多間，炸死炸傷居民40餘人。11日下午，四架日機再次轟炸縣城，投彈30餘枚，炸毀民房60餘間，炸死炸傷21人。12日上午，16架日機又在縣城，沙河店，龍王廟，官莊等地投彈120餘枚，炸毀民房1900多間，炸死炸傷43人。秋，美國女作家、新聞記者史莫特萊（Agnes Smedley）女士由上海來泌陽訪問，縣城數千人集會歡迎，她在會上發表了抗日演講，兩天後去南陽。12月，國民革命軍第五戰區發動冬季攻勢，以期從日軍手中奪回信陽。泌陽人民組織擔架，募捐布鞋，積極支援抗日，受到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和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的讚揚。（《泌陽縣誌大事記》21頁）
大姐在《我的故事》裏這樣回憶她的抗戰經歷：
最害怕的是跑日本人的飛機，只要聽到由遠而近的嗡嗡聲，全村人都亂跑，想辦法躲蔽起來，否則飛機掃射會死人的。聽說日本人要進村子，全村幾百人，男女老少都跑到羅漢山上去，大人用帶的熟綠豆給孩子們充飢。待幾日後，再派年輕力壯的人回村探聽消息，然後決定山上大批的人能否回村。這種躲來躲去的日子，每年有好幾次，所以我的小學是經常停課的。
大姐說日本人進村前全村幾百個男女老少都跑到羅漢山躲避，日本人走了再回村。那麼，日寇要來的情報是怎麼得到的呢？得到情報後向誰報告呢？幾百號村民先到山上避難，日本人走後再回村。這麼多男女老少參加的大行動，而且情況每次都萬分緊急，沒有人組織指揮是不可想像的。這個組織指揮者無疑是擔任保長的父親吧——那是他的職責所在呀。電影《地道戰》講的是高家莊人民抗擊日本鬼子的故事，但高家莊男女老少的行動都是在村長高老忠和他兒子民兵隊長高傳寶的指揮下進行的。故事裏的高老忠其實就是個保長，他之所以叫村長是因為高家莊地處冀中根據地吧。換言之，父親當時履行了和高老忠一樣的職責，指揮了保護閃莊村民的行動，只不過沒有像高老忠那樣被日本人殺害罷了。
關於1942年河南大饑荒，《泌陽縣誌大事記》的記載極簡：「春，風，旱成災，入夏尤旱，莊稼無收。人多以草根樹皮充飢，有的人賣兒鬻女度日，時全縣逃荒要飯者達6萬之多。」關於1943年整年《泌陽縣誌大事記》裏的記載僅一行字：「8月，飛蝗過境，大部秋禾被食」。大姐關於這兩大災年的證詞雖也簡略，卻是親歷者提供的當年我家情況的一手資料：「1942年河南大旱，第二年蝗蟲災害，莊稼絕收。老百姓有餓死的。我們家也吃過榆樹皮拌野菜，青大麥粒等代食品。」大災年僅4-5歲的大哥對1943年蝗災的記憶非常具體：「在我的記憶中，【1943年蝗災時】鄉親們把蝗蟲用裝糧食的布袋子裝起來。裝滿的一袋一袋蝗蟲交到保公所，就是我們家，有幾袋蝗蟲就堆在我們院子裏。這件事我一直記得很清楚。「今年大年初一我和大哥視頻拜年時他告訴我母親也要過飯。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河南大饑荒，我翻開了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這是一部發表於1993年的紀實小說。根據他對家人、鄉親、當年中外記者的報道和政府救災不力的調查，作者講述了他的故鄉河南大旱加蝗災餓死人口十分之一（三百萬）的故事。馮小剛讀完這部作品後感嘆：「我一口氣看完，對本民族的認識產生了飛躍。小說沒有故事，沒有人物，也貌似沒有態度沒有立場，主角寫的是民族，情節寫的是民族的命運。」2012年馮小剛根據小說導演了電影《一九四二》，將70年前河南大饑荒的慘烈景象重現在國人面前。《溫故一九四二》將統治者的「大歷史「和民間視角」小歷史「互相交織，可圈可點之處很多，可是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處。第一處是他與92歲姥娘的對話：
這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餓死的】也就三百萬了。我問：「沒死的呢？」姥娘：「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姥娘，你呢？」姥娘：「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這段對話說明當年的地主並不像教科書說的都是《半夜雞叫》裏的周扒皮、《白毛女》裏的黃世仁或者《收租院》裏的劉文彩。近年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三個形象均為編造。
第二處是作者令人震撼，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最後結論：
