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感到內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也牽連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終身感到內疚和悔恨的，是對李常青同志的批判。
李常青同志當時是哈爾濱市的市委第一書記。他對黨忠心耿耿，工作兢兢業業，生活艱苦樸素，缺點是工作上有點家長式領導的作風。總的來說，是一個忠誠的黨員，是一個好同志。由於工作上與高崗有些聯繫，便被誣指為高崗線上的人。當時我任哈爾濱市委第二書記，東北局一位負責同志親自打電話給我，說李常青的問題非常嚴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錯誤的批判。對此，作為市委第二書記的我是負有很大責任的。
後來，李常青同志被調到教育部任司長，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內蒙古去勞動改造。在一次騎自行車時，遇車禍不幸身亡。一個為黨的事業奮鬥幾十年的老同志，就這樣落得非常悲慘的結局！
對於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種沉重的負疚感，對他的悲慘遭遇，比我自己在"搶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這是我心上一個永遠難以癒合的傷口。
反右當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我對黨的"八大"是衷心贊成、完全擁護的。特別對於"八大"報告中提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今後的任務是向大自然作戰、搞經濟建設，我從心眼裏高興和擁護。對於"八大"之前毛主席的《論十大關係》和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也是非常贊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後，我覺得心情特別舒暢，對工作幹勁倍增。全國也是一片歡騰，幹部、群眾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可是，好景不長，"八大"閉幕以後，毛主席又在青島會議上作了內部講話，提出和"八大"決議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國內的主要矛盾。這樣，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慮，"八大"決議還算不算數呢？但心裏還是想:毛主席和黨中央總是正確的，這種重要提法的改變，一定是經過集體討論的。只有一個問號：這麼重大的問題，為什麼不召開黨代表大會呢？至少要由中央全會作出決定。我萬萬不會想到，這是毛主席個人決定的。
1957年"反右派"鬥爭，我在哈爾濱市任第一書記，我也抓過"右派"，整過人。當時我對毛主席所講的"引蛇出洞"的做法雖有疑慮，但總的來說，還是忠實執行了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的。按我個人的水平和膽識，當時不可能不按上級的指示辦。但由於我對那種做法有疑慮，因而也做了一件違反黨的紀律和組織原則的事。
當我看到中央下發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絕密文件後，我擔心如果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不了解中央的意圖，怎能領導好這次運動呢？所以，我未經報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兩份文件在黨員副局長以上幹部中進行了傳達，並要他們絕對不要再往下傳達。
由於這些幹部了解了中央意圖，所以在鳴放當中都比較慎重，這樣，在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就沒有出一個"右派"。我的這一行動，在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上來說，完全是錯誤的，但是卻使那次抓"右派"的運動沒有擴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這也算起了點保護幹部的作用吧？
"文化大革命"中，造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運動"中使哈爾濱市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網，我也"罪責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廬山會議後整過一個"反黨集團"
在1959年發起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我也是一個忠實執行者。對於當年召開的廬山會議，黑龍江省是第一書記歐陽欽、省長李范伍參加的，我在那時只能從歐陽欽回來的傳達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況。
我記得，大概是廬山會議閉幕以前，哈爾濱正在召開市黨代表大會。我在大會上代表市委作的報告，關於反對浮誇風、瞎指揮風，反對主觀主義等，還是有一定分量的。這本來是對的。但在那次大會閉幕的前兩天，我聽到廬山會議關於反右傾的信息，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為使大會代表和領導幹部有反右的思想準備，我在大會閉幕之後，未等代表散去，馬上又召集參加和列席會議的原班人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作了一個講話，把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加了進去。市黨代大會通過了市委的報告，並形成了決議。市委第一書記緊接着又在幹部會議作了一個相反的"重要講話"，這確實是極少見、極反常的。但在當時，我只能和只好那樣做。
緊接着，一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在全黨、全軍、全國開展起來。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像全國一樣，也揭批出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錯誤的人。甚至，哈爾濱市委，也像許多地方一樣，搞出一個所謂的"反黨集團"。這是在一次市委擴大會議上，由於過火地錯誤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根據錯誤的認定，並經省委同意的。我作為市委第一書記，對於受到冤屈的同志，負有重要的責任。
1962年初，中央召開了7000人大會，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對於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凡是過了火的，採取一攬子解決的辦法，一風吹。這樣，這次運動中受到處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運得多了。
在一風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對我來說，比之揭批的時候要主動積極得多。給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興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會後，我一回哈爾濱就抓緊平反工作。在市委召開的平反大會上，我公開進行了檢討，並向受冤屈的同志賠禮道歉。對其中有代表性的幾個人，我還親自到他們家中去賠禮道歉。
只是對於那個錯定的"反黨集團"，因為比較複雜，沒有隨着"一風吹"及早平反，後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幾年，是我至今感到遺憾的事。
關於"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認為劉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體現在"桃園經驗"上），對於把農民養幾隻雞生幾個蛋，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也有不同的看法。
1964年中央開會討論制定"二十三條"時，我還誤以為毛主席在糾正劉少奇同志的"左"，沒想到毛主席是認為劉少奇"右"。結果"二十三條"比劉少奇更"左"，最後"左"出個"文化大革命"。"二十三條"中提出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始時，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怎麼也不會想到劉少奇會被定為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怎麼也不會想到我自己也成了哈爾濱市的最大走資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