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百姓在想什麼？
近幾年"崩潰說"愈加頻繁，陸續斷言2014年、2016年、2017年，中國網絡有人調侃，說中國要"持續崩潰一百年"。然而事後大家又都說，低估了這個系統的承受能力，問題在於，這種承受能力究竟是什麼？
我倒想說一點很少有人說的，即大眾的"守成心態"、"亂世"恐懼，成為這個體制的一道防波堤，這在三十年前也出現過，現在更加嚴重了。因為三十年巨大的經濟行為不會毫無意義。
一般都認為，"六四"後中共鼓勵全民發財，大家都掉進錢眼裏去了。這種說法其實很膚淺，因為本質的含義，是中共綁架全民跟他們一道投資了三十年，老百姓是出賣勞動力，但也是投資，誰都不想血本無歸。國內有一種說法：三十年來中國是構建以競爭為基礎的效率社會，突出發展主題，機會多於能力，不管有沒有真本事，只要你敢，就能發財，閉着眼睛朝天上放槍，就會有鳥兒掉下來。那麼現在經濟下行了，機會少了，失敗的人多了，越是如此老百姓越想保住最後一點殘羹剩飯，誰都害怕大局崩壞，一根救命稻草都撈不到。
國內的民心、民情；不同階層的金融風險和經濟承受力；社會心理對中國的無出路、無前途、身後洪水滔天等等應對和付出；中國小傳統中"看客"、"過一天算一天"、"自掃門前雪"等觀念在今日暴政下的形態和表現，等等，反而是預測政治情勢更可靠的參照系。
1989年春天，我在上海拜訪巴金老人，他對我反覆只講一句話："要看老百姓怎麼想"、"要看老百姓要怎麼樣"，我當時壓根兒不懂他的意思，很久以後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說：共產黨怎麼想、知識分子怎麼想，其實都不重要，最後的決定因素，是老百姓想要什麼。
五、以「六四屠殺」起訴李鵬的訴訟
中國民間追訴中共體制，最終要走司法途徑。
四九之初的鎮壓、五七反右、文革內戰都是「國家犯罪」，然而都不及調動野戰軍開進首都屠城來得嚴重，1999年夏，我腦子裏翻騰一個念頭：以「戰爭罪」起訴李鵬，可行性多大？涉足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不過我的好奇，總是讓我先對這方面的知識感興趣，這也算一種探索，其痕跡留在日記中，不過後來我發生車禍，一切斷線，後續發展可向「中國人權」徵詢。
一、紐倫堡大審：對一個國家的合法領導人定罪
一九四四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將審判「所有涉及戰爭罪」的納粹黨人，並指派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傑克森主持，可是一開始就遇到嚴重的法律程序問題，不是缺乏證據，而是沒有可循的法律判例：要對一個國家（納粹德國）的合法領導人（希特拉是合法選舉上台的）定罪，因為紐倫堡法庭必須接受一個國家的法令絕對合法，而所有納粹的屠殺罪行都是在執行這個國家的法令。
所以，事情變成紐倫堡大審是根據眼前的案情創造了一套法律，來判決罪犯違反了尚未存在的法令。
被處死的納粹頭目如戈林、里賓特洛甫等，都不是定的「種族滅絕罪」，這個罪名要到幾年後在聯合國通過了「反種族滅絕決議案」後才存在。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比法律更高的律令存在。
這個細節，對追究天安門屠殺可能至關重要，在人道意義上你盡可以譴責中共以屠殺來對付人民的和平請願，但在法律意義上，特別是國際法上，如何追究罪責，這當中會有很多難點，也會有很多學問，我不知道國際法比紐倫堡大審那時改進了多少？
二、最終中國人民必須自己審判六四屠殺
最早我跟「中國人權」的劉青討論，以六四屠殺起訴李鵬，這個訴訟沒有那麼簡單，也在訴訟程序。
１、海牙國際法庭過去只受理「國家起訴」，如美國和北約對莫洛什維奇的「種族清理罪」的控訴；後來有一新法庭成立，卻不受理過去的案子，只受理它成立之後的案子。
2、「國家起訴」一般主要是戰爭罪、種族屠殺等，六四屠殺能否做成「國家起訴」、哪個國家肯承擔？還需要論證。
3、某國人民對其政府的訴訟，國際法庭要求完成國內訴訟程序之後，他們才能受理，因此必須先走「國內起訴」這一步，此即意味着要以共產黨制定的中國法律起訴李鵬，走不通；而且中國法律對「殺人罪」，規定只能「公訴」（檢察院辦理），也走不通。
後來中國人權開了個「務虛會」，初步形成的共識：
1、「控李」一事正式定名為「六四受難家屬訴訟」（簡稱「六四訴訟」）項目，列入中國人權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如同以往在聯合國推動「譴責中國人權案」項目一樣，組成理事會專門工作小組、聘請專職人員、協調各方面力量一同來做。項目的最終目標是審判「六四屠殺者」，為受難者討回公正。「丁子霖名單」的推出，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開端；
2、項目開展，目前組建兩個小組：
第一，檔案小組，任務是建立一個「六四罪證資料庫」，其中主要是配合司法訴訟收集證據，按照法律標準取證，同時逐漸延伸擴大為包括因六四被判刑坐牢、通緝、迫害等所有相關資料；
第二，訴訟可行性小組。目前為止諮詢到的信息，國際訴訟的可能性幾乎是零，但是：
1、國際司法體系是一個隨着現實需要不斷改進的系統，我們的可能性就存在於這種改進當中，特別是李曉榕談到目前國際司法界非常熱門的「轉型中的正義」（Transition Justice）這個問題，有關對南美洲一些獨裁者（如阿根廷、智利）軍管時代恐怖罪行的追究，已經結累了許多經驗，也強烈衝擊着國際司法界；
2、中國人民最終必須自己審判六四屠殺，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無論國際國內訴訟，目前都需要我們抱着一種尋找正義的精神，去探索任何可能的方案和操作途徑，這個可行性小組，需要配合併協助國內受難家屬按照中國的法律，堅持把國內訴訟走到底；同時向國際司法界、西方律師界、各法學院系統諮詢國際訴訟的途徑、步驟，了解參照南韓大審、柬埔寨屠殺調查、南美追究獨裁者、亞洲「日本慰安婦」訴訟等案例，逐漸釐清脈絡，找出一個或數個適合於我們的方案，加以實施。
肖強着手籌備一個諮詢會議，請國際司法界、法學界、耶魯大學法學院、南韓、南美等有關專業人員，介紹經驗、分析我們立案的途徑。
劉青也會同香港支聯會聯絡協同。
「傷害罪」可以民間起訴，所以劉青主張在國內組織一個律師團做起來，也便於搜集證據，但難度也相當大，因為很危險。
今天國際法庭可以不必由當事國起訴就受理「種族滅絕罪」，是源於當年審判納粹的紐倫堡大審。
三、柬埔寨正義難伸
首先當然是波爾布特逃過法網。據說美國耶魯大學的法學家，從一九七五年就開始調查柬埔寨的大屠殺，三百萬人死於波爾布特之手，可能是他們提供的數字，中共一直阻擾國際社會審判這個魔王，洪森政府也出爾反爾，1999年聯合國專家工作組建議成立國際法庭也遭遇阻撓，最後正義難伸，罪犯皆從輕發落，詳情不多說了。