那時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於飢餓中。照此下去，我想我故鄉的河南人，總有一天會被餓死光。，，，後來事實證明，河南人沒有全部被餓死，很多人還流傳下來，繁衍生息，五十年後，儼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國第二大省。當時為什麼沒有死絕呢？是政府又採取什麼措施了嗎？不是。是蝗蟲又自動飛走了嗎？不是。那是什麼？是日本人來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日本人在中國犯了滔天罪行，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災區，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們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為了收買民心，為了占我們的土地，淪落我們河山，姦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話說回來，我們自己的政府，對待我們的災民，就沒有戰略意圖和政治陰謀嗎？他們對我們撒手不管。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糧，是賣國，是漢奸，這個國又有什麼不可以賣的呢？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你們為了同日軍作戰，為了同共產黨作戰，為了同盟國，為了東南亞戰爭，為了史迪威，對我們橫徵暴斂，我們回過頭就支持日軍，支持侵略者侵略我們。所以，當時我的鄉親們，我的親戚朋友，為日軍帶路的，給日軍支前的，抬擔架的，甚至加入隊伍、幫助日軍去解除中國軍隊武裝的，不計其數。五十年後，就是追查漢奸，漢奸那麼多，遍地都是，我們都是漢奸的後代，你如何追查呢？據資料記載，在河南戰役的幾個星期中，大約有五萬名中國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了械。，，，日本為什麼用六萬軍隊，就可以一舉殲滅三十萬中國軍隊？在於他們發放軍糧，依靠了民眾。民眾是廣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們就是幫助了日本侵略者。漢奸乎？人民乎？【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在戰役之前採訪一位中國軍官，指責他們橫徵暴斂時，這位軍官說：「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這話我想對委員長的心思。當這問題擺在我們這些行將餓死的災民面前時，問題就變成：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我們選擇了後者。這是我溫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後結論。
民族災難深重的這一時期也見證了父親的低谷時期。也是在1943-44年，任保長的父親遭遇了牢獄之災。大姐回憶說：「解放前父親坐過牢，記得當時我妹妹才一兩歲，什麼原因我不清楚。我去獄中看過他，他的雙腳帶着鐵鐐，走起路來嘩嘩作響。」大哥的回憶提到父親坐牢的地點和原因：
我清楚地記得，我坐在牛車上，向閃莊的東南方古城寨走，跟着媽媽到古城寨去看望被關押在那裏中央軍大牢中的父親。我長大點後才聽母親講，是父親當保長的時候派莊上的保丁到賈田徵兵，徵兵的對象是賈田一個大戶人家的兒子。徵兵過程中發生糾紛，保丁開槍打死了這家的兒子，結果追究起來，責任就落在了父親的頭上。我看到了被關押的父親。他的雙腳戴着沉重的腳鐐，一動就發出哐啷哐啷的響聲。
（我從未在老家生活過，但查地圖發現賈田在閃莊北面約4公里。中間隔着潘莊、孫莊、龍台、石台四個村子。父親派人去賈田徵兵，難道他的管轄範圍也包括賈田等北面的幾個村子嗎？這不大可能，因為「一甲10戶，一保10甲」即100戶。大哥回憶錄里」說本庄的人及附近莊上的人「推舉父親當保長。不知這個細節能否解釋父親的賈田徵兵。）
「中央軍」是對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通稱，即抗戰以及國共內戰時的國民革命軍。《泌陽縣誌大事記》1938年裏記載：「五月下旬，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來泌陽視察國防工事，分別在沙河店，向沙關群眾大會上發表抗日演講。歷時六天，後去舞陽。」可見大哥說的「徵兵」由中央軍負責，徵兵過程中出了問題也由他們處理。
「徵兵」俗稱「抓壯丁「。提起「抓壯丁「，我們這代人都會想起1963年八一製片廠的喜劇《抓壯丁》。電影講述了民國時期四川華鎣山地區的國民黨反動派與保長、地主老財等反動勢力相互勾結，以抗日為幌子大抓壯丁，從貧苦百姓身上榨取錢財，迫使貧苦百姓揭竿而起的故事。2004年該電影被改編成26集電視劇《王保長新傳》，主題不變。百度電影簡介里「以抗日為幌子」的說法顯然是「國民黨不抗日」這個宏大敘事的一部分，可是隨着大陸《血戰台兒莊》的上映，這個宏大敘事本身也在不斷演變。就父親的低谷而言，他執行徵兵的對象不是窮苦農民，而是「一個大戶人家」；不僅沒有像《抓壯丁》或者《王保長新傳》裏的王保長那樣撈到錢，反而吃官司坐了大牢。父親遭此大難的時候，母親卻異常鎮定，穩住了一家大小的人心。據大哥回憶，「母親認為保長是絕不會讓保丁打死徵兵對象的。咱們沒做虧心事，心裏不着慌。」母親的見識在我們家面臨危機時展現出強大的力量。果然不久父親就獲釋了。
逃亡求生期（1950-1958）
抗戰期間父親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徵兵引起的牢獄之災，然而幾年後一場更大的危機又降臨到他的頭上，這場危機迫使父親於1950年開始了他長達8年的亡命，先從閃莊逃到駐馬店，再從駐馬店逃到漯河，最後從漯河隱姓埋名逃到了漢口。
這場危機就是「新中國」成立不久的土改，即「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1927-1937）有一場先行運動叫「土地革命」，中共黨史因此將那一時期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的「八七會議「提出了「槍桿子子裏面出政權」的方針，並把「打土豪、分田地」確立為土地革命的核心內容，就是說主要的鬥爭方式不是鬥地主，而是殺地主。1928年井岡山根據地頒佈的《井岡山土地法》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抗戰期間，為了聯合地主階級共同抗日，「打土豪、分田地」被改為更為溫和的「減租減息」。然而，抗戰勝利後國共二次內戰期間解放區恢復實行土地革命的做法，「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頒佈，土改在全國展開。根據1954年12月出版的內部資料，「1949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河南省土改分三批進行……第三批共有6個市郊區和【泌陽等】43個縣，人口1400餘萬，時間是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中共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編印內部資料《河南省土地改革文獻》上冊，1954年12月出版。2頁）可見閃莊土改的時間是1950年冬至1951年春。如下所述，父親的出逃與土改文獻記載的時間完全一致。
從其性質來看，「土地革命」這個名稱比「土地改革」更確切，因為土改也是伴隨着流血暴力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寫道：
建國後【土地革命的做法】又一度回潮，再度導致全國許多省份出現亂打亂殺的情況。新一波打殺造成了怎樣的後果呢？後來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中國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因此在土改中殺了100萬，關了100萬，管制了200萬。但實際上，整個土改以後，地主、富農連同其家屬基本上都被管制了。（楊奎松《中共土改的若干問題》）
詩人、作家徐志摩於百年前的1925年去了一趟蘇聯，目的是考察這個號稱正在消滅人剝削人的私有制以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世界的國度。然而蘇聯的現實讓他得出結論：「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土改採用了蘇聯式暴力革命的手段。電影《活着》裏，賭贏了徐家大宅和田產的龍二土改時被槍斃。聽到槍聲的徐福貴嚇得尿了褲子：「本來被槍斃的是我呀！」方方2016年的小說《軟埋》更深刻地思考了土改期間的暴力革命。故事從新世紀初倒敘至土改時期。私企主管吳青林把老媽接到自己在武漢的新別墅養老，老人家見到豪宅卻意外驚恐道「要不得呀，他們要來分浮財的」遂陷入痴呆。後來吳青林從父親的遺物日記中得知父母驚人的身世：原來他們都是土改的倖存者。父親是川東鄉紳家的少爺。雖然他本人在上海學醫僥倖存活，但全家在土改中被迫集體自殺且被「軟埋」（不用棺材直接埋到土裏）；同為鄉紳又能詩會畫的外祖父全家則先於祖父家被殺。親手掩埋婆家主僕眾人後九死一生逃出的母親在巨大的刺激下失去記憶，但幾十年後突然見到兒子豪宅時她下意識地做出了恐懼反應「我不要軟埋」！在《後記：我們不要軟埋》中，方方說小說是根據一位企業家朋友母親的親身遭遇創作的。其實與《軟埋》裏鄉紳同樣的悲劇在土改時期的河南也上演過。比如商丘地區在土改複查中「自殺地主共197人，其中有101個自殺地主來自夏邑縣「。（熊慧穎《建國初河南省土改複查運動研究（1951-1952）》，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32頁）再比如《軟埋》中吳青林的爺爺是辛亥革命功臣，曾參與剿匪，捐獻土地糧食，擁護新社會，但最終還是沒能逃過劫難。吳爺爺的結局和泌陽縣鄉紳王友梅（1887～1950）的遭遇極為相似。1986年版的《泌陽縣大事記修改稿》1950年裏記載：「11月25日，建立泌陽縣土地改革運動委員會，史雷峰任主任委員。12月30日，以反革命罪將王友梅槍決。」（22頁）然而，今天的《河南黨史方志網》上這樣介紹王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